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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8月24日 星期三

    毛姆的一流

    凸凹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8月24日   03 版)

        日前,女作家刘春在她的微信中写道,读毛姆的短篇小说,读得昏天黑地,不忍释卷。他的小说写得很平易,甚至可以说写的很轻松,也没有刻意的结构,不过是“口述实录”式的叙述,自自然然地开始,又自自然然地结束,却很抓人,让人看到“机心幽深冷酷”。

        刘春是个刁钻的读者,对小说,轻易不会上眼。她的感叹,让我心中大喜,因为我一直是毛姆小说、特别是他的中短篇的爱者,私下里认为好,但一直不敢公开表达。因为从国外到国内,不少人都说毛姆的小说是二流的创作,不过是通俗小说偏上一点。看了刘春的议论,心中的感觉得到了一次验证,心中陡然升起一点自信,不再怕被人说低,索性说开去。

        人说毛姆是二流作家,其实多少有些人云亦云,是媚雅或者从众心理的作用。如果你真正进入了他的文本,对他的中短篇进行潜心的阅读,你会发现,他是绝对的一流!这个一流的判断,是缘自我对短篇小说的文体理念:短篇小说,没必要过于负重,云山雾罩、凌空蹈虚,从极平凡处挖掘出不凡、于无声处有声,才是本义。正如余华所说,“短篇小说从来不是为了猎奇……在于无声处听惊雷,才是真正的考验,才是真正的功夫。”

        毛姆就是这样。他写普通人的生活,写在凡常、平庸生活中的那点非凡、那点不俗,他也不过多地写,非常节制,就像生活那样自然而然。但是,就是那么一点点,却让人眼前一亮,让人看到人性的幽微,立刻产生会意:对的,人心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契诃夫说,所谓人,无论谁,都隐藏着点什么东西。毛姆就是呈现了平凡的人在平凡生活中“隐藏”的这点什么,这点“什么”平时被人的外在和人间万象遮蔽了,不被察觉,甚至当事人也从不自察,却是人立身于世,并抱着希望、有尊严地生活下去的最根本的支撑,因而在关键的时候如期来到。

        《为了荣誉》,写一个西班牙绅士的日常生活。按部就班的时光,让他感到乏味,便带着妻子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面,给苍白以温润。给人的印象,这是一对模范夫妻,丈夫体贴,妻子驯顺,无可挑剔。但是,他总隐隐地感到,相敬如宾之下,妻子没有激情,心有点冷。一次舞会,他们遇到了一个外省青年,女人的眼神倏地亮了一下。这一亮,被丈夫捕捉到了,他便暗暗留心他们的往来。但他发现,妻子与那个青年,不仅没有私下的沟通,即便是一些能够相遇的场合,他们也刻意规避。这让他疑心大起,问妻子:“你们是不是爱过?”妻子坦然地回答:“要不是父母的阻拦,就结婚了。”知道真相之后,为了表示大度,他还带妻子赴有那个外省青年参加的宴会,但女人以身体不适委婉地推辞了。这让他心中不快,问道:“你是不是还爱他?”女人依旧坦然地答道:“还爱。”从这一刻起,问题就严重了,即便是妻子恪守妇德,对他忠心耿耿,他也不能忍受,他要从根本上解决。终于在一个看斗牛的场合,他故意挑起有关斗牛的争论,找到了冠冕堂皇进行决斗的理由。那个青年明明知道这是有意的设计,还是毅然赴约。毛姆写道:“这个年轻人死得很有骨气,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那个女人也表现得很平静,好像生活中什么也没有发生,还是体贴入微地侍候丈夫的饮食起居,唯一不同的是,她“面色苍白,额角有了一丝白发。”

        这是个俗烂的的情感故事,却在通俗中有了“厚暗”的东西,它让人看到了忠贞的逆反和“荣誉”的逆转,不可言说的诱因,不过是当事人那一点点坦诚、克制和平静而已。

        《便当的婚姻》,写一个殖民地总督的婚姻生活。那个总督最初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而且别无长物,还长得矮丑。他自己说道:“我承认,我长得很丑,但并不是那种使人害怕和恐怖的丑,仅仅是惹人发笑的丑,虽然如此,也是很糟糕的事了。”通过关系,他谋得了一个殖民地总督的差事,但任职的前提,是他必须结婚,因为那个殖民地有浪漫风习,单身汉到那里,会闹出风流韵事、甚至伤风败俗。于是他发出了征婚广告,于是他收到了雪片一样的求爱信。在拆阅过程中,他发现,这些信件,都有功利性的目的,而且大都不加以掩饰,疑似交易。他均加以拒绝,直至任职期限的最后一天。上司催促道,你再不定下一个女人,并即刻结婚,你的位置就让别人取代了。他只好与最后一个寄来求爱信的女人见面。待一见面,他吃了一惊:那个女人并不像猜想的那样,老而丑,反而高大而美。他不禁问道,你既然条件这样好,为什么推迟到最后?女人说,我出身低微,家里又穷,而且年龄也比你大很多,被选中的可能性极小。面对个单纯的女人,他迫不及待地选下了。都以为这桩婚姻近乎儿戏,结局是不妙的,没想到,他们相互欣赏,夫唱妇随,生活得很甜蜜。多年后,究其内里,总督夫人坦率地说:“事实上,我们这是一个便当的婚姻,面对这样的婚姻,我们期望不多,所以就较少失望。由于双方都不相互苛求,因而就没理由恼怒生气。由于不指望完美无缺,因而就能本能地包容。既然是这样,我们的结合就没理由不和谐、不幸福。”

        这个故事很温暖,因为它能引起读者对自己婚姻生活的反思。主人公都是俗人,即便是男主人公有总督的身份,也不过是稻草人头上戴了一顶吓退麻雀的草帽。其美满生活的支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浪漫因素,而是得益于他们都有的一点“自知”,承认自己的“缺陷”,取矮下来的生活姿态。这就了不起了,因为人在低处,抬腿就是登高,凡常的日子,也变成了哲学。

        《万事通先生》,画的是一幅市井画。那个主人公,既没高贵的出身,也没有可资倚重的社会背景,还没有自我立身的技艺特长,是个一事无成的无业游民。他的日常生活就是游荡、酗酒、吹牛、赌博,在人家的屋檐下讨生活,得过且过。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在各种人群中混得如鱼得水,人们不看重他,也不讨厌他,而且都乐意让他有一份过得去的生活。这样的状况的得来,缘自他身上的一点点“特别”的东西——

        在一个社交场合,一群贵夫人攀比颈上的珍珠首饰,他趁机吹嘘道:“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任何一颗人工培养的珍珠都不会逃过我的眼睛,不信的话,咱们打赌。”他知道,这个群体的虚荣,给了他制胜的把握。于是他连连得手。到了最后的一个妇人,他说:“只有这个夫人的是真的。”那个妇人的丈夫哈哈大笑,“这你就看走眼了,我夫人一贯勤俭持家、不爱慕虚荣,她的这条珍珠项链是我花了十八块美元从地摊上买的。”“不,是真的,价格不低于三万美元,不信的话,我用我的鉴定工具检验一下,我要是输了,甘愿付给你一百美元。”在鉴定过程中,情况发生了逆转,毛姆写到——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放大镜,仔细地检查,脸上是得意的微笑。他正要说话,突然发现那个太太的脸色像张白纸,似要晕倒的样子。她张大恐怖的眼睛盯着他,包含着绝望的央求。它是那样的明显,以至于让他纳闷为什么她的丈夫竟看不出来。

        他张大了嘴,脸涨得通红,让你感到他是在努力克制自己。“我错了。”他说,“仿制得太好了,简直可以以假乱真,若不是借助放大镜,我都被它欺骗了。”说完,自嘲地笑笑,给了那个和他打赌的先生一百美元……

        这是不露声色的冷静叙述,却让人在于无声处,听到了震耳的惊雷——一个多余的人,成了可爱的人,甚至是可敬的人,其转折的支点,就那么一点点,即:未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最后涂抹到的一点亮色——悲悯。

        通观毛姆的小说,篇篇都有这种“于无声处”的东西,几乎是常态,是恒定的品质,便不能不让的肃然起敬。

        相较之下,我们的许多所谓的一流小说家却是地地道道的二流。因为他们的写作,笃信“虚构的真实”,让虚构覆盖实际生活的存在。而且,每一涉笔,都有意图伦理、地域文化的前提规定,都有小说家个人趣味的自我玩味。他们远离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以特定人群的独异反岟为高为上,在无文处炫文,在无波浪处搅动波浪,是精心设置的文本传奇,即便是不留痕迹,疑似天成,但仍是他的主观呈现,典雅得流俗、温暖得寒冷,让读者不敢信任。

        而毛姆所描绘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能进入,都能找到自己的体验和感觉,因而它是广谱的;是人的小说,是“我们”的写照,让人情不自禁地沉浸,这样的作品,若不允称一流,不是狭隘,便是对眼高手低的本能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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