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有信仰的生活不是在都市的书房中可以揣测的

    刚去藏区的时候，范稳有点“愣”，像许多初入藏区的人那样，只是个猎奇者。有一次他被磕长头的朝圣者感动，拿出相机就拍，被发现后遭追打。狼狈之余他自认无辜：这些人怎么这么野蛮？可是后来他悟到，自己才是“野蛮人”——人家在专注做严肃的事情，你凭什么不经同意上来就拍照？就像你在电脑边工作，人家冒咋咋的就给你拍照，你高兴吗？

    此后范稳慢慢知道了一些藏区的规矩，他先去和对方打招呼，并为磕长头的喇嘛布施，向他竖大拇指。这样别说拍照，你和他一起捏糌粑吃、采访他的经历什么的都可以。他认真地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对他们的信仰的尊重和认同。藏族人说，给磕长头的喇嘛布施，自己也有一份功德。

    但尚有很多是无法靠经验积累的。一个作家在藏区调查采访，耗费财力自不必说，还有交通的不便，和当地藏民打交道也有诸多不便。开组织介绍信也没用，因为很多藏民根本不识汉字。

    怎么办？范稳觉得要依靠组织了。需要下去调查寺庙时，只消领导给寺庙一个电话，说有朋友去你们那里住一段，就可得到活佛热情友好的接待。不像之前，去寺庙或去村庄，范稳都要买酒买烟，靠拼酒和藏民们交朋友。

    在完成“藏地三部曲”的第一部《水乳大地》之后，他打算写第二部。写什么，怎么写还没想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必须再去藏地走一走。这是他每一次创作的必要过程：“在藏地周游，再用一年多的时间看书阅读，然后才开始写作，这样每部书都要用三四年的时间。我认为这种缓慢的写作姿态是非常有必要的，藏区的生活总是在我们的想象力以外，更不用说它的历史与文化，民间传奇和神界故事，与我们通常所掌握的文化体系大相径庭。神的世界、有信仰的生活不是我们在都市的书房中便可以揣测的。一个普通藏族老人的一句话，可能会让你有胜读十年书之慨。”

    通过朋友，范稳表达了自己打算去藏区体验生活的想法。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挂职副县长，一个是去“三江并流”办公室。前一个组织程序漫长，应酬多，后一个要去各个自然景观调查，但只是副科级单位。范稳很干脆地选择了后者。

    “三江”是指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在云南省境内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多公里，三江并流地区是世界上相距最近、切割最为纵深、蕴藏最丰富的地质地貌博物馆，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三江并流”被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当时，云南为加快“三江并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进度，刚刚成立“三江并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办公室，办公室人不多，办公室主任都之此里是德钦人，很爱家乡，为“三江并流”申报世界遗产带着大家跑景点做调查。为了开发“三江并流”的旅游业，还请来了专家考察梅里雪山朝圣沿途的风光。

    每年都有藏族人从各地前来转山朝圣，尤其是在卡瓦格博神山的本命年——羊年，转山朝圣的藏族人络绎不绝，蔚为壮观。朝拜路线分为内转和外转两种。外转朝圣路线需要绕梅里雪山一周，从云南进入西藏，再从西藏返回云南。办公室组织了几十个人的马帮，雇了四十匹马，每人两匹，加入到转山的队伍中。梅里雪山海拔6700米，沿途景观涵盖了除沙漠和海洋外的所有景观和地貌，包括泥石流、冰川、雪山、大峡谷、大江大河、丹霞地貌、原始森林高山台地等等。光是4000米以上的雪山他们就翻过了七座，《悲悯大地》中写到的人物，包括磕等身长头的大妈，也是小说的原型，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自然景观，都来自范稳那趟长达15天的转山经历。

    累自不必说，危险又无处不在。藏族人转山只在背篓里带点吃的，范稳一行还算条件好的，帐篷、睡袋、灯、食物一应俱全。但这些无法抵御晚上跳蚤的轮番轰炸。最令人恐怖又恶心的是蚂蝗。火柴棍粗细的蚂蝗嗜血成性，无孔不入，时不时地钻进人体，即使用塑料袋把腿扎起来也无济于事，等到发现往往已是血流了一地。范稳第一次看到蚂蝗半个身子钻在自己腿里，只留一个小尾巴在外面晃来晃去，上手就拔，不小心拔断了。后来才知道，这时候只能用烟把蚂蝗熏出来。后来他每次去藏区都带杀虫剂，出门前在手腕脚腕处喷，这样蚂蟥就不会来叮了。但十几天下来，皮肤溃烂。蚂蝗叮人是无声无息的，不觉疼痛，有一次范稳以为是走路汗湿了袜子，等停下才发现，袜子全是红的，不知淌了多少血。于是赶快用烟灰滴在上面止血，蚂蝗吸饱了大摇大摆地出来，这时已变成手指粗细。

    “三江并流”周边生活着14个少数民族，这样多元的民族文化区域，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背景。藏区有很多半农半牧区，有的种庄稼，有的放牧，有时从高山峡谷间走出，眼前豁然一大片开满鲜花的草甸——风景是如此美不胜收，但地势之艰险，直到现在范稳想起来也有些后怕。有时候走到天黑也走不出来，却四处找不到平地，根本没法搭帐篷，只能在稍平一点的道路上就地躺下。可是路又太窄，还须提防着从坡上滚下来，只好找块石头蹬在脚下勉强入睡。高寒地区，雨季提前来临，范稳要在滑湿泥泞的山路上跋涉，最严酷的是在峡谷间行走，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坠入万丈深渊。一次马蹄稍微一滑，他从马背仰面摔下，脚蹬来不及甩掉，被马拖了十几米才停下来。

    “三江并流”地区有着数十个教堂，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当地的信仰之一。范稳一直想去看一个教堂，需要从金沙江翻越碧罗雪山到怒江，但是如果按常规，藏族人也要走三天。可是如此一来就赶不上周日的弥撒。范稳坚持两天内赶到，马帮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两人相持不下，眼看范稳拿出棍子几乎要豁出命来的架势，马帮只好同意。

    范稳回忆起来觉得自己有些过份，但是在当时，这种激烈的方式又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那天走到夜里12点，终于在第二天按时赶上了弥撒。走进弥漫着汗味的教堂，那一刻范稳觉得特别幸福。

    在范稳挂职这段时间，办公室给了他一套新房子，房子有一百四十平方米，没有装修，玻璃是单层的，又是单体墙。香格里拉的冬天冷极了，没有取暖设备，即便烤四五千瓦的电炉，将身体埋进睡袋里，所有服装全盖上，范稳还是冻得睡不着。更多的时间，范稳是在下面跑。大约半年后，2003年7月，“三江并流”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得知这一消息，“三江并流”办公室的几个同志买了几箱白酒，喝了个一醉方休。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主任站都站不稳了，边说边晃，范稳赶紧跑过去藏在他背后撑住他。

    1999年的夏末，范稳在西藏芒康县的盐井教堂呆了一段时间，一个黄昏，他独自去教堂的圣地，忽然发现了一个当年因宗教纷争被杀的传教士的坟墓，苍茫血腥的历史在他的眼前赫然打开。就在这个细雨中的黄昏，范稳被某种力量震撼，被某种人生悲剧感动。它就像来自天国的一束强光，忽然把平庸的生命照亮。他觉得自己必须得为这份震撼与感动做点什么，改变些什么，传达出什么。

    2006年夏天范稳再次去藏区采访，已经很熟悉行情：一匹马一天60元，一个赶马人一天30元——虽然有一点野外的生存经验，但范稳不了解山性水性，不知道哪座山上滚石头，也不知道哪里的泉水不能喝。他必须依靠马帮协助才能抵达目的地。即使如此，也随时有不可预测的危险。一次，穿迷彩服的赶马人在前面开路，一下子惹到了马蜂窝，马蜂“轰”的一声象烟雾冒起来，他扭身就跑，边跑边冲范稳喊，躲远一点！马蜂像一大片黑云一样跟着他，好在他有经验，逆着风飞快地跑，还是被马蜂叮了几口。

    在跟随马帮连续翻越了两座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后，他意外地得知在一个高山牧场上有个隐居的藏族台湾老兵。这让范稳深感惊讶。一开始台湾老兵不接受采访，不答应见面。范稳从村庄的小卖部里买了最好的酒和烟，雇了两匹马，去寻访台湾老兵。这个藏族老兵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县生活了三十多年。离开大陆的时候不到20岁，妻儿都来不及告别，自1958年到台湾，老兵30年间一直没有结婚，因为天主教宣称所赐予人的婚姻不会被拆散，他坚信妻子会等他。1988年海峡两岸开通往来，他是第一个回大陆的台湾老兵。云南省统战部接他回来后，他直奔村庄兴冲冲去找妻子，然而已物是人非。这个人物成为范稳小说《大地雅歌》里的人物原型。他说，自己的小说人物不用凭空捏造，远不如现实生活中发现的那么传奇。

    范稳为台湾老兵坎坷的人生经历而感慨，为他在海峡两岸守望终生的爱情而唏嘘。“我原本计划在第三部中重写宗教与宗教间的对话，两种文明的碰撞，但是这场凄美的爱情让我不能不将‘大对话’作为两颗真爱之心坚韧守望的时代背景。”他说，把握一个时代的特征、认知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需要某些鲜活的点，就像有智慧的人用一个支点便可撬动地球。

    “挂职肯定对我是有帮助的。藏族人的祖辈和父辈都没进过城，是原始的、纯朴的藏族人，在和藏民接触的过程中，我充分领会到藏族地区的历史和当下的关联性，我在作品中也写到藏族社会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变迁。这种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令人惋惜的一面。”范稳说，有些文化在丢失，有些生活习俗在改变，这是必然的，是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