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一个温和的历史叙事者

    光绪二十七年（1898年），戊戌变法在一百天后失败，康梁流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光绪帝被软禁中南海瀛台，失去权力；光绪三十四年（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结束，清国朝野震动，举国要求立宪，随后（1906年）清政府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计划九年完成；光绪三十七年（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先后离世，成千古之谜，满洲贵族迫于压力于宣统三年（1911年）推出“皇族内阁”，举国大惊，遂酿哗变，开启民国；民国二年（1902年），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开启二次革命，旋一月失败；民国四年（1915年），洪宪帝制，复辟未及百日又败；民国六年（1917年），府院之争剧，张勋率军入京调停，襄赞复辟大业，凡此种种，几十年中无一日不续演。

    中国告别帝制已有百年。百年间，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充满了斗争、诡诈、流血、牺牲，俨然中国乱世典范，这既是中国的不幸，又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无尽的素材，所著之书不计其数，然而其中的真相似乎永远掩盖在迷雾之中。

    新近出版的《马勇说晚清》《马勇说民国》却不同于以往叙事，既抛弃了国内一贯的历史观点，又不同于稗官野史，开启了真正历史叙述者对那段岁月的回顾，书中的一些观点颇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晚清政治改革并非一无是处，官员也并非一味守旧。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对当局的触动非常大，最终为形势所逼，清政府意识到必须而且一定要实施了“有计划政治”——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出台《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君主立宪政治日程表、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度等等，每一样都可以称得上前无古人，遗憾的是仅仅几个选人上的失误葬送了清朝三百年基业。

    第二，清末的历史选择中，共和非但不是首选，甚至只能弃选。在晚清十年宪政改革中，共和和君宪一直是跷跷板的两端，日本对清国的胜利，以及随后对俄国的胜利，让朝野上下达成共识——君主立宪才是最好的选择，随后颁布预备立宪，巧合的是慈禧和光绪的先后离去，让革命党看到了希望，也让清政府慌了手脚，导致最后“皇族内阁”的昏招，从而江山破败，一发不可收拾。

    第三，慈禧与光绪也并非外界所传水火不容，作者在此用温和的笔调叙述了清末那段历史，作者认为慈禧当初却有退位让贤的打算，只是王公大臣以及光绪的真情的挽留才使慈禧最后改变初衷，只是到了戊戌年，慈禧觉得康有为等打着改革的旗号，实则有危害大清的计划，才诛杀康党，而光绪也在随后的日子认可了这种观点。无论怎样说，慈禧的一生都是悲情和不幸的。

    第四，武昌起义更像是一种兵谏，是一次“体制内抗争，其目的是希望清廷遵从民意，改正错误，重回君主立宪的正确轨道”，其本意并非革命，而民国的法统来于清政府，所谓的南京临时政府实质上是立宪党人（主导）、革命党人所达成的一个妥协方案，用以逼迫清廷承认共和，打破南北和谈的僵局，并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个众望所归的人物。而权力的平稳交接，也有赖于以隆裕太后为代表的清廷的顺从大势。

    第五，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梁启超的印象，无论是当初的支持君宪、保皇，还是最后转向共和，梁启超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是有大义，竖大旗的革命者，但从作者的书中以及作者转述的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似乎更符合当年的是非观，给读者一个全新的认识。

    书中有事、有人，但看似杂乱的内容却始终在戊戌后至民国初年展开，一时豪杰、英雄并起，大事怪事坏事充斥其中。同时马勇先生的笔触却是温情的，温情的让人不觉得是在读充满斗争的历史书，更像是一个老人经过大风大浪，如今坐在炉火边与你对谈往事，书中的叙事更是摒弃了很多阴谋论、怪力乱神的传说，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人，用更大的人情去揣摩人物内心，例如关于慈禧的描写让人们看到了她作为女人、母亲更真实的一面，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铁腕无情，祸国殃民，同样还有摄政王载沣、康有为等人，为我们还原了一段有人情味的历史，我想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应该有的人情味，也是符合历史的。

    但历史就是这样，无论我们多么努力，也只是从旁猜测，其中对与错，好与坏，都只是一种观点，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历史叙述者永远不是在胡说，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责任。

    一个历史通识者，用温情理解王朝的更替；一个忧思时世者，用妙笔揭开帝国的败局。历史的谜题终究没有定论，精彩的是永远有人在探索和坚守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