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智：感恩《少年文艺》

    我担任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时候，每拿到新的一期《少年文艺》，总是边读边写，从封面写到封底，拉拉杂杂，随心所欲。然后，把几乎每一页都写有感想的杂志还给主编。主编夸我，说我是最热心、最忠实的读者。

    我这样做，不是要卖弄什么，也不是要行使权利对杂志下点什么指示。我的出发点很单纯，对《少年文艺》怀有感恩之心，因为她改变了我的生活。

    1983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做中学教师，在阅览室读到《少年文艺》。一年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四月》，按《少年文艺》上的地址写了信封，放进学校门口的邮筒。没几天，时任小说编辑的刘健屏老师找上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编辑。他说，分拣稿件的老师把《四月》给他了，他看不是小说，转给散文编辑章文焙老师了。再后来，《四月》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诗歌之外的作品。再后来，章文焙老师约我写报告文学——这是第一次有杂志向我约稿。再后来，我参加《少年文艺》笔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笔会。再后来，《少年文艺》顾宪谟老师想调我——这是第一次有单位要调我。再后来，我从《南京日报》要去另一家报纸，正好刘健屏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事，抢在人家前面把我的档案拿到少儿出版社。再后来，我担任编辑部副主任、副总编辑、社长……

    人的一生最不能用的词是“如果”，因为事已至此，“如果”没用。但是，有时候不免要想到如果。如果阅览室没有《少年文艺》，如果我没投稿，如果刘健屏老师把我的稿件弃之纸篓，如果在我调动的前夜刘健屏老师没有电话，如果……只要有一个如果不成立，那就会是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命，“命悬一线”，这一线其实是一条路。

    所以，我感激《少年文艺》。我能为《少年文艺》做什么呢？他们只要提出要求，我都满足。但这是社长的职务行为，与“我”无关。我选择了一种感激的方法，每拿到新的一期，留下密密麻麻的感想。我把我当杂志的自己人，杂志也把我当自己人。我的感想多是兴之所至，并不指望能给杂志带来什么；编辑部的老师每每传阅，只当是热心读者来信，并没有当社长的指示。这是一种很好的状态，不分彼此。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

    三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去年2月，《少年文艺》主编约我写一篇小说。3月我写了《点火》。她说受篇幅限制，要缩减些。我说你看着办。她说，那我就砍啦。我说你砍吧。她说，小说写的是年底的事，现在才3月，登出来季节不对，等到11月吧。我说你定。她说你在小说前写一段话吧。我说，好。

    《少年文艺》的主编，我经历过顾宪谟老师、章文焙老师、沈飙老师、章红老师……还经历过、经历着很多编辑老师。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让我做什么，我都是努力去做的。我唯恐做不好，辜负影响我一生的《少年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