2010年,我与资中筠先生同往云南采风,路上我向资先生介绍了北京画院对于传统书画的保护与传承所做的工作。当我谈到我们对于齐白石藏品的研究与展览时,资先生说,齐白石获得的“国际和平奖金”(1955年度)证书便是她的先生陈乐民写的。这令我十分意外,一位中国画大师和一位欧洲学研究者竟有如此联系,我对陈先生产生了好奇,资先生便跟我聊起了陈先生的很多事。从资先生的谈话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学养,我对陈乐民先生的学识与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云南回来后,我专程去了一趟资先生家。资先生向我介绍了陈乐民先生的著作、手稿以及书画作品。看着那堆厚厚的用毛笔撰写的欧洲学论著,以及充满文人情怀的书画作品,给我极大的感动。回去后,我就与画院的同事商量给陈乐民先生举办—个特别的画展,为什么说是一个特别的展览呢?因为陈乐民先生不是一位专业书画家,但他对待艺术的态度和他的艺术境界却给艺术创作者带来很多有价值的启发和思考。
陈乐民先生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欧洲学会会长,他是在中国首倡“欧洲学”观念的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长期从事国际政治、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并且做了大量的“民间外交”,他撰写了很多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如《欧洲文明十五讲》《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等。陈乐民是一位研究西方政治和历史的学者,却一直对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敬畏和眷恋之情。他从未放下过毛笔,他用毛笔写稿,用毛笔抄写古代经典著作,还用毛笔写艺术心得。通过毛笔,他找到了一条与古人会心的途径,从书画中他化解了人生的苦难,尤其是晚年病痛带给他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他曾在病痛中反复抄写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用苏轼的豁达精神来鼓励自己。在这条往返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通衢上,他很从容,很淡定。
陈乐民先生之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做到自信、自由,在人生态度上从容、淡定,跟他儿时所受的教育,以及一辈子阅读经典、潜心做研究有很深的关系。陈先生从小就爱画画,家里藏的石印《芥子园画谱》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他母亲见他喜欢画,就出钱送他去“四友画社”学画,在那里他得到一些老师的指点。后来,他领悟到中国书画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独立风骨、气节和真性情,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书画也就成为他抒发文人情怀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比如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他画了好几幅松树,每棵松树都茁壮、挺拔,并题跋文:“节录李商隐《李肱所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取其端如君子,身挺若壮土,胸竦削正直高大不凡之意,为九七香港回归贺。陈乐民画并书。”借松抒怀十分明显。
陈乐民先生的渊博学识和文心画境与中国传统文人画家的精神一脉相承,他们依靠自己的修养和书法的深厚功底,使绘画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给予当今书画家很好的启示。现在很多画家注重的往往是技法,很多展览经常会让人感到单纯追求技法时的浮躁,而不是意境的宁静与从容。很多艺术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丢失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所谓的创新中,遗落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
通过研究陈乐民先生,我们感受到一位欧洲学研究者的中国传统文人情怀,了解到他是如何在这个充满名利和浮躁的时代,如何保全他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及他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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