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将蔡锷“儒”在何处？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生于今湖南邵阳一个普通农家。他未满13岁即名列第一考取秀才，15岁入读湖南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18岁参加自立军起兵，后东渡日本留学日本士官学校，22岁归国进入军界，29岁时昆明举兵胜利后任云南都督，31岁被袁世凯调至北京，33岁潜出北京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迫袁世凯取消帝制退出历史舞台，袁世凯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34岁病逝于日本，时间停留在1916年11月8日。1917年4月，成为民国史上“国葬第一人”，孙中山亲笔书写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神童”“中国士官三杰之一”“护国军神”“民国的昭威将军”……这些别称足以显示蔡锷的传奇。蔡锷改名，与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杨度、唐继尧、秋瑾、陈天华、黄兴、白崇禧、李宗仁、朱德等名人的交往和情分，成功潜逃，婚姻情感与小凤仙的“风流”……蔡锷短暂的一生留下了诸多传说，至今仍被纷纭乐道。

    儒将，专指武功胆略、才识道德同时具备的正面将帅。中国历史上的武将很多，但真正被称为儒将的却屈指可数。关于蔡锷之“儒将”，在《忆蔡锷》一书中，元帅朱德曾有经典回忆：“（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着，态度庄重，对待自己及所有学员都要求甚严。时间可以证明，这个瘦弱的人乃是当时最出色最富潜力的领导人之一，拥有与生俱来的组织和行政天才，而且是一个连最狡黠善变的官僚也会中他计谋的领导人。”蔡锷武功胆略已世人皆知，其文才学识我们通过114万字的《蔡锷集》也可见一斑，其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更被誉为“现代《孙子兵法》”，是黄埔军校和八路军最为重要的军事教材。

    据传，蔡锷7岁时与同伴放风筝，不料风筝掉进了太守家的花园，太守刁难出一上联“童子六七人，无如尔狡”，蔡锷随口就对“太守二千石，唯有公廉”。9岁时遇上新任宝庆知府张榜征联“中秋月不明，挂一掌灯，替乾坤增色”，蔡锷击鼓应对“惊蛰雷未动，擂三通鼓，代天地回春”。“儿将父作马”，“父愿子成龙”，“神童”蔡锷靠着“小相公三元及第，大老板四季发财”“福禄寿三星拱照，公侯伯一品当朝”等一路脱口而出的妙联，赢得了狼毫、镜屏、鲜花等礼物。立于主考官面前，不惧“小童子袖里插花暗藏春色”的下马威，回敬“大老爷堂前摆烛明察秋毫”；不顾“小后生长袍拖地”的嘲笑，祝福“大老爷洪福齐天”；面对“邵阳考生八十名，唯汝最小”的质疑，自信“孔门弟子三千众，属回领先”；最后以“玉掌五指，两短三长”对上“宝塔七层，四面八方”轰动府县。

    “千年柳树做衣架”，蔡锷完全可以走顺畅的“学而优则仕”之路，但维新失败让他弃文从武，改名蔡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发誓“万里山河当澡盆”，“建造一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尤其是目睹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立志“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认识到“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护国战争起兵，明知自己实力根本无法抗衡袁世凯，但蔡锷毅然强调“云南必须挑起重担”，因为“这次起事，所争的不是成败，而是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所以“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正是因为精神的力量，心中只有“国”和“民”，所以在蔡锷短暂的一生中，没有依附过任何所谓权势!

    如果说以矢志不渝爱国爱民为核心的独立人格是蔡锷“儒”之基，那么，身先士卒、廉洁奉公则是蔡锷“儒”之本。“上下一心，虽伤之颇众，昼夜不能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阻”，成为一代军神，靠的就是身先士卒。护国战争时，受病魔折磨，蔡锷已经“瘦得像鬼”，但他仍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深入火线观察敌情，遭敌方机抢扫射，险些中弹。关于蔡锷的廉洁奉公，有几个故事可说明，一个故事是在蔡锷任云南都督后，其大弟蔡钟想谋个一官半职，蔡锷以“我身为都督，不可以带头安排亲朋，这样影响不好”拒绝了；第二个故事是蔡锷两次带头减薪，月俸仅与营长相当；第三个故事是袁世凯责令湖南都督汤芗铭查抄蔡锷家产，结果汤芗铭只能以“实无财产可查封”来复命，死后还负债，只能靠政府的奠仪费来安葬。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对蔡锷一些众说纷纭的传说，在《儒将传奇:护国军神之蔡锷将军》（纳兰香未央／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中，作者结合大量史料，给出了更符合逻辑的说法。关于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民间以袁世凯曾借钱给蔡锷，蔡锷曾赞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说他们是从朋友到政敌，但从蔡锷挽袁世凯“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就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蔡锷一直是清楚的。

    1915年11月11日，蔡锷成功从袁世凯安排的监视他的密探眼中“消失”，说法众多，有的更是神秘离奇。有说是蔡锷的同学曾鲲化策划了蔡锷潜逃的方案，装成游客，假装去厕所，男扮女装，轿子而行；有说是借哈汉章祖母八十寿辰，通宵打牌，趁人不备，溜之大吉；有说是利用小凤仙作掩护而逃；有说是澳大利亚记者端纳亲自将蔡送上东渡日本的轮船。民间还演义出了无从考证的、袁世凯的感叹“我一生骗人，不料竟被蔡松坡骗过了”。蔡锷真的是“骗”的吗？如果是骗，即使逃出了北京，以袁世凯的性格，会让蔡锷轻易绕道回滇？会给蔡锷那么充分的时间来准备起义？蔡锷当时确实有病，先是向袁请病假，后又“赴津就医”，再后来才是“赴日就医”，而且有请假手续为证。正是蔡锷走的是“以正胜邪，以直胜曲”之路，才真正麻痹了袁世凯。

    蔡锷短暂的一生，是传奇而伟大的一生，遗嘱还在强调“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以薄葬。”在他去世后，就连袁世凯的儿子也送上挽联，赞其“军人模范、国民模范，自由精神、共和精神”。毛泽东也曾以“蔡黄，邦之模范”来自勉，朱德元帅更曾经公开谈过：“蔡锷曾经是我的北极星，他是我在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不可否认，蔡锷本人及其思想，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儒”之精义，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亲情，忠于真理和正义，不依附所谓权势、不拜倒于金钱、不做困苦的奴隶、不怕死亡的威胁，在今天仍具有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