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的抗日故事

    帮会植根中国社会已久，政党是近代中国的新事物。这两者的碰撞与结合，生出许多故事。《民国底色》一书，寓深刻的历史于生动的故事之中，将两者关系说得清楚，讲得明白。

 

    ——陈红民

    

 

    和中国一样的是，日本步入近代也是从痛苦开始的，只不过日本在苦尽甘来之后，就把曾经的痛苦移植到了中国身上，而且丝毫没有怜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步强盛，获得了伸手抢食的资格，而近邻中国的积贫积弱，给了日本一个很好的机会。甲午一战，日本改变了过去跟在列强屁股后面捡中国便宜的手法，它有了自己更为强烈的利益诉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的矛盾升级到了侵略与反侵略的阶段。

 

    日本在三十年代的国策，是把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侵略之上，资源的匮乏、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当时法西斯主义的潮流，都使日本把对外侵略当成了一种生存之道。

 

    日本的侵略对国民党统治形成很大冲击，不但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权威，还实际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当然，日本的最终目标是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日本人的到来，并不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是要建设什么王道乐土，所以反抗侵略是大部分中国人本能的行为。只是，利益和生存却让不少人选择了当亡国奴，或是转而为日本人卖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还是下层民众集合体的帮会，在面对抗日还是投敌的选项时，都出现了巨大的分化。

 

    帮会的口碑一向不好，这可以理解，毕竟干的事情大多不是什么正道，但在抗战这个问题上，多数帮会大佬的表现却是出人意料，他们的热情和决心甚至比一般官员都大，当然也有道貌岸然、卖主求荣的家伙。了解一下帮会在抗战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很有意思的。

 

    日本本想在中国重建属于他们的统治秩序，只是没想到长驱直入之后却颇为棘手。日军对占领区的控制，明显赶不上侵略的步伐，出现了不少权力真空地带。国共两党的游击武装还特别会钻空子，专挑日军薄弱的地方行动，搞得小鬼子焦头烂额。

 

    帮会作为长期游离于正统之外、生存于社会各个角落之中的群体，一到混乱时期，其头目容易召集人马，控制地方，甚至聚集起一股股武装力量，继而被各方政治势力瞧上眼。抗战时期，日本人和国共两党对于帮会的基本态度都是拉拢利用，共产党方面则会进一步改造帮会。当然，不听话的也会施以打击。换个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使得帮会又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展身手，至于头目选择站在哪一边使劲，只能是人各有志了。

 

    上海沦陷后，黄金荣、张啸林选择继续留在这一是非之地，杜月笙先是去了香港，数年后又辗转到了重庆。三大亨正好选择了三条不同的路，杜月笙离开了他的老巢上海，为抗战效力。张啸林留下来，没有禁得住诱惑，被日本人拉下水。黄金荣呢，既舍不得抛弃自己辛苦打下来的家业，又不愿为日本人做事。如果离开，意味着将来有可能一无所有，同时他又怕投了日本人，不但会被人看不起，还极为有可能死在军统的手上，毕竟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黄金荣只好选择两边都不得罪，老实待在上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管吃喝看戏抽大烟。日本人一有事找他，他就打哈哈，说自己年老体弱，半个身子都已经进了黄土，无能为力。

 

    不过，黄金荣不与日本人合作，暗地里也在支持军统在上海的行动，也算是间接站在了国民党一边。他之所以能躲得过日本人的纠缠，多半是因为他有徒弟在为日本人做事，说得上话。黄金荣用的还是帮会的老一套手段，刀切豆腐两面光。

 

    帮会成员能够参与抗日，是因为有很多因素影响他们。第一条应该是对“忠”“义”观念的追求。进入民国后，帮会的许多规矩逐渐变形，但帮中的很多传统观念却依然保存下来，并在某些方面继续发挥作用。第二条可以说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国破家亡，不反抗更待何时。帮会中的一些大佬能够抗日，也是个面子问题，怕别人骂他们不仗义，被别人指指点点。当初“反清复明”，洪门讲的是忠心义气，把满人当作异族看待，非要“驱除鞑虏’不可，现在倭寇欺负到家门口，同样要发挥民族大义，奋不顾身，勇往直前。青帮讲究“义气千秋”，也是这个理。

 

    除了忠义观念和民族危机的契合之外，帮会抗日，也关系到利益的问题。和普通百姓不同，帮会利益是和国民党、资产阶级纠缠在一起的。1932年十九路军和日军打仗的时候，青帮很积极地为国军摇旗呐喊，其中就不乏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知道，上海一旦落入日军手里，国民党这棵大树倒下，青帮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杜月笙将生意和爱国热情结合起来的常用方法，不但能够赚个爱国的名头，还可趁机多挣点钱。所以，在“一·二八”抗战时，史量才、王晓籁和杜月笙等一众人物，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协会参与抗战。他们的热情比许多国民党官员可高多了，不仅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救护伤兵，天天叫着要老蒋振兵增援，而且搞得越来越像市政府一样，救济难民，维持治安，保障经济秩序。稍后，维持协会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因会长史量才被暗杀，杜月笙被选为会长，他对抗日依然不敢马虎，在日本进逼华北之时，不断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持中国军队。1936年11月，傅作义在绥远和日本人打了起来，地方协会联合上海其他团体，先是筹措十万元送到前线，然后又派黄炎培、陆京士等人乘坐张学良的专机，飞到绥远慰问，鼓励前方将士为国效力。

 

    在抗日战争中，帮会及其武装作为民间的或半民间的力量不容忽略，投靠日伪的帮会及其武装固然不少，但更多的是抗日的。后者凭借以往拼勇斗狠的技能，参加军队，参与暗杀，或是组建自己的武装。无论是在敌占区，还是大后方，总能看到帮会活跃的抗日身影。帮会的抗日行动，大体分拿枪上前线和支援大后方两种，出钱出力，形式多样。

 

    帮会组建联合社团是他们常用的法子，人多力量大，一发号召，就算募捐也能凑个大数。而且，随着抗战进程日渐艰难，国民党对帮会组团的限制比以往要宽松很多，不像刚开始那么较真。况且日伪方面为了拉拢帮会，金钱、位子什么都舍得给，明显比国民党大方。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就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措施，积极引导帮会的抗日热情。

 

    二十年代成立的洪帮五圣山，最初目的是反对北洋军阀，从“九一八”直至抗战时期，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和日本人较劲。总山主向海潜尤其活跃，东奔西跑，又是联合筹款，又是拉起队伍，要不是蒋介石压着，他会做得更多。

 

    1934年，在上海的几个五圣山会员，打算筹备一个新的洪帮山堂，主要目的就是反对日本侵略，特别针对东北的伪满洲国。该山堂的几个创会人，韦敬周、杨保璜、徐逸民、范文藻，都是社会名流，有头有脸有地位，韦敬周是财政部上海造币厂厂长，徐逸民是著名外科专家，范文藻则是建筑师。他们将名字定为“五行山”，找来老资格的洪帮前辈汪禹丞做山主，汪禹丞当年曾经跟孙中山一起干过革命。

 

    1935年“五行山”正式成立时，因为是在上海，为了确保安全，徐逸民特地和黄金荣打招呼，要他多加照应。“五行山”用的开山仪式还是洪帮那一套，但从其中内容可以看出，他们是奔着打日本人去的。在“五行山”订立的十条洪帮纪律中，只有两条和日本人没有直接关联，其余八条，不是打鬼子、收复满洲，就是铲除汉奸、反抗侵略。洪帮中的纪律早有成规，不能随意篡改。现在为了对付日本人，他们与时俱进，做了新的修订。后来共产党方面在苏南茅山一带利用青帮，大开香堂，也制定了诸多抗日帮规。“五行山”组成之后就开始忙于上海街头的各类反日活动。像“五行山”这类洪帮山堂还有不少，如“太华山”“天龙山”“长白山”“群贤山”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社团单个来讲是联合性质，一般情况下互相之间并不是统一行动，但遇着重大活动需要相互支援时，也能走到一起。

 

    全面抗战爆发前，“五行山”的抗日活动主要是进行募捐，这类帮会团体做得最多的，就是募捐钱物，支援正在华北和日军打仗的国军，以及受灾的百姓。帮会有人脉关系，做这种事情比较方便。

 

    “五行山”的一个首领崔锡麟在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曾经担任三十二师驻沪办事处处长，专职工作就是募集钱款，他先在社会中募得大洋，然后托人购买军需物资，再送到前线。仅一个月，经崔锡麟押送的物资就有二十多卡车。青帮方面的杜月笙也经常干这项工作，那些十分紧俏的药品、医疗器械，不少都是由他设法筹集送到军队手上的。不过，这种筹钱、筹物的活并不好干，拿筹钱来说，兵荒马乱，到处都缺钱，普通百姓也想留点钱防身，帮会便借助自己的社交圈子，软硬兼施，或可从富商大户那里弄来一些，可也不是那么顺利。其次就是买东西，战争时期，战略物资十分紧缺，除了要花高价钱之外，还必须有一条可靠的渠道，有时候为了保证安全，还需要重兵押送。

 

    直接参战也是帮会为抗日效力的常用手段。帮会成员参军具备先天优势，太平天国时期的洪门不必说，清末民初之时，洪帮青帮也都有积极参军的传统。不得不说，帮会的武装力量，虽然没法和正规军比，但比普通百姓强多了。

 

    1937年，戴笠请求蒋介石批准组建一支游击武装，作为国民党正规军的补充，在敌后给日本人制造麻烦，杀汉奸，扒铁轨，烧仓库。蒋介石明白戴笠自己想搞一支部队的小算盘，但迫于形势的发展，还是答应了他。

 

    当时正值“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日军队在上海鏖战正酣，蒋介石提了一个条件，要戴笠想办法在一个月内拉起一支一万人的武装，直接参加战斗，否则免谈。如果不是杜月笙帮忙，戴笠的想法只能化为泡影。杜月笙利用青帮中的关系，又找了他的几个徒弟帮忙，很快就组建了由工人和帮会成员构成的部队，连一部分武器都是杜月笙他们凑钱买的。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在抗战中颇有争议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即忠义救国军的前身。后来很多人知道忠义救国军，是通过一部叫作《沙家浜》的样板戏，剧中的两个主角——当然是反面角色——就是忠义救国军的军官。不管《沙家浜》如何描绘，抗战中，由军统指挥、帮会为主要成分的忠义救国军还是出了大力气的。

 

    帮会的抗战故事谈不上轰轰烈烈，他们多半扮演着从旁协助的角色，但这丝毫不影响帮会的抗战热情。海外洪门一向关注国内的政治动态，他们的抗日态度很是鲜明。洪门支援国内的手法主要有：一是动员海外华侨与洪门兄弟回国参战；二是发动募捐，捐钱捐物，就像当初支持孙中山搞革命一样；三是利用洪门关系掩护抗战人士，特别是致公党(包括致公堂、安良堂等堂口)的香港总部，简直成了国民党的地下交通站。

 

    洪门大佬司徒美堂，一直关心国内政局，对反抗日本侵略更是尽心竭力，为了筹集军饷，他甚至辞去其他职务，专门负责募捐。经他手中募集的华侨捐款就有五千四百多万美元，认购的国债更是多达数亿，比起辛亥革命那会儿，洪门有过之而无不及。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的时候，司徒美堂甚至带着捐款和物资亲自从美国赶来，送到他们手上。司徒美堂从一开始就主张抗战到底。如果说，国内帮会的抗日行动还可能掺杂其他利益因素，那么海外洪门的举动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动机，华侨远离故土，深知国家对于个人的重要。

 

    不管怎么说，帮会成员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分子，在遭受日本侵略的时刻，本着民族大义和保家卫国的心态，大多数帮会大佬和会众，愿意响应国家号召，共赴国难，甚至有的时候比国民党都坚决。

 

    抗战属于非常时期，有人愿意吃糠咽菜，也有人只想着喝酒吃肉，至于跟谁吃，那就不在考虑范围了。帮会在抗战时期的分化，人品是一方面，客观环境也是影响因素。就算帮会中人不想投敌，日本人也会主动凑到跟前，拿糖果诱惑，拿手枪逼迫。见风使舵，见利忘义，也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处事原则，待在占领区的帮会大佬及其徒众，很多人就经不住软磨硬泡。

 

    投敌的帮会分几个层级。有的成员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被逼妥协，尽管有日本人撑腰，也没做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还有人虽然跟着日本人，心里却惦记着国民党，这类双料人物，不但替日军做事混饭吃，在国民党需要的时候，也会把日军的情报泄露出去，国民党在占领区制造麻烦，通常有他们的份。这一类人在日本快不行的时候，尤其众多。当然，还有一些是铁杆汉奸。

 

    过去依靠着国民党要人与租界洋人的庇护，帮会的日子过得还挺滋润，但无论如何，帮会的寄生性及其底层社会的出身，都不能让他们真正实现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夙愿。他们普遍有着上等的人脉和金钱，却过着边缘化的生活，自然心里觉得憋屈。除了像黄金荣、杜月笙之类混出头的老大以外，他们就是想组建个帮会社团，国民党都要推三阻四。现在要命的是，日本人来了，国民党撤了，要么留下来跟着日本人，要么跟着跑到大后方，继续受国民党的气。如果选择离开，就要抛弃他们曾经的买卖和生活，多年的经营都将付诸东流。所以很多怀抱忠义之心的帮会中人，选择了后撤，也有一些见利忘义之徒选择了投敌，当然，还有不少留下来的人也许是无可奈何。投敌的帮会大佬，也想着借日本侵入的机会，趁机扩展势力，打出另外一片天地。只不过，他们得到的东西，不仅不干净，而且极其短暂，日本人败走，他们的汉奸罪名也印在了身上。

 

    随着日本侵华范围的扩大，上贼船的帮会大佬越来越多，献媚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都是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名义，成立一些新的帮会联合组织，帮助日本人进行奴化教育，维持统治秩序，抢夺战略资源，其中尤以天津、山东、江苏和上海的帮会最为活跃。日本搞“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时候，就动用了一些帮会组织为他们摇旗呐喊，甚至拉起一些有帮会成员参加的汉奸武装，本着先占先得的原则，造成既成事实。

 

    “中国内河航运公会”就是日本和帮会合作的一项“杰作”，其总部设在北平，最早成立的是“天津内河航运公会”，以后日军打到哪里，航运公会的旗子就扛到哪里，山西、山东、河北等地都有类似的分会。青帮原本就与水运有着紧密联系，日本人就利用他们为军事和民用运输保驾护航。青帮对这方面的业务十分熟悉，哪里会遇到麻烦，什么人该怎么对付，路数一清二楚，换做其他人还真不一定能干好。日本占领天津，刚开始组织水运时，虽然有水警护卫，但时不时就会有劫道的出现，自从青帮参与其中，情况明显好转，这也是日本人在各地成立航运公会的初衷。后来，日军不仅在水路运输方面有相关的护卫组织，甚至铁路沿线的治安也让帮会帮忙协助。这类保护运输的活，帮会比较乐于为日本人效劳，因为走一趟能捞不少钱，如果再夹带私物贩卖，又能多赚一笔。

 

    帮会的寄生属性和立场不坚定，让不少沦陷区的帮会大佬最终倒向日本人的怀抱，他们以原本拥有的关系网和实力，为日本人卖命，在帮会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以前帮会和国民党有某些不对头也就罢了，现在有人当上汉奸，和全中国人作对，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反正得有人横尸街头了。抗战时的暗杀汉奸，所在多有，基本都由军统负责。

 

    名声越大，投敌之后被暗杀的可能性就越大。拿汪精卫来说，搞了半辈子革命，孙中山先生器重有加，还曾打算让他接班。后来他一直被蒋介石压着，心中憋屈，终于投靠日本人，当了最大的汉奸。还在抗战前，由于汪精卫不断向日本靠拢，蒋介石反复劝说，条件可以谈，但不能做傻事，可汪精卫最终还是在抗战期间上了贼船。蒋介石心想，既然如此，那就要想法除掉此人。

 

    军统在沦陷区一般都设有自己的秘密组织，专门负责策反、暗杀、搞情报。对汪精卫的刺杀由蒋介石亲自下令，戴笠指挥，前后共计四次，每次都是费尽心思，但汪精卫运气实在好得离谱，每次暗杀都被他侥幸逃脱，当然也把他吓得不轻，最后还是死于1935年被人行刺时留在身体里的子弹(那次应该属于王亚樵的个人刺杀行为)。

 

    帮会头目跟着日本人混事，是有很多好处，但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被军统偷偷干掉。黄金荣打死不投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前脚刚迈进日本人的大门，后脚要命的就跟进来了。

 

    抗战时期，被暗杀的汉奸很多，其中有帮会身份的不少，张啸林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张啸林是浙江宁波人，进过武备学堂，后来结识季云卿，随他来到上海，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张为人做事，敢打敢拼，是个狠角色。他和江浙一带的军阀很是要好，靠着这棵大树，逐渐在上海的帮会中站稳脚跟。在生意方面，他利用军阀的关系，为杜月笙、黄金荣的鸦片贩销提供安全保障。混着混着，三个人的名头越发响亮，特别是“四一二”政变后，他们与国民党携手并进，不断扩展势力，三人成了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亨”。

 

    他们虽然是把兄弟，但矛盾却不见得比一般人少，尤其是张啸林比较郁闷。黄金荣出道早，站在他前面理所应当，杜月笙的发迹蹿红却让他心生嫉妒。作为三大亨的最后一名，张啸林觉得自己一直被他们压制着，喘不过气。以前有军阀撑腰，还能趾高气扬一把，后来军阀走了，蒋介石来了，想盖过黄金荣和杜月笙就没戏了。日本人侵入上海，张啸林看到了新的希望。

 

    严格来讲，张啸林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投敌的打算，他身上也有着帮会大佬不愿投敌的因素，甚至开始的时候还没少干过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抵制日货的时候他积极参加，甚至当国民党敌后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时，张啸林还是其中一位委员。张啸林之所以做这些，也是形势使然。至于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感情，远没有杜月笙他们那样深厚。当初，张啸林的儿子从海外留学归来，他有意想让他走入官场，张啸林以为凭着他曾经为蒋介石卖过力气的关系，应该是没问题的，没想到蒋介石不卖面子，让张啸林碰了一鼻子灰。帮会的抗日或是亲日，除了看是否能够坚守民族道义之外，一般是以自身利益为取舍的，后者也是帮会的固有思维。上海沦陷之后，张啸林开始盘算自己的最终去向。

 

    蒋介石为了防止三大亨给日本人做事，曾经极力劝他们去香港避避，杜月笙先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听从了劝告。黄金荣认为自己年纪太大，经不起折腾，但他向蒋介石保证，不会给党国添麻烦。张啸林也已经拿定主意，有奶便是娘，管他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张啸林首先想到的是求官，可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也许是他胃口太大，也许是一时间没有适合的位子。

 

    既然从政不行，那就另辟门路。张啸林投靠日本人后，带着手下门徒组建了“新亚和平促进会”，表面上是做宣传活动，宣扬什么中日“共存共荣”之类，实际上，促进会的主要业务是替日军征购军需物资，棉花、粮食、药品，只要是打仗需要的东西他们就运，这样既能讨好日本人，又可以趁机发横财。由于张啸林表现突出，日本人终于决定给他一个当官的机会，任命他为“浙江省省长”。

 

    经过一段时间，张啸林发觉自己真是尝到了甜头，黄金荣和杜月笙不在的日子煞是自在，如今还可以回浙江老家当父母官。可以说，除了军统几次不成功的暗杀之外，张啸林的汉奸生涯过得还算顺当。

 

    张啸林是上海青帮大亨，他的投敌，可谓影响恶劣。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遂有命令戴笠干掉张啸林之事。戴笠安排上海方面的军统负责人陈恭澍，专门成立一个针对张啸林的行动小组，组长由陈默担任。可是杀了张啸林几次，不是被他躲开，就是有人成了枪下冤魂。等到张啸林被任命为“浙江省省长”的消息传出，张啸林又一次出现在军统暗杀名单的显要位置。不过，此时再想对他动手，无疑比以往更有难度，因为他已经学乖，尽量待在警卫森严的大宅里，不出门。俗话说，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张啸林再不死，军统上海站真的越加没有面子了。最终，军统设计，既然你不出门，那我们就主动到你家去，也就是从内部着手，结果张啸林。

 

    林怀部，原本是上海法租界的一名华捕，枪法奇准，他的父亲曾在北洋军队里当过差，和张啸林有点交情。在张啸林司机阿四的介绍下，林到张宅做了门卫，后来被张啸林看上，当了贴身保镖。陈默经过调查，把内线人选锁定在了林怀部。主动搭上后，陈默先进行心理战，对林怀部晓以民族大义，劝他改邪归正，并且告诉他，日本人快不行了，军统的决心与能耐，大家都是知道的，难保不连你一起杀。当然，陈默接着又给他指出一条明道，只要杀了张啸林，其他的都好说，不但汉奸的名声没有了，而且保证安全，另外还有五万大洋奉上。几番试探之后，陈默成功策反林怀部，由他直接找机会刺杀张啸林。

 

    刺杀张啸林并没有特别周详的计划，全靠林怀部自己把握，陈默负责打探消息，定下日期，林怀部则见机行事。

 

    1940年4月18日，张宅有客来访，张啸林在楼上与客人谈话，林怀部在楼下盘算着如何结果他的老命。本来，林怀部打算守株待兔，等张啸林出门送客时下手，谁知客人聊了半天，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林怀部心想，如果再不动手，恐怕就没机会了。正巧阿四在擦车，林怀部心生一计，借口请假，和阿四吵了起来，终于惊动了张啸林，他从楼上探头骂了两句，林怀部迅速掏枪，击中张的头部。众人还在惊诧之时，林怀部急忙跑上楼，查看张啸林是否已死，顺带把他的客人也给干掉了。张啸林的几个保镖围了过来，鉴于林怀部的枪法，没人敢动手，法租界的巡捕也适时赶了过来，把杀人的林怀部带走。后来，林怀部一口咬定，之所以杀张啸林，全是因为他们性格不合，产生矛盾，他气上心头，才动了杀机。林怀部凭着这份口供躲过了日本人的纠缠，被判十五年监禁，在抗战胜利后释放。

 

    除了张啸林之外，被军统暗杀的帮会头目不在少数，上海的尤其居多。抗战时，国民党对待帮会是泾渭分明，只要不添乱子，老实做点事，国民党也就不怎么理会他们；对于投靠日本人的帮会中人，那自然是不客气的，一旦上了黑名单，就在劫难逃了。

 

    （本文摘自《民国底色：国民党与帮会的恩恩怨怨》，刘平李国庆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