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冲锋在前，大力赞美“冏”、“某丝”和“我也是醉了”

    当一个传统作家成为网络新词句的拥趸，他的作品将会出现怎样的面貌？如果走出国门，又将给翻译家们带来怎样的难题？

    在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吉林省作家协会承办的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广西省作协主席东西以自己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为例，谈到作品中使用了如下新词句：“死磕（和某人或某事作对到底）、我的小心脏（用小来强调惊讶程度之大）、抓狂（非常愤怒而又无处发泄）、雷翻（因惊讶而吓倒）、我也是醉了（表示对人物或事物无法理喻、无法交流和无力吐槽等）……

    “有人提醒这过于冒险，甚至被一些专家当创作缺点指认。但这些词句过于强大，它们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几乎是自动弹出，而我也无意回避。它们散发今天的鲜活气息，对我们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状态重新命名，准确生动且陌生。我相信，这些新词句是社会环境、情感生态和思维方式发生改变后的产物，它们沾满了这个时代与这个国家的特殊味道。所以，我不相信不在现场的作家能够写好中国小说。假如他离开了这里的空气、雨水、气温、阳光、风和泥土，又怎能感受到身处其中的况味？更不可能体会因某一点点改变就孕育出来的新词新句。”东西说，好作家都有语言过敏症，他们会在写作中创造新词新句，以求与内心的感受达到百分之百的匹配。所谓“词不达意”，就是现有词句无法表达我们的意思和感情，特别是在社会环境和我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之后。所以，较真的写作者为表达准确，一定会创造适应环境的新词句，甚至于创造新词越多的作家很可能就是越优秀的作家。

    鲁迅先生便是一例。他的作品中有许多自造的词，像“美艳、媚态、劣根性、孤寂、欣幸、庸鄙、奔避”等等，真是掰着指头都数不过来。《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许多“鲁迅词汇”，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一些词语，都出自鲁迅先生的造词作坊。比如“纸老虎”一词，大都认为是毛泽东先生最先使用，但鲁迅早在1933年就使用了，他用于《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再比如“妒羡”，也是鲁迅先生的产品，用于1925年所写的《孤独者》：“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出外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但也很妒羡，说他挣得许多钱。”“妒羡”一词的使用，表明鲁迅先生敏感地发现了“嫉妒中包含羡慕”。

    今天，中国的新词句除了来自作家们的创造，更多的则来自网民。过去网民注册大都不用真姓实名，交流、骂人或者恶搞（恶意地搞笑）都有一块遮羞布挡住，敲起字来无所顾忌，想象力超强，身心放松，蔑视规矩，敢于冒犯，拒绝格式化。他们造字，比如“冏”。这个几乎被忘记了的生僻字于2008年开始在中文地区的网络社群异变为一种表情符号，成为网络聊天、论坛、博客中使用最频繁的字之一。它被赋予“郁闷、悲伤、无奈”之意，并由此衍生出：“冏吧”（交流冏文化的场所、论坛或贴吧等）；“冏倒”（表示被震惊以至达到无语的地步）；“冏剧”（指带有轻松喜剧色彩、缺乏深度的电视剧）等等。

    东西说，鲜活的语言往往生长于民间，而今天的网络平台其实就是过去的民间社会。任何优秀的语词都建立在海量的不优秀之上，也就是说尽管网络上垃圾语言过剩，但总有一些可爱的精辟的词句脱颖而出。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好意思拒绝使用优秀的民间语言，因而，也就没理由鄙视优秀的网络词句。即便你鄙视，“一言不合”（最近网上流行的句式，意思是一不高兴就干别的去了）它们就会悄悄地发芽，生长，甚至茂盛。比如“屌丝”（是庶民、平头百姓或穷人的自嘲式称谓）一词，多少人恨得咬碎牙齿，但它就是顽强地被庶民们使用着。好的词句，它会自行生长，不管你待不待见。如果你充耳不闻，也许若干年之后你会看不懂年轻人写的文章，甚至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作家阿成表示，进入两千年以后，是我国汉语发展最为繁杂的阶段，其中尤以文学界为甚。特别是所谓“网络文学”的出现，以及微信和微博在我国民众中最为广泛的使用之后，涌现出的数量繁多的“网络语言”。这些随意衍生的“新词语”的出现，一方面是以“诙谐”的方式掩盖了某些人汉语水平的低下，另一方面，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阅读上某种新鲜感、活泼感，使得这种“新语言病毒”迅速地在民众中传播开来。同时也诱发了一些作家在个人的创作中的使用，藉此增加其自由的姿态，反叛的精神，用这种准诙谐的方式来增强其作品的新潮感和感染力，并认为有节制地凭借这样的一些“网络语言”，不仅可以表达对民众生活的关切，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当下社会生活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还能在不同层面上凸显出某种前卫姿态和时尚意味。可以说，这些“新语言病毒”的正面意义和负面效应几乎是旗鼓相当的，如同“鸡肋”，食之有味，弃之可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所谓“新词语”的出现，却让翻译工作陷入了一个不大亦不小的困境之中。

    翻译工作追求的是神形兼备。但是，面对汉语文学中无处不在，且不断增加的“新词语”，翻译时若忠于其“形”，就会让译者捉襟见肘，或词不达意。若循其神，总会有偏离原意或伤其原文之嫌。效果非但不好，而且还会损伤作家个性创作的原本意图。比如将“这样式的”或“这样子的”，写成“酱婶儿的”，就是酱子的“酱”，婶子的“婶”。将“朋友”写成“盆友”，将“同学”写成“童鞋”，等等。凡此种种，倘若直译，就需要有注解加以说明，否则外国读者就会不明就里，不知所云。这样不仅会阻断读者的正常阅读，也会妨碍将作品的原意迅速渗透到读者的感知世界中去。同时，还会在不同程度上损伤原作品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内涵。翻译要恪守的铁律，既不能违反作者的原意，也不能影响原作品的美学价值。这就给肩负着传播人类文化的翻译工作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所以说，我们的翻译工作并不是处在一个左右逢源的时代，而是陷入到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当中。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指出，当代汉语的扩展变化对中国作家和翻译家带来了挑战。她说，海德格尔的“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放到当下中国特别贴切。随着整个社会高速运转，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大规模扩散，中国人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自我认知乃至交往表达方式都发生着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语言层面体现得尤为直接，尤为明显。时空的加速带动了语言的奔流、再生、分化和狂欢。身处汉语之中的作家都时常会感到晕眩，也必定会增加翻译的难度。面对语言的难局，除了作学理上的探讨外，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投身到那些声调、节奏和表情得以生发的生活中去，只有充分领会生活的差异、丰富和宽广，才有可能穿透汹涌的语言浪涛，谛听来自水面之下的情感和精神的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