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国家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余年，大屠杀记忆一直在以色列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公共话语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其原因来自许多方面：首先，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接纳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大屠杀幸存者，以色列国家与大屠杀有着无法分割的社会联系。其次，对于1948年才建立的一个新国家来说，大屠杀灾难既有助于强化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又有助于教育国民尤其是教育年轻一代铭记历史、面对未来，甚至可以为国家的利益献身。再次，大屠杀镌刻在以色列人的民族记忆与个体记忆深处。每到面临战争、面临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一些以色列人便会产生与大屠杀相关的感受，将时下生存状况尤其是将巴以冲突与大屠杀建立关联，引发了不同层面的思考、热议乃至争论。

    以色列建国之初，延续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反大流散理念”，试图割断新建以色列国家与欧洲犹太人的关联。国家记忆有意强调欧洲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少量反抗，将其视为一种英雄主义，因而忽略了普通犹太人争取生存的抗争。

    首先，以色列政府决定确立具有仪式化色彩的民族纪念日。1951年，以色列议会宣布将希伯来历法中尼散月的第27日定为“大屠杀与隔都起义日”。这个日期不是宗教节日，而是1943年4月到5月间“华沙隔都起义”的爆发日。把大屠杀纪念日与“华沙隔都起义”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在于认同公开倡导的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这一记忆标准。1959年，政府又将纪念日名称改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日（Yom   Hashoah   Ve-Ha⁃gevurah）”，强调肉体与精神抵抗，由此奠定了以色列大屠杀记忆的主体基调。其次，以色列政府决定建立一些重要的纪念馆，来强化大屠杀记忆。1953年，以色列政府决定建立大屠杀纪念馆——亚德瓦谢姆（Yadvash⁃em），并将其定位为纪念大屠杀的国家机构。大屠杀纪念馆最初只是档案馆，20世纪70年代才被改为博物馆。它既突出教育内容，又重视研究功能，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大屠杀历史。

    再次，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对整个社会认知大屠杀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包括德国赔偿和卡斯纳审判。卡斯纳审判把大屠杀期间欧洲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的复杂性问题置于公众关注的焦点。1958年1月，高级法院撤消了地方法院的决定，认为卡斯纳与纳粹谈判营救犹太人并不等同于与纳粹串通一气。随着时间的流逝，卡斯纳审判得以重新审视与认知，历史学家和知识界对战时营救遇难同胞的复杂性表示理解。卡斯纳是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救助会领袖，曾帮助许多犹太难民同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取得联系，协助他们移民巴勒斯坦。因此，他与纳粹军官包括艾希曼谈判，并对其行贿。战后，卡斯纳在欧洲和难民一起工作，并出席了纽伦堡审判，后来抵达以色列，成为本-古里安政治营垒中的一员。1953年，出版商格伦瓦尔德指控卡斯纳与纳粹合作。法官指控卡斯纳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卡斯纳虽然提出上诉，但在结果悬而未决之际遭到枪杀。1958年1月，高级法院撤消了地方法院的决定，认为卡斯纳与纳粹谈判营救犹太人并不等同于与纳粹串通一气。随着时间的流逝，卡斯纳审判得以重新审视与认知，历史学家和知识界对战时期间营救遇难同胞的复杂性表示理解。

    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对以色列人认知犹太民族在二战时期的遭际、确立民族记忆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建国之初形成的国家记忆方式。艾希曼在二战期间是负责组织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中心人物之一，战后逃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逮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遭到审判。首先，就意识形态而言，本–古里安政府在以色列宣布逮捕艾希曼并对其进行公开审判具有重要的政治目的。本–古里安试图通过审判艾希曼使整个世界感到有责任支持地球上唯一犹太国的建立，确立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的合法性。同时，本-古里安也希望通过这次公开审判教育年轻一代，意在让他们了解历史真相，并认识到犹太人只有在自己的主权国家内，才有可能拥有真正的安全。其次，审判使得以色列人认知到大屠杀的恐怖，也使尚处于孩童时代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开始认识到父母在战争年代经历了难以言说的创伤，要揭开父母的身世之谜。此外，艾希曼被审判之后，以色列政府开始正式把大屠杀记忆引入以色列的学校教育。

    艾希曼审判增强了以色列人对大屠杀历史的认知，而“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更强化了以色列与大流散之间的情感纽带，导致许多以色列人把大屠杀和以色列国家的生存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以色列才能确保大屠杀不再发生。因此，他们支持政府把大屠杀记忆制度化、仪式化，但在公共话语中将两场战争造成的恐惧与焦虑与大屠杀经历相提并论，使教育工作者和历史学家认识到国人大屠杀知识的缺失。为此，自1985年开始，大屠杀成为以色列高中教育的一个强制性主题，在塑造民族记忆中起到代言人的作用。政府相关部门选定的教材，如以色列·古特曼著的《大屠杀与记忆》和尼莉·凯伦著的《大屠杀：记忆之旅》等。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迫于美国压力只进行防御，没有参战。以色列人戴着防毒面具躲避在掩体中，这种被动的防御方式令许多人想起欧洲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无助。同时，化学武器或毒气威胁唤起了以色列人脑海里的大屠杀想象。因此，保存大屠杀记忆对各个层面的以色列人显得至关重要。大屠杀成了与马萨达、特鲁姆佩尔道·特里海同样重要的三大新型内部宗教之一。大屠杀教育在公共教育体系内部得以扩展，甚至连小学和幼儿园的老师都开始向学生讲述同大屠杀相关的事情。一系列富有影响的戏剧、电影、小说、学术著作致力于探讨大屠杀及其对以色列人身份的冲击。直观教育相当普遍，如大屠杀幸存者应邀讲述历史灾难。以色列的大屠杀教育注重把正式教学（主要是历史课教学）与非正式教学（仪式、田野调查等）结合起来。其中，“生存者之旅”堪称最有价值、最行之有效的教育项目。

    “生存者之旅”是以色列教育部组织的一个大屠杀年度教育项目，始于1988年，目的在于组织以色列学生代表团前往波兰，探寻大屠杀遗迹，了解同大屠杀和犹太民族相关的历史与知识，强化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国家的联系，以及在大屠杀语境下对人性的认知等诸多问题，带有某种内部宗教朝觐的特色。活动一般安排在每年三四月间犹太人的逾越节之后，为期两周。学生们首先前往华沙，参观华沙的犹太人生存遗迹、隔都残垣、华沙起义广场、名人故居和犹太公墓，随后相继参观马伊丹内克、克拉科夫、特里布林卡、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和灭绝营旧址。在大屠杀纪念日那天，该项活动达到高潮，成千上万的“生存者之旅”成员举着以色列国旗，从奥斯维辛走向波克瑙——二战期间建造的最大集中营。生存者的徒步行进与战时受难者在这条路上历经的“死亡之旅”形成强烈对照，以此纪念二战期间的所有遇难者。以色列和欧洲的政府首脑、犹太宗教领袖前来参加祭奠仪式并发表演讲，号召大家铭记历史，面对未来。

    然而，这种把大屠杀制度化甚至将其等同于本土宗教的意识形态做法确实存在问题。犹太世界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撰文指出，重温犹太人在大屠杀时期的苦难对犹太民族来说非常危险，因为二战期间纳粹不仅屠杀犹太民族，而且屠杀其他民族。而过于强调在大屠杀中受难者经历的一些以色列人士，经常把大屠杀用作安全武器反对阿拉伯人，把针对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正义化；阿拉伯人也把大屠杀作为工具来反对以色列国家。

    20世纪80年代，因黎巴嫩战争与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引发的在意识形态与道德层面上的争论，促使大屠杀记忆从国家记忆还原为个体记忆。个体记忆指在纪念大屠杀过程中重视讲述个人经历，与个体犹太人，比如受难者、难民、生还者和大屠杀幸存者“第二代”的个人命运密切相关。至此，20世纪50年代的英雄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认同幸存者遭遇等集体记忆被个体记忆所替代。与“一片和音”的国家记忆相比，个体记忆则显得非常低调，相关的书籍与讨论多集中在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和以前羞于表达的个人痛苦经历上。

    这种以书写个人经历为主的记忆方式成为后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之一。后犹太复国主义，中文亦称之为后锡安主义，是一个交织着不同认知和立场的政治文化术语，成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认知和立场的共同点在于对犹太复国主义核心理念加以批判，尤其是质疑阿拉伯方面是否应单独承担巴以冲突的责任。在大屠杀问题上，后犹太复国主义抨击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大屠杀作为工具来建立国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认为以色列舆论滥用了大屠杀民族记忆，以证明对于“他者”（others），包括正统派犹太教徒、东方犹太人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否定与压制是合法的。以色列建国后，为争取国家地位而无视幸存者的苦难、抹去幸存者文化身份的做法，凸显了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意识形态的压制性。从某种程度上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力主的大屠杀记忆个体化，是在剔除大屠杀记忆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化，从而证实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不合法。

    总体看来，以色列建国之初，延续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反大流散理念”，试图割断新建以色列国家与欧洲犹太人的关联。1961年“艾希曼审判”把大屠杀历史事件生动地展示在以色列国人面前，使其开始把大屠杀以及大屠杀所代表的流散历史视为以色列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逐渐把所有形式的反抗均视为英雄主义，尤其当以色列人历经“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且几近灭顶之灾时，对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境遇愈加认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大屠杀记忆的多元化特征愈加明显：一方面是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中采取了更为有效的大屠杀教育方式，进一步把大屠杀记忆制度化、仪式化；另一方面则是围绕黎巴嫩战争与巴勒斯坦起义等历史事件，从人性、道义、良知、政治等层面针对大屠杀、大屠杀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等敏感问题展开热议。虽然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以色列政府都会采取某种主要方式把大屠杀融入国家记忆之中，但是以色列国民，尤其是历史学家和知识界人士对大屠杀的态度始终伴随着争议与悖论。特别是当把大屠杀与巴以问题建构关联时，这种争论愈加激烈。大屠杀记忆从国家记忆向个体记忆转变过程中，更进一步凸显出后犹太复国主义对正统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反驳。

    虽然大屠杀是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经历的一场灾难，但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就像齐格蒙·鲍曼所说，它具有回复性和普遍性。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许多民族均经历过迫害与屠杀，如1914年到1918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和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这些屠杀的特质虽然不尽相同，但均给受难者造成了难以治愈的肉体与精神创伤。如何塑造历史创伤记忆也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无法回避的问题，铭记过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民族本身的文化特质、价值取向与政治需要。我们应该承认，与其他民族相比，犹太人在把大屠杀历史记忆融入时下公共话语，并将历史创伤融入民族身份塑造的做法显得十分突出。其目的并不止于探讨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及其特点，让世人了解大屠杀乃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毒瘤，而且还要警醒世人，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尽管任何重塑历史的方式均是有限的，甚至充满悖论的，但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今天，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尝试对任何民族均应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