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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8月10日 星期三

    现代文论研究的历史意识与阐释路径

    刘杨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8月10日   20 版)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张清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7800元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一直以来是学术链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以往的研究往往或聚焦于现代文学批评,或聚焦于某个理论概念,或用场外征用西方理论过度阐释。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需要开展清淤与重建的工作,即在理论史全面清理的基础上生成历史化的知识谱系,进而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中生成对理论史的阐释。张清民教授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作者在论题展开过程中回避了通行的用理论阐释理论的做法,而采用了“社会网络矩阵”的方法从文学理论的生成基础、机制与理论形态和社会功能进入研究对象。本书在旁征博引的同时也清晰地呈现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与学理问题。这为如何理论化地阐释文学理论史提供了一条可资参考的学术路径,其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从原始材料中提取理论问题。不难发现作者在“论从史出”的原则下,从相当广泛的原始文学期刊或著作中发现问题。除了本专业、本选题的文献运用,作者对当时政治、教育、文化、出版及回忆性文献也有着较为充分的掌握。以“现实主义文艺论的认识歧途”一节为例,以往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往往抓住几次论争、几个思潮对这一概念的发展梳理,而作者握住了当时的现实主义理论何以会在中国语境中产生歧义又何以必然地发展成我们如今所见的演进逻辑,即“现实主义在其艺术精神本土化的过程中,理论家们的认知出现了更大的歧义,并使现实主义精神走向两个方面的岔道……”。

        其二,在历史叙事中辨析理论问题。作者在勾勒出理论话语场的同时,也为自己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边界,即从中生成问题并回答其中的问题。如在第六章第一节论述左翼文学权力话语的叙事特征时概括出理论命题口号化等三个特征,作者将左翼文论发展的过程中鲜活现场用历史叙事的方式重绘,但又能有效地从中提取出理论发展自身的问题,得出判断:“‘文艺大众化’经过‘左联’组织的两次理论讨论,被左翼理论家反复加以政治化阐释,其话语意义不断增生,已非普通的学术语汇,成为具有意识形态诉求的政治化文艺概念。”

        其三,从外向内的理论阐释路径。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理论发展,尤其是左翼文学理论的发展不可能遵循文学自律的路径,因此粗读该书会感觉作者的问题意识似在政治而非文学,这便与时下的研究诸多成果并无二致。但笔者仔细阅读后发现并非如此。作者在引论中厘定了他的研究方法,外部(政治、思想、机制、语境)和内部研究(形态、话语、叙事),而从全书的体例和框架来看,作者采用的是从理论外部到理论本体的阐释路径。

        这种阐释路径使得他对以文学自律为理论前提的理论关注是有限的,主要集中在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文学理论的讨论中。但文学理论研究无论走得多远都应有能力返顾文学这个中心词,也不宜放弃文学自律这个文学理论自觉的前提。作者自身的文学自律意识是在那些非自律的理论是现场中在场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语境中,政治军事的硝烟往往干扰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主体性,这种干扰会影响到研究者,使之或片面强调文学政治化的历史合理性,或坚持文学自律的执念而笼统地批判时人。作者既看到了将理论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势所必然,但他的文学自律意识始终作为其叙事时的伦理监督而影响其叙事立场,如“这种转换暗含政治权力和统治需要的玄机,而其实现又是在提升文艺创作方法冠冕之下进行的”。

        笔者之所以强调该书的这三个亮点,是因为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抹杀而征用文化政治理论,以及化归为历史学社会学研究是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亟待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而该书在扭转这两种研究趋向上是一个成功的学术案例。

        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往往也会释放可对话的学术空间。这部著作中有一半左右的篇幅是在处理左翼文论自身的理论问题或与其他理论思潮的学术关联。作者尽可能做到对左翼文论的“了解之同情”,但如果用比较挑剔的学术眼光来看,近几十年的左翼文学与文论研究存在着一个“前理解下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un⁃derPre-understanding)的怪圈,即研究者回到历史语境展开学术研究的前理解和历史实际的错位,作者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在该书中,作者依然过于关注操纵权力话语的左翼文论家及左翼文论话语中的斗争因素或权力运作。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理论有四股理论源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和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等)而来;从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而来;从列宁、斯大林(第三国际或称共产国际)而来;从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来。历史中的诸种可能性之间的消长和辨识是可以使我们在研究中将之互为理论参照物的,当然这也许超出了作者的论域和该书的篇幅而是更进一步的学术要求。

        总体来看,作者在资料爬梳的基础上,不仅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理论进行了“历史的”与“美学的”的合逻辑的学理阐释,还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性研究和阐释探索了有效地学术路径。该书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有完整的学术逻辑和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是一部值得深入阅读并与之对话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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