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版《大众哲学》略作辨析

    今年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艾思奇逝世50周年。1936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由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今年也是该书出版80周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在今年7月推出了《大众哲学》的新版，这当然是件好事。

    不过，笔者在仔细阅读了这个新版《大众哲学》的《出版说明》并浏览全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后，却发现出版者在《大众哲学》的版本问题上造成了混乱——见于《大众哲学》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就此问题略做辨析。该书《出版说明》如下：

    这本书是艾思奇同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原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杂志第一、二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题为《哲学讲话》。后出版单行本。从1936年印行第四版起改名《大众哲学》。到1948年12月，共印行了三十二版。数以万计的读者，由于本书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作者多次进行修订，希望本书能更好地发挥启蒙作用。最后一次修订是在1950年，但未能印行。现在这个版本，就是根据这最后一次的修订稿整理排印的。

    这个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的《出版说明》，给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1950年，艾思奇对《大众哲学》一书进行了最后一次修订，但该修订本一直未能印行。

    事实是《大众哲学》1950年的修订本，最早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书店”）在1979年3月第一次出版。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的8卷本《艾思奇全书》，在第4卷中也收入了《大众哲学》的这个修订本（1936年6月的《大众哲学》第4版，则收入《艾思奇全书》第1卷），并有如下题注：

    这是艾思奇在1950年~1953的修改本。原是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要求而修改。这个修改本改动很大，不仅体系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而且在内容上作了许多增改，有些章节几乎是重写的。由于陈伯达策划了对《大众哲学》的批判，被诬为‘机械唯物论’等等荒唐的罪名，本书被迫停止出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3月才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1979年3月出版《大众哲学》的1950年修订本时，三联书店第一次即印了35万册，并且在该书出版前的1978年10月，编辑部写了一则《出版说明》——事实上，前文引述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的《出版说明》，就是三联书店的这则《出版说明》——只不过仅仅是在其中的“三十年代”前，加了“上世纪”三个字。

    新中国建立后，三联书店于1951年并入人民出版社（作为其副牌出书），因此，后来人民出版社也多次出版过《大众哲学》的1950年修订本。人民出版社在2004年和2009年先后将该修订本收入“中国文库”和“人民文库”出版，目前在市面上流行的，则是2011年12月的第3版。虽然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有过同为一个单位的历史（三联书店1986年1月正式恢复独立建制），但在人民出版社所出的《大众哲学》1950年修订本的这几种版本上，都印有当年三联书店的《出版说明》，而且都清楚地注明了《出版说明》的写作时间是“1978年10月”——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负责。

    顺便说一下，在《大众哲学》的1950年修订本近年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情况下，恢复独立建制后的三联书店也多次出版过《大众哲学》，但这已经不是该书1950年的修订本了。201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三联经典文库”的第一辑（选收1932~1951年间三联前身各书店及1948年三联书店成立后所出有重要影响的图书100种），其中的《大众哲学》，采用的是艾思奇1947年的修订本，是以该修订本1949年4月长春新中国书局（新中国书局是解放战争时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合作，在新解放的一些城市创办的进步书店，1949年后陆续并入了各地的新华书店）的版本为底本重新出版的；此后，该版《大众哲学》还收入了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学图书馆文库”（2014年6月）“和“三联精选阅读文库”（2015年9月）中。

    还有一个问题，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的这本书，虽然书名也叫“大众哲学”，但从内容上看，却又超出了《大众哲学》——《大众哲学》1950年的修订本，共5章含22讲（或22个问题）——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的版本，则是共6章含34讲（或34个问题）。这多出来的第六章（共12讲或12个问题），实际上是艾思奇的另一本书，即《哲学与生活》。虽然《哲学与生活》和《大众哲学》都是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名著，但《哲学与生活》是作者在1935年至1937年间编辑《读书生活》杂志时，为了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所写的一系列文章的结集，是1937年4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历来出版的《大众哲学》中并不包括《哲学与生活》。

    笔者强调《哲学与生活》是不同于《大众哲学》的另一本书，这只是从出版史的角度而言的，并不是要（当然也不会）否定《哲学与生活》一书的重要价值。事实上，在新中国建立前，虽然《哲学与生活》并没有《大众哲学》出版的版次那么多，但由于毛泽东在1937年9月读《哲学与生活》一书时，作了长篇摘录，并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因此，《哲学与生活》一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乃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收有毛泽东的这一读书摘录，并附有他给艾思奇写的信，书信内容如下：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当年阅读的《哲学与生活》一书，与现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大众哲学》一书中的第六章也不是一个版本。毛泽东当年阅读的《哲学与生活》，内容相对要多一些（分作“哲学问题”、“民族问题”和“生活问题”三个大题，在每个大题目下，又分为若干小题，全书共17个小题），现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大众哲学》一书中的第六章，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在再版该书时，“在和艾思奇同志文稿整理小组商量后，删去了一些对当前意义不大的几篇文章”（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生活与哲学》的《再版说明》）后的一个删节本，这个本子删去了原来“民族问题”题目下的三个小题和“生活问题”题目下的两个小题，只保留了12个小题的内容。

    在艾思奇逝世50周年、《大众哲学》出版80周年之际，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将《大众哲学》1950年修订本和《哲学与生活》合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平心而论，笔者指出的上述问题，不见得是出版社成心制造版本混乱，有意误导读者——很大程度上，这恐怕是由于不重视再版书的版本辨析所造成的。事实上，较长一段时期来，国内不少出版机构在再版书的问题上，越来越不重视图书版本的整理、辨析和出版说明工作，这极不利于出版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