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与安居》：土地住房改革决策参考

    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发挥市场作用，用好“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市场活力的激发，制造业的崛起，土地财政发力，住房高度市场化，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的周期，土地住房改革功不可没。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不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主要方略，而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那么，在过去的高增长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土地和住房问题，如果尽快提出有效解决路径，矫正要素扭曲性配置，将更大程度发挥“土地红利”、激发居民的住房消费潜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实质性进步，并带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客观而论，建国以来，尽管土地住房制度屡经改革与调整，尤其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及土地与住房的税收安排等，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规律、有助于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和充分利用、有助于人民共同富裕的土地住房制度安排。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方面，最新出版的一部专著——周天勇、郭雪剑的《富民与安居——中国土地住宅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紧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硬骨头”——土地和住房改革，给我们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既有理论深度，又有政策高度，还可行的完整框架。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而扎实的一部研究我国土地住房体制改革的著作。

    任何一项改革，都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既不能闭门造车，又不能抄袭他人经验，必须避免犯颠覆性错误，这就要求改革的设计站得高、看得远。作者在这方面很值得称道，细致梳理了我国自周代至今的土地与住房制度及其演变特点与规律，从历史的角度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并对英国、美国、德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古巴、云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及新加坡、以色列等土地住宅制度安排特色明显的三类国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找出其个性与共性因素，总结出改革的一般规律，提炼出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得出对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土地住房制度的借鉴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古今中外，土地产权安排，并非整齐划一，既不是纯粹的私有制，也不存在纯粹的公有制，而是适合各国或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安排。这种发现，有助于我们超越公私之争，回归产权明晰的本源，有助于凝聚成改革的共识。

    我国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住房供地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占比尚很小），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人地矛盾的担忧。但是，正如作者论述的，目前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进入低速增长区域，加之城镇化可以作为缓解人地矛盾的治本之策，土地规模经营的相关改革步伐应该迈得更大一些。被个别人视为“洪水猛兽”的“小产权房”等问题，也应当有客观的认识。土地产权，也应当放在古今中外的大格局下看，明晰产权是大势所趋（当然，明晰产权不是私有化）。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按照“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从供给侧出发，土地住房制度的改革，从理论上讲，应当明晰产权，放开流动。具体而言，放开城镇的土地和住房供应，平抑房价，让进城的农民买得起房，实现居者有其屋；让农民的土地资产化，允许承包地、宅基地的流动，增加其在城镇购房和生存的能力；放宽“小产权房”建设（只要符合规划即可），平抑房价；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等。

    该书有关土地住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及配套举措，非常务实。我认为，该书设计的方案，超越了部门利益，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符合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比如，改造未利用土地，可以至少新增10亿亩耕地，为土地住房体制改革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条件；作者提出的多渠道住房供给模式，是海外国家实践证明的可行模式（即便是德国、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是多渠道供给住房，没有搞一刀切式的住房市场化）；地方财政，由土地出让金改为房地产税（而非现在有关专家主张的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并行），不会导致地方财政危机，而作者的房地产税设计，兼顾了各方利益，经由细致的数据估算，可以实现制度的平稳接替

    从顶层设计的原则看，任何一项体制改革，当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供给侧出发，革除行政干预，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并且，确保改革的前瞻性，避免走回头路，那么，改革的设计，就要充分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方向构思土地住房改革的框架，进行系统化的设计，充分考虑可执行性。该书完全达到了上述要求，而且，视野开阔、理论分析精深、改革方案务实可行，不仅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也为土地住房体制改革乃至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