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印 历久弥新

    毋庸置疑，研究17-19世纪的中西关系、中西贸易和广州体制（粤海关、十三行和澳门），《编年史》具有经典意义。有鉴于此，1994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编年史》中译本，该中译本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学术界对明朝末年至清朝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中西关系、粤海关史、十三行史和澳门史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将书中每个年度中特定商品的贸易情况摘录出来，就可以成为一篇论文，大至茶叶、瓷器，小至咸鱼、蜜蜡。季羡林教授曾专以此书为依据，撰写了札记《蔗糖在明末清中期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20多年过去了，初版中译本早已售罄，一书难求，早期中外关系史研究也有相当大的进展。

    在《编年史》原著出版90周年之际，岭南文库新版《编年史》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为了便于学者使用，尤其是便于后进学子通过此书进入门径，同时，使读者了解原著者和译者的学术背景和著译时的学术环境，重新认识《编年史》在当下学术语境中的价值，新版《编年史》在卷册和内容方面都有精心的调整和增加。

    首先，新版《编年史》五卷五册的版式，与英文原著保持一致，改变了初版中译本五卷三册的版式，并在每册页边标注了原书页码，便于读者使用索引或核对原文。

    其次，《编年史》原著第四卷和第五卷分别附有名词索引，此次新版《编年史》，两份索引整合为一份索引，加以翻译，中西文并存。校注者还在原著索引的基础上增补索引条目约12万字，使索引部分长达175页，约21.7万字。这份中英文索引为读者使用该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词汇索引之外，新版《编年史》还附有中英双语的征引文献索引，分为原著征引文献索引和译校征引文献索引，为学者进一步研究时追溯史料来源提供了方便。

    第三，《编年史》原著完全由年近七十的马士一人完成，完成进度较快，原著文字往往直接照录档案原文，因此，人名、船名、地名、官名以及各种专名，多有简写、缩写、前后不一致甚至舛误之处。初版中译本的译稿是区宗华教授在文革期间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完成的，许多词汇只能音译。1986年决定出版中译本后，中山大学章文钦教授和南开大学林树惠教授对近140万字的译稿进行了反复的统稿、校对、辨误、考订和抄正工作，章文钦教授还参照中西文献，结合当时的研究成果，增加校注320余条（新版将这些校注称为“文钦注”）。此次新版《编年史》，章文钦教授根据原著索引和勘误表，结合中文史料，尤其是参考最近20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新增校注（书中称为“文钦补注”）840余条，两次校注合计1160条，约20万字。不要小看这些校注，它们通过中西文献对照，纠正原文舛误，考订人名地名，介绍背景知识，引入最新成果，大大增加了原著的学术分量，背后的功夫不亚于写作学术论文。

    第四，新版《编年史》特别增加了2万字的《著者传略》和1.5万字的《译者传略》，以及新版补记两篇，显示了从原著到新版中译本，1926-2016年，90年间三代学人付出的心血。《著者传略》以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撰写的马士传记为基础，勾勒了马士一生经历的两大阶段。《译者传略》则以真挚的感情回顾了区宗华教授一生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经历，尤其是文革期间，资料匮乏，物资匮乏，没有公职的区教授潜心翻译，140万字的译稿密密麻麻地写在能够获得的一切纸张上，大部分为未用完的小学生作业本的空白部分。显示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在补记两篇中，章文钦教授回顾了自己为中译本初版和新版翻译索引、撰写校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在这个以期刊发表为量化考核标准的学术跃进时代，撰写校注这类“缺乏绩效”、利人不利己的工作，少有学者愿意承担。无论一般读者还是学者，在阅读新版《编年史》的时候，一定能在感受索引和校注的便利的同时，体会到校注者坚定不移的学术理念和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

    对中英关系而言，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在国人心中的烙印太深，人们对《编年史》中记录的早期中英贸易和中英关系关注不足。今天，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是中美两国直接贸易的开端，但是，哪怕是历史专业的人，都很难说出最早与中国直接贸易的英国商船是何时来的，船名是什么（1637年威得尔船长率领的船队在广州贸易）。华语学术界对《编年史》的利用，主要的落脚点是中国，用它研究明清两朝中国政府的外贸政策，粤海关体制，十三行体制，澳门历史等问题。世界史学者甚少用它来研究英国商业史、公司制度和特许制度的变迁，更不用说该书体现出的全球史视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是英国对印度和东南亚殖民统治的延伸，是17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在全球争夺殖民霸权的组成部分，势必反映出列强在欧洲、美洲、南亚、东南亚等地实力消长的变化，以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变迁。同时，《编年史》对资本、商品与货币流动的详细记录，对研究17世纪以来英国金融体系建立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形成，也有重要价值。更不用说该书在航海史领域的参考价值。因此，新版《编年史》的意义在于，它不应仅作为早期中西关系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受到关注，还应该作为世界史、全球史和海洋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