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夫齐乌著《恩维尔·霍查》节译

    1985年4月8日。蜂鸣器不停的响声让男护士一下子站了起来。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袖恩维尔·霍查睡在里面的房间只有一段很短的楼梯。这是一间相当朴素的屋子，与他庞大的图书室相连。涅奇米叶·霍查站在那儿等他，平静而沉着，不过眼神当中还是带着些惊恐。从她丈夫一病不起，再也不能离开为政治局委员们专门划出的城区，即所谓禁城之内官邸的那天开始，便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伴随着她。恩维尔·霍查坐在房间里，委顿于扶手椅内，眼珠子是他身上唯一一处现出生命迹象的部分，好奇地打量着周围。“恩维尔·霍查同志希望到花园里看看。”这或多或少，肯定是她刚才在情急之中下达的指令。现在她放下心来是可以理解的。

    数月以来，这是恩维尔·霍查第一次要人把他弄到花园里去。他走不了路，精疲力尽，一次迸不出几个字来，总是处于一种不间断的半睡状态，因而足不出户地度过了这个漫长而极为严酷的冬天。1985年1月11日，许多年来的第一次，地拉那醒来时看到下过雪了，随后整整一个星期，积雪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留连不去。此后天气回暖，到了这个日子，花园里灿烂的花儿和廉价的石膏像都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了。

    男护士想必忙手忙脚地为独裁者做好了出游的准备，涅奇米叶此时拿来了一副大墨镜，保护他的眼睛免受阳光的直射。在室内度过如此之长的时间，再暴露在日光下，有可能损伤他的眼睛。这倒也不是说他的视力在最后几年有多好。他周遭的世界已经模糊了，灰暗了，朋友和家人的脸变得只剩下了剪影。

    他忠诚的卫士苏洛·格拉代齐徘徊在这一小群人周围，手里拿着摄影机。这是一架西方的机器，刚刚替换了东德产的旧机器。与这个共产党国家的通常做法完全相反的是，1962年连同洗印设备一起购置的旧摄影机是由私人经手的，此人便是伊斯梅尔·卡达莱，当时刚从莫斯科学成回国。没有人知道格拉代齐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愿意拿一架更现代的西方机器代替它，在种种的可能当中，易于操作和用得顺手想必是最重要的原因吧。从1963年开始，他拍摄了独裁者及其至亲家属生活中的所有事件。在数量很大的一系列影片中，霍查看起来颇为放松，全无刻意为之的堂皇之感，一点儿也不像在电影院和在电视上放映的官方纪录片里的表现。纯粹是由于巧合，霍查人生最后一日留下的这份纪录才没有像其他许多影片一样遗失。二十四年之后，它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CPA）、后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PLA）的档案内给人发现了。时隔多年再来研究这部影片，反倒让重建1985年4月8日霍查最后时刻的任务变得更为神秘。

    掌权四十一年之后，恩维尔·霍查仍然立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么多年来，他从没有这样强大，但同时也从没有这样虚弱，这样手无缚鸡之力。他自己不能走路，人家把他放到轮椅上，让他看官邸里的花园。从1944年11月他率领游击队进入地拉那、成立新政府的那天起，他就一直住在这禁城之内了。

    此时他面无人色，一缕缕蓬乱的头发从黑色贝雷帽下支楞出来。死亡即将到来，而霍查好像感觉到了它的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是他一手巩固起来的政权，还是他要求别人提供的爱戴，都救不了他了。他不是第一个死去的暴君，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死亡才是他战胜不了的唯一的暴君。到处收割世人性命的死神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毫不关心，也只有死神不肯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前屈服。用马拉帕尔特的话说，这便是：“死神为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预留了一模一样的命运：一块将要长眠其下的墓碑。”

    （康慨译自布伦迪·费夫齐乌著、罗伯特·埃尔西编、梅琳达·尼什库英译、伊拉杰·巴盖尔扎德-陶里斯出版社出版之《恩维尔·霍查：阿尔巴尼亚的铁拳》首章《死神来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