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出国旅游

    作家刘震云的作品在翻译中的遭遇颇有趣味。他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被翻译成其他文字时，翻译家都要求他写一个序。对序的要求非常简单，给外国朋友解释一下：潘金莲是谁？这事解释起来并不简单，一切得从宋朝说起。宋朝的潘金莲说完，还得说当代的潘金莲，即书里的主人公李雪莲。对于二人之间的关系，刘震云的解释，跟李雪莲的解释一样，越解释越说不清。且听阿来、莫言、贾平凹、铁凝、刘震云说说翻译里的中国味道。

    作家阿来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乡村的口语翻译家。

    在他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中，那些会翻译的人是一些形象高大的人，聪明，能干，见多识广的人。他们和抗日电影里呈现的翻译形象完全是天壤之别。

    上学了，他小小的脑袋里一下塞进来那么多陌生的字、词，还有那些字词陌生的声音。他呆滞的小脑袋整天嗡嗡作响，因为在那里面，吃力的翻译工作正在时刻进行。因为他那建立在上千年狭隘乡村经验的嘉绒语中，根本不可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表达。这是他最初操持的母语延续至今的困境。

    即便这样，在日后多年，他仍然骄傲地觉得，自己正在成长为一个可能比以前那些乡村翻译更出色的翻译家。

    与此同时，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阿来也常常会有一种错觉：我不是在创作，而是在翻译。

    直到阿来开始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直到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他对翻译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是的，随便走进中国任何一家书店，任何一座图书馆，翻译外来图书之多，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也许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肩。翻译图书的数量占图书总量的比例，不妨被看成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开放程度的可靠指数。仅就文学来讲，没有翻译，世界文学的版图就难以完善。“从东汉到唐几百年间持续不断的佛经的翻译也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面貌，丰富了汉语的内含与表达。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表达中，中国文化总被描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正是大规模的翻译突破了这个一度高度闭合的系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翻译也是语言的艺术，在文字转换的过程中，如何把原作的语言风格转换过去，让异国读者领略到原作的语言个性，的确是个复杂的技术活儿。这就要求译者不仅是他要翻译的那种语言的专家，也应该是母语的专家，这样才能使翻译工作有丰饶的选择材料。作家莫言引用老师徐怀中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作家的内分泌”来说明作家的语言风格，与作家的个性特征密切关联，翻译家要想在自己的母语中找到这种风格的对应，首先就要求他能够理解并把握作家的个性。

    由此，莫言认为，翻译是创造性的工作。当然有人认为翻译应该忠实于原著，不应该有什么创造。其实忠实于原著与创造性并不矛盾。假如一部作品有两种或者更多种同文的译文，而这些译文基本上都遵从了忠实于原著的原则，但有的译本好，有的译本差，那么他认为，好的译本就是创造性的，不好的译本就没有创造性，甚至具有破坏性。他说：“我读过一位伟大作家翻译的日本和俄国的文学理论著作，翻译者强悍的文风，让原作者消逝了。仿佛这些作品的原作者就是翻译者。我也读过一些伟大的翻译家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家隐形了，仿佛读到的就是原作，仿佛我的阅读就是与原作者直接对话。所以，我想，最好的翻译应该就是好像没有翻译。”

    “中国文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当一个又一个的作家，连同他们的作品、他们对人性和生活的独特发现都为世界各国的读者所喜爱并熟悉的时候，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才能有效地呈现出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特别提到当代汉语的扩展变化对中国作家和翻译家带来的挑战。她说，把海德格尔说过的“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放到当下中国特别贴切。随着整个社会的高速运转，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大规模扩散，中国人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自我认知乃至交往表达方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语言层面体现得尤为直接和明显。时空的加速带动了语言的奔流、再生、分化和狂欢。身处汉语之中的作家都时常会感到晕眩，也必定会增加翻译的难度。面对语言的难局，除了做学理上的探讨外，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直接投身到那些声调、节奏和表情得以生发的生活中去，只有充分领会生活的差异、丰富和宽广，才有可能穿透汹涌的语言浪涛，谛听来自水面之下的情感和精神的振动。

    中国当代文学相当大部分是乡土书写的作品，乡土文学也因地域不同，作家个性不同，其叙述的风格、语言的使用差异很大。这如同电影的摄影师，有的摄影师在作品中极力突出摄影师的存在，不断地以各种角度和构图提醒、张扬“这个作品是我拍摄的”。而有的摄影师却极力在隐藏自己，在强调这个作品是生活的真实呈现，是天地间早就有了的，而“不是我在刻意制作”。这就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不同的写作路数。作家贾平凹觉得，这两种路子都可能出现很好的作品，但后一种路子难度更大些，它常常产生出这样的效果：一般从事写作的人读了就望洋兴叹，不会写作了，而一般不从事写作的人读了则觉得这生活我也经历了呀，我也可以写的。后一种路子，更符合中国的文化、哲学和审美意趣。在这些乡土文学作品里，因中国长期以来政治运动多，政策变化快，写到各个历史时期必然会写到一些让外国读者一时看不懂的东西，翻译家也难以理解难以翻译的东西。

    那么，怎样翻译出中国味道？贾平凹的观点是，几十年以来，中国当代作家无一不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甚至在文学观上、写法上借鉴仿效，这是事实，也是西方读者能读、进而能读进去并接受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原因。但中国当代文学毕竟是中国作家在写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是中国的文学作品。流水可能是西方的，河床仍然是中国的。这就可译出中国的味道。而尽力译出中国的味道，就可对中国的地缘、历史、文化、审美，习俗和趣味有大致的了解，这样才能体会到、感觉到作品中的情调与意味。中国作家历来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上，因个性、习好、修养的不同，分为两支，一支是《三国演义》《水浒》等评书式的，其情节传奇，叙述通俗，语言夸张，一支是《红楼梦》等描写日常生活式的，主题多义，注重细节，讲究文气。前一支可能好翻译，后一支可能难翻译，在重视前一支时更要重视后一支，因为《红楼梦》最为中国人所推崇，最能代表中国文学，最能体现中国味道。

    作家刘震云的作品在翻译中的遭遇颇有趣味。他说，潘金莲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出国旅游，没人认识她。自己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被翻译成其他文字时，翻译家都要求他写一个序。对序的要求非常简单，给外国朋友解释一下：潘金莲是谁？这事解释起来并不简单，一切得从宋朝说起。宋朝的潘金莲说完，还得说当代的潘金莲，即书里的主人公李雪莲。因为书中有人说李雪莲是潘金莲，李雪莲用了二十年时间，向所有人解释，她不是潘金莲。对于二人之间的关系，刘震云的解释，跟李雪莲的解释一样，越解释越说不清。

    更为复杂的是，书中还有这么一段话，一人向另一个人介绍告状告了二十年的李雪莲：“我们觉得她是‘小白菜’，她前夫说她是‘潘金莲’，她说自个儿冤得像‘窦娥’，这不就成仨人了？这仨妇女，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单拎出一个人就不好对付，三个难缠的人缠在一起，可不就成三头六臂了？又跟白娘子练功似的，一练练了二十年，可不就成精了？”除了解释潘金莲和李雪莲，刘震云接着还得解释这几个妇女：小白菜、窦娥、白娘子。于是一个从清朝说起，一个从元杂剧说起，一个从民间传说说起。

    “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书名出国旅游，也变得面目全非。譬如，这个书名英文译为：“我没有杀死我丈夫”；法文译为：“我不是荡妇”；德文译为“中国式离婚”；瑞典文译为“审判”；还有其他文字，一个语言一个不同的名字，但它们说的是同一个中国妇女。这些书名的相同之处，都避开了“潘金莲”这个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性或暴力上，或法律上；不同之处在于，性和暴力在不同语境中的表达层面和指向，又各有侧重。

    为了有始有终，刘震云在序中，往往还会说到这几个中国妇女在中国的下场，潘金莲、小白菜、窦娥、白娘子，没有一个有好结局。她们故事的开始都是因为性，最后的结局又是因为暴力。为什么暴力会干涉她们的性，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她们长得漂亮。

    在这一点上，各民族又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潘金莲出国旅游，并不感到陌生。”刘震云说，只要从人性上把道理说清楚，也就不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