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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11月30日 星期三

    奈保尔的“底牌”

    林跖蓝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11月30日   11 版)
    《抵达之谜》,【英】奈保尔著,蔡安洁译,南海出版公司2016年9月出版,49.50元

        书名是与“抵达”有关的,也即是说,至少在写作该书时,奈保尔的“身份焦虑”已经得到了“治愈”。身份也好,随着时间流逝必然将至的死亡也好,都在“杰克的花园”中获得了安抚。

     

        新近出版的中文版《抵达之谜》写于1987年,写在奈保尔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已完成之后。这不是一本“好看”的书,它缺乏一些能够引起读者“阅读情欲”的东西。但这本书却被誉为是奈保尔的“生平最佳”。带着好奇读完之后,觉得若论隽永,《米格尔街》已足够隽永;论叙事,《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大河湾》似乎要显得更为流畅完整;论洞察的犀利,大概“印度三部曲”也已经写到极致。然而《抵达之谜》是这样一部书:它是一个隐喻;是理解奈保尔及其全部作品的钥匙;也是作者对自己既往人生与创作的回顾与打量。关于奈保尔及其作品的讨论如此之多,在某种意义上,《抵达之谜》大概也是作者面对世间无数揣测、讨论的一次总的回应,一次“自我定性”。

     

        虽然这部“半自传体小说”出版以来得到了“现代版《瓦尔登湖》”的美誉,但无疑,这并非是一部“自然文学”。该书的主体部分是“我”在英国威尔特郡乡村的生活经历,其间穿插着自己的人生和写作历程。因此《抵达之谜》的结构、主题之奥秘就隐藏在威尔特郡庄园与“我”的写作、人生之关系当中。

     

        作为殖民地作家,奈保尔的身份焦虑是无所不在的。虽然在他其余的小说、随笔当中,这种焦虑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但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好比东欧流亡作家无论写什么,都是在用“流亡者之眼”观察人与世界;奈保尔也时时在用他的“殖民地作家之眼”去观察这个世界。奈保尔是那种时时注目“变化”的作家,自身的与外界的,不管观察什么,都那么兴致盎然。他的笔触也常常流露出一种比较宏大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眼光,这是十分罕见的。要解读他的这一创作惯性形成的原因,或许可以读一读他在小说《大河湾》一开头所讲的:“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身处中心、享有特权的人不会去思考什么是“中心”和“特权”,换言之,只有经历过或正经历着某种“丧失感”的人,才有可能格外在意“变化”,关注“位置”。

     

        这个特点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读到,而在《抵达之谜》中更是被表露无遗。初读之下,这本书写了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人物,但又各各性格饱满,几乎可以写成许多个中短篇。奈保尔为什么选择在一本书里将他们作一“群像”的展示呢?这无疑是由该书的写作主题决定的。作者想要集中地去呈示变与不变,以及隐藏在变与不变背后的荣耀与悲哀。在那看似保留着旧时代农业风味的庄园,有那么几个出于不同原因生活在一处的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小社会”,奈保尔从中观察时代变迁的痕迹,人的欲望与人性的乖谬处境,回顾他自己的来路,思考他自己的命运。

     

        比如他就从庄园的房东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个房东,拥有这庄园的全部财富,是一个富有的现代“隐士”,拥有“我”所没有的特权;他还喜欢疯长的花园,喜欢写些奇怪的诗。他是该书的一大神秘人物,几乎从未给过读者一个正脸。奈保尔对这个房东基本上是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这个房东所拥有的特权对他自己造成的全是消极作用,他藉着财富与无所事事的优渥滋长着消沉与阴郁。在奈保尔看来,拥有“特权”者,很可能只是对之白白拥有,这惊人的生命的浪费使作者起了怵惕之思,读来既感悲哀又觉得无比讽刺;在书中,作者持批评态度的,还有衣饰讲究、然而处处自我粉饰的园丁皮通,以及表面上持有激进的自由主义、实则浑浑噩噩的司机布雷……他们几乎全处在某种危机之中而不自觉,他们无视“变化”,终究被自己的懈怠、自负挤进了生存的逼仄。奈保尔洞悉这里面的奥秘,他批评他们,也同情他们,他写这些人物,笔触间可以说是带有一点启蒙的意思,虽然读来没有丝毫的说教意味。这或许由于,无论是同情还是批评,他都挟带着充沛的人生经验去比照和印证。

     

        作者罕见地在书中披露了他从十八岁离开特立尼达所经历的“写作之旅”。这段旅程从十八岁那年坐飞机离开家乡西班牙港写起,写了自己作为异乡人、作为西方社会的“身份尴尬者”,不断漂泊,经历不为人知的曲折。这里面的许多描写,我觉得不仅仅可以被置于“后殖民文化”的语境里去讨论,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北漂”、野心勃勃的闯荡世界者,大概都可从中感受到相似的五味杂陈。比如,奈保尔在该书中提到了自己早年被欺骗、嘲笑、冷落的屈辱经历;以及他也曾写过一些“时髦”的小说,他写都市,写灯红酒绿的爱情,但是渐渐他意识到:“成为那种我理解中的作家,我需要虚伪,需要假装自己是别人,是另一种背景孕育的人。通过把出身于殖民地的印度人的自我隐藏在写作者的人格之下,我损害了素材也损害了自我。”

     

        带着这段自白去读作者对皮通、布雷这类人物的批评,就会发现他实则也是在扬弃过去的自我。(所以不难理解,当作者写到“皮通”这个人物被庄园辞退,被逼至生存“死角”,最后不得不改变昔日浮夸的做派,去从事一份卑微却也踏实的工作养家糊口,“我”反而觉得十分欣慰。)“我”一路走来,渐渐从抽象知识、从对自我的粉饰中走出来,去表现自己更为熟悉的那些人的生存日常,将威尔特郡农庄当作自己的心灵庇护所,甚至是源源不绝的写作素材库。“我”的觉醒,“我”作为作家的觉醒,都似乎可以从威尔特郡农庄找到某些深层次的根由。即过去之“我”对应着“我”在农庄所见到的那些懒于改变、羞于正视自我的人;“我”的写作生命的觉醒,则又对应着杰克的劳作和“杰克的花园”,各各形成深层的互文关系。通过这样的互文性的表述,奈保尔无疑是在暗示:写作即另一种形式的劳作,“杰克的花园”给予了他这样的启示:重要的不是劳作的形式与劳作的身份,重要的是劳作本身,以及通过劳作去感受生命的有限与无限。

     

        《抵达之谜》在这些交织着暗示、象征的地方,依然保持着一种冷静与克制。这或许是该书不能被完全视作自传的根本原因。即作者依旧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去描写时间、历史、人性、变化……结构上的匠心在于,他把自己的“写作之旅”镶嵌在关于威尔特郡种种的描写之中,给读者的感觉是:他的写作正是从威尔特郡农庄的泥土味中生长出来的,因而也是属于威尔特郡自然的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样的思考方式很东方。

     

        书名是与“抵达”有关的,也即是说,至少在写作该书时,奈保尔的“身份焦虑”已经得到了“治愈”。身份也好,随着时间流逝必然将至的死亡也好,都在“杰克的花园”中获得了安抚。“生命和人是谜团,是人真正的宗教,是灰暗和灿烂。”奈保尔用《抵达之谜》告诉我们:生命和人超越国籍、文化与种族之别;而与此同构的直面自我的写作,是他终究“抵达”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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