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如磐石　永不言败

    从电视新闻中突然看到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病逝的消息，不由心头一紧。就在今年1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会见10位荣获“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人士中，就有加利先生。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尽管93岁高龄的他坐在轮椅上，却依旧神采奕奕，精神矍铄地与习主席握手，谈话，脸上依旧是那令人备感亲切、温暖的微笑。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想他一定能活过百岁。怎么，一个月还不到，他竟与世长辞了呢？！后来从埃及官方媒体报道得知，他是几天前因骨盆骨折入院，病情恶化而不治的，我和妻子章谊不禁扼腕长叹，相对默默。凝望着窗外向晩的云霞，仿佛加利先生的音容笑貌，特别是那令人备感亲切、温暖的笑容，又浮现眼前……

    加利先生1922年11月14日生于开罗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名门望族，其祖父也曾担任过政府高官。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他自幼便受到良好教育：1946年从开罗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即赴巴黎深造，并于1949年获得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54年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回国后先后担任过记者、开罗大学国际法教授及联合国国际委员会委员；1973年步入政坛，出任过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1992年1月被选为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也是首位掌管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的非洲籍领导人。那时，正值苏联解体，“冷战”时期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国与国之间，乃至一国之内，一些被长期掩盖的地缘、宗教、民族、党派等更深层次的权益纷争与纠葛，像突发的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出现了不少举世瞩目的热点。我和妻子章谊那时恰受命赴伊拉克工作，是苏联易帜、东欧裂变、亚洲金融危机、海湾危机乃至海湾战争等等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与亲历者，深知此类事件的错综复杂。1993年8月我们转赴埃及，虽说中东和平进程已艰难地启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旋律，然而，“冷战”时期就埋下的种种矛盾纠葛，如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安哥拉内战、南斯拉夫充满血腥与火药味的分裂等等，依旧暗流涌动，此起彼伏。而且，这些事件的背后，都依然有“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只不过一个更强势，一个正衰退罢了。加利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与其前任绝然不同的复杂、无序的情况下，执掌联合国机构的权柄的。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寄望于联合国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紧迫、复杂又棘手的问题。这对加利先生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加利先生以他一贯的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以及他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实践的经验，坚持《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原则，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充满自信地担负起这一重任。

    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加利先生果断提出重组联合国机构；裁减臃肿机构与人员；主持撰写“和平议程”报告，强调“预防性外交，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推动中东和平，加强南南合作，加快维和机构建设等颇具建设性的举措。尽管他在处理卢旺达种族屠杀、安哥拉内战等事件中颇具争议，且在拒绝削减联合国预算比例和对波黑问题的处理上，与美国存在严重分歧，但他始终据理力争，不妥协，不屈从，坚持维护联合国机构的权威性与独立性。按《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每四年一个任期，1996年又将到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年。依惯例，历届秘书长都连续担任两个任期，记者问加利：“您对此有何考虑？是否参加第二任期竞选？”加利笑答：“埃及有一句谚语：‘旧鞋比新鞋更合脚’”，表明他对竞选第二任期及对进一步深化联合国机构职能改革、维护和平与国际秩序方面的后续工作的自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利不妥协、不屈从的立场与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常在公开场合挑起纷争，直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记得当时开罗的外交界，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外交官，也包括美国的盟友——“北约”囯家的外交官，都对那“蛮横、霸道的老太太”表示不满。特别是对她蓄意拖欠超过10亿美元的联合国会费，我们就曾听到“北约”成员国家的同事轻蔑地说：“那是耍无赖”，而对加利则表示支持与同情。因为缴纳会费是联合国成员国应尽的义务，何况美国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后来，在美国公然提出对下届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不惜使用“否决权”的强大压力下，加利寻求参选连任的努力，终于未能实现。这致使他成为迄今为止，只担任过一个任期的联合国秘书长。

    但历史是公正的。20年过去，2016年2月16日加利先生病逝的当天，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拉米雷斯宣布了加利先生病逝的消息，随即安理会15个理事国代表起立默哀。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加利是“值得我们铭记的领导人，他为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就连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也表示加利是“和平不懈的捍卫者”，而谁还念及当年那个信奉“强权即真理”的“蛮横、霸道的老太太呢”？加利先生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曾出任“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继续以他从事国际外交事务的经验与才学，为加强各国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南南合作而努力。

    加利先生最初引起我的关注，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他担任埃及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部长期间。他配合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打破中东长期“不战不和”的沉闷局面，在国内外众多争议声中，陪同萨达特总统前往耶路撒冷，勇敢地迈出寻求阿以和谈的石破天惊的第一步。经过多轮艰苦的外交谈判，埃及终于在1978年9月与以色列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这为埃以1979年3月正式签订和平条约，结束长逾30年的战争状态打开了通道，也开启了艰巨、曲折、漫长，至今尚未终结的中东“和平进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章谊在开罗任职期间，虽然在一些重大场合见过加利先生，但与他没有工作上的交结，也并不相识，对这位前辈只是景仰而已——景仰他在国际外交事务上的杰出学识与才干；也景仰他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质朴与谦逊。

    我认识加利先生很晚。1999年9月，我忽然接到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博士的请柬，邀请我出席他为来华出席昆明世博园开幕式及埃及馆日活动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一行举行的告别晚宴。就在这之前不久，我从报上曾看到出席昆明世博园开幕式的贵宾中有加利先生的名字，还曾迟疑过：这是那位加利先生吗？现在终于得到证实，而且还得到这样一个同他会面、交谈的机会，自然令我兴奋异常。去之前，章谊特意找出国外包礼品用的那种彩纸，把我们用中文与阿拉伯文两种文字题签的新出版的散文集《埃及漫步》仔细包好，准备送给贾拉勒大使和我们仰慕已久的加利先生。9月22日我应邀抵达埃及驻华使馆后始知，加利先生是应我国具有官方色彩的民间组织“中国联合国协会”之邀，出席昆明首届世界园博会开幕式与埃及馆日活动的。回北京之前，加利先生一行还专程访问了大连。那天，晚宴的气氛友好、温馨，按贾拉勒大使的说法，是“小规模家庭式”的。应邀出席的客人除“中国联合国协会”相关人士与加利先生一行外，还有同期与我们在驻开罗使馆工作的前外交部副部长、驻埃及大使杨福昌，后来曾任我国中东问题特使的前驻埃及使馆公使吴思科。另外，主办方还邀请了一位我们未曾料到的“特殊客人”——以色列驻华大使南月明。这不禁让我记起21年前，正是加利先生陪同萨达特总统，以巨大的勇气与魄力前往耶路撒冷，促成埃以结束战争状态，签署和平条约的“破冰之旅”的。

    晚宴前，我将《埃及漫步》送给加利先生，并告诉他，我和妻子章谊在埃及工作、生活了四年，把埃及看成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了这本散文集。加利先生微笑着接过去，问：“是中文写的，还是英文、阿拉伯文？”我说：“很遗憾，是中文的。”并解释说，在对外文化交流上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加利微笑着说：“不要紧，它是珍贵的纪念，我会把它珍藏在心中。”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包装纸，将书捧在手里细细端详，对封面与装帧赞叹不已：“印得太漂亮了，您与您夫人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并说：“我们两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应当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往来与交流。”

    加利先生看到扉页上阿拉伯文的题签：“赠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尊敬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一边轻轻读着一边笑着说：“谢谢您和您的夫人！我非常高兴你们把我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这一次已是第十次来中国了，每一次来，都发现中国有很大变化，我从心底为它的快速发展而高兴。同中国人合作、共事、做朋友，是我最快乐又最感荣幸的事。”加利先生一边说，一边翻看手中的书，接着说道：“我虽不懂它的文字，但不少照片我是熟悉的：狮身人面像，拉希德石碑，卡尔纳克神庙……”他对一帧照片仔细辨认，像是喃喃自语：“这是……”忽然说：“啊！想起来了，这是费沙维咖啡馆吧，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年轻时常去的地方？”我笑答：“您的记忆力真好！这正是费沙维咖啡馆里的‘马哈福兹角’，马哈福兹先生早年常坐在这张桌边喝咖啡、写作及接待朋友与读者。”加利点点头，郑重地说：“马哈福兹是我崇敬的前辈，也是埃及的良心。”我说，在我们离开开罗之前，还设法专程去马哈福兹先生家中拜访过他。说着，我将书页翻到《访纳吉布·马哈福兹》那篇文章，那里有一张章谊与马哈福兹的合影及马哈福兹留给我们的题词。我告诉加利先生，那是马哈福兹用他被宗教极端分子刺伤、尚未完全恢复功能的手，亲自为我们和为中国读者题写的。加利先生轻轻念着：“非常高兴你们的来访，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谈中国与阿拉伯文学的机会。祝愿伟大的中国进步、繁荣。”他深情地说：“马哈福兹是埃及和国际上受尊敬的文学大师，这题词非常珍贵。”稍停，又补充说：“说它珍贵，不单指它本身的价值，还在于我们两个国家那种无法比拟的文化渊源与友谊。马哈福兹的题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时，埃及使馆的摄影师过来拍照，加利先生把《埃及漫步》的封面对着镜头说：“还有这本书，这是友谊的见证。”拍完照后，我拿出小本，想请加利先生题几句话。由于晚宴即将开始，加利先生说：“您把本子留下，晚上我回到旅馆一定给您写好，明天我回国前还会见到贾拉勒大使，我请他转交给您。”几天之后，果然收到贾拉勒大使转来的本子，加利先生用阿拉伯文题写了这样一段话：

    曹彭龄兄弟：

    我为第十次访问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感到无比荣幸。我感受到中国人民越来越深地对他们国家的热爱。埃及对中国和对加深两国文化的继续交流怀着同样的感情。诚如埃及的伟大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欣所云：

    我的祖国，如果我为了追求虚名而忽视你，

    即使得到虚名，我的灵魂也不会安宁。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而今，按照中国人习惯的说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93岁高龄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已经抛开他钟爱的一切，驾鹤西去。我们重读1999年9月22日写的那篇日记，看着与他的合影和他留给我们的题词，忽然想起那次晚宴上的一个细节：曾出任过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衔副代表的“中国联合国协会”负责人在发言中，说及加利先生姓名中的“布特罗斯”，他说希腊语中这个词意为“磐石”，即厚重稳固的基石。他举了《圣经》中的例子：耶稣在塔巴列湖边布道期间，将打渔人西门收为门徒，把他的名字改为“布特罗斯”（保罗），并说要把教会“建在这‘布特罗斯’——磐石上”。而加利先生的姓名中，却有两个“布特罗斯”，那就意味着他更加厚重稳固，是不畏惧任何重压的磐石。在举座一片的热烈掌声中，加利先生连连摆手，脸上依旧是那令人备感亲切、温暖的谦和、质朴的笑容。而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利先生已经远行，他的主要著作：《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民主化与全球化》《非洲边界争端》《不屈不挠：美国–联合国传奇》《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等等，都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在撰写这篇小文之前，我们还特意重读了《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加利先生正如他为我们所写的题词所说，他没有浪得虚名，他用他毕生的精力、才学，为理想、信念而奋斗。他所坚持的通过外交斡旋等和平方式防止冲突、通过交融发展缩小南北差距、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在联合国内的国家之间实现民主化等等原则，都已成为他为他的祖国、为联合国机构、为全人类未来的发展所留下的“磐石”般厚重的珍贵遗产。

    我们由衷地祝愿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