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考证齐白石“虚报”年岁

    齐白石的行事方式，有时如其绘画或篆刻，不拘一格。譬如，他想让人写传记了，首先想到的人选，居然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今天读书人大都知道，胡适是大忙人，讲学及个人研究写作任务颇多，还整天忙着关心政治、编辑刊物、甚至乐意为人证婚等等，他的几部作品，最终都是以“半部”搁置，惹得当时人讥笑，后来者议论纷纭；此外，胡适虽然常常提倡各人来写传记，可他给人写的传记，譬如《丁文江的传记》等，就并不成功。虽然丁文江是胡适敬重并交往甚深的老友。其中原因颇多，笔者感到，胡适是注重有书面文字记述的史学家，不大擅长推衍联想或合理虚构，没有文字细节记载，他就不敢写入“传记”中。所以，即使老友丁文江，他也写不出细节丰富，引人入胜的文章来。他与齐白石并不熟悉，只靠一些相关资料，胡适终于只完成了两三万字的一个“年谱”。比起齐白石一些弟子回忆或研究齐白石者写的传记来，可读性，丰富性，都不能尽如人意。这且不说，他还在年谱中，大发其考证癖，将齐白石曾“瞒天过海”添加年龄的事实证出，弄得老画家颇不愉快。这倒是此次写作的意外结果。

    1946年秋天，胡适刚刚从任职多年的美国返回北平，承担起了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很快，齐白石便通过他人对胡适表示，希望他为自己撰写传记。不久，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不大出门的齐白石，打起了一包资料，亲自来到胡适家里。胡适也是性情中人，见到老人这般认真，“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写传记的事”。

    胡适去国多年，此次回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之紧张可想而知。给齐白石写传记之事，一直拖延到第二年（1947）暑假，才开始进行。首先，研究材料。齐白石给胡适提供的资料，有大约十种之多。其中包括白石老人八十岁时所撰的《白石自状略》的初稿，发表稿，写定本数种；杂记稿本《三百石印斋纪事》一册；残页《入蜀日记》；自撰《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似为王森然所作《齐白石传》一册；另有几本诗歌作品：《借山吟馆诗草》（自写影印本）《白石诗草自叙》初稿及改定本；《白石诗草》残稿本，以及一小包有关齐白石的剪报、函件等。

    如前所说，胡适不是一个善于联想或虚构的作家。面对这些零散的材料，他的方法是将其中凡有年月时间可考的内容，分年编排起来，有时也以自己的史学训练，做一点考订。编年的主干，是齐白石八十岁时所写的《白石自状略》。既然基本或大都以齐白石自己的材料及文字编成，故胡适最初打算题名为《齐白石自述编年》。可在编排的过程中，却发现这些内容不仅有限，还有初稿、修改稿之间的差别，老年人记忆旧事难免的错误等，所以，尽可能寻找参考印证资料比对考订，就成了胡适不得不做的工作。

    在资料中，胡适遇到一件“最感觉奇怪的”事，《白石自状略》与其他也是齐白石的文字中，记载的年岁，“往往有两岁的差异！”胡适是这样发现的：“《白石自状略》是他八十岁写的，其时当民国二十九年（1940）。从民国二十九年上推，他的生年应该是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可在其他记载中，譬如齐白石自写的《母亲周太君身世》这样郑重的文字里，他的生年却是同治二年癸亥（1863）。发现了年岁这样基本问题差别，有考据癖的胡适当然不会放过。不过从人情说，这内中或许别有隐情。胡适觉着“不敢”亲自去问他老人家，便托人去婉转探问齐白石在结婚时与陈夫人同岁，还是小陈夫人两岁。

    齐白石当年娶妻陈氏，只有十二岁，时间在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当地的风俗，是先举行婚礼，谓之“拜堂”，女孩子便进夫家。等到成年，择期“圆房”。齐白石与陈夫人是光绪七年（1881）十九岁时方圆房。对于胡适的婉转询问，齐白石只给了一个“含糊的答复”。他想，这内中，大概有“小秘密”吧。他便把怀疑与考据都记在初稿的小注中，想留待与齐白石有多年深交，又是自己朋友的黎锦熙来解答。

    因为手头得到的内容不算多，胡适用了不长时间，在1947年8月，就把《齐白石自述编年》初稿完成。可惜，由于仓促，限于资料，加之他与齐白石交往很少，这篇初稿仅仅一万来字。用这么点字数，来描摹一位经历繁复，生命绵长，有极高艺术成就的艺术家，显得很不相称。可见，胡适并非写作齐白石传记的合适人选。不过胡适名气大，朋友也多，虽然初稿如此，他还可以找友人帮忙。他先将初稿的抄清本送给齐白石审查，原稿留在家里，想请黎锦熙教授加以添补改削。胡适知道，黎锦熙与齐白石都是湖南湘潭人，两家之间有六七十年的深切交谊，稿子一定应交黎阅读才合适。黎锦熙当时回湖南老家，1948年4月才回到北平。不久，胡适将此文初稿送去，不仅要求黎锦熙批评订补，还诚恳希望他一起合作，共同完成这件工作。

    黎锦煕接受任务后，除去在自己手头查寻资料，还不断来到齐家，“过门辄入，促膝话旧”。尽管可以如此方便接近传主，可齐白石毕竟年事已高，“回忆往事，每不能记为何年。”有趣之处还在于，“有时先后差上十几年他也不在乎”。譬如宣统元年己酉（1909）以前，齐白石曾数次游历了西安、北京、上海、南昌、桂林、梧州、广州以及苏州、南京等地，他自己说是“五出五归”。胡适在他提供资料的基础上，考订只有“三出三归”。黎锦煕问及齐白石，齐也记不清，只说，“或者有两出两归是在己酉以后吧”?齐白石有一儿一女当时在北平，面对黎锦煕的询问，也一派茫然，不能断定。最后，还是黎锦煕在自己的日记里查捡，得出计有“四出四归”结论。（今学者经过梳理详考，仍维持齐白石自言“五出五归”的实际）见到通过传主及其家人不能有多少收获，黎锦煕开始用自己的日记作为旁证进行补充。黎锦煕这人真有耐力，日记不间断记了数十年。由于和齐家可以常常登堂入室的近关系，他从日记中摘抄出了许多有用资料，采注进了原稿中，大大增加了年谱的字数。略觉可惜的是，作为语言学家，黎锦煕在日记写作中，也进行着新语言记述方式的尝试，这却不利于资料的寻查。一段时间，黎锦煕用注音符号来记写；过段时间，他又用译音符号的国语新字来写。这虽可考验新文字的记述能力，但查寻应用时却有了问题：“要查某人的姓氏名号，不如汉字之容易映入眼帘，非有工夫一行一行的细看不可……”这些不利因素，使得有一部分内容，缺少了黎锦煕日记中文字的补充。

    黎锦熙的补订，使得该年谱字数增加了大约一倍。黎的贡献，在胡适眼里，“最重要的是查得白石老人因为相信长沙舒贻上替他算的命，怕七十五岁有大灾难，自己用‘瞒天过海法’把七十五岁改为七十七岁！这一点弄明白了，年谱的纪年才可以全部改正”.说到这里，胡适还以历史学家的成就感发挥：“白石老人变的戏法能够‘瞒天’，终究瞒不过历史考证方法！”有了黎锦熙的贡献，胡适在文稿中，就可以发言了。年谱中齐白石的生年一节，他添加了一段按语：“周太君年十七嫁齐家，年十九生白石。太君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十七当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十九岁当同治二年癸亥（1863）。《周太君身世》是白石亲笔，则白石生年自应在同治二年，而咸丰十一年则是他父母结婚之年。白石当七十五岁时，采用星命家‘瞒天过海法’，自己增加了两岁。他自己在八十岁时写《自状略》，其实他那时只能算七十八岁，世人依据《自状略》上推他的生年在咸丰十一年辛酉，实在是被他‘瞒’了。”在此展示了一下考证过程及方法，最后一笔，还能读出收获的得意味道。

    因为在考证齐白石与陈氏夫人结婚时年龄有疑问，在年谱的这个时间点，胡适再次加按语辨析：“《白石自状略》记祖父死在他十二岁时。他晚年《祭陈夫人文》说：‘清同治十三年正月廿一日乃吾妻于归期也。是时吾妻年方十二。是年五月五日吾祖父……寿终。’年岁皆合。但祭文又云，‘吾与贤妻相处六十八年。’陈夫人死在庚辰二月（民国二十九年，1940），距甲戌为整六十六年，因白石当七十五岁时自己加了两岁，所以多说了两年。”那么，齐白石究竟为何改年岁，当时具体情况如何？胡适在年谱民国二十六年（1937）丁丑，齐白石正七十五岁时，加附有资料详述（或许是黎锦熙提供也未可知）：“自改为七十七岁，在北平。长沙舒贻上（之鎏）曾为白石算命，说‘是年脱丙运交辰运，美中不足。’（就生辰八字推算流年一册，说‘辰运：丁丑年三月十二日交，壬午三月十二脱。丁丑年下半年即算辰运，辰与八字中之戌相冲，冲开富贵宝藏，小康自可有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白石在名册上批记云：‘十二日戌时交运大吉。……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批记又云：‘交运时，可先念佛三遍，然后默念辰与酉合若干遍。且在立夏以前，随时均宜念之也。……（十二日戌时）属龙属狗之小孩宜暂避，属牛羊者亦不可近。本人可佩一金器，如金戒指之类。’）”

    这一节，胡适之所以引用如此详细，一方面应当是针对此事的考订，另方面，笔者以为他似乎在为古代算命之学，留一点实证资料。那一代的学人，离影响那个时代的算命风习很近，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年在家时，都有过算命的经历（当然主要是家长在做），将其中的方法、手段介绍出来，也许比只批判其“唯心”“迷信”，却对它一无所知好得多。

    齐白石算命，并非仅仅对自己。他在用“瞒天过海”法改了年龄之后的第二年，得一子。他也为这个老来得子算了命。胡适尊重实际，在年谱中这样记述：“是年胡姬生第四子，名良末（行七）。日记云：‘阴历五月廿六日（即国历六月廿三日）寅时，——钟表乃三点廿一分也，——生一子，名曰良末，字纪牛，号耋根。（命册注云：牛者，丑也，纪丁丑年怀胎也。八十为耋，吾年八十，尚留此根苗也。）此子之八个字——戊寅、戊午、丙戌、庚寅——为炎上格。若生于前清时，宰相命也。’”“耋根”“生于前清时，宰相命也”云云，作为受过国外现代训练的胡适，却无论什么“迷信”或其他内容，都比较详细地记录在算命的表述文字中，可证胡适一定有为这种活动留下一份实证的想法。

    就在这一年，年谱改变了介绍齐白石年龄的方法。一方面指出实际年龄，同时按照齐白石自己“瞒天过海”后年龄：“民国二十七年（1938）戊寅。白石七十八岁（实年七十六岁，以下照推）。”

    《齐白石年谱》，虽仅有短短三万余字，却不仅是胡适、黎锦熙两位学者之功。当黎锦熙将补充稿交给胡适后，胡适又将此稿交给曾写出《陈龙川传》《辛稼轩年谱》，深受胡适影响的历史学家邓广铭。邓广铭不仅注意到胡适黎锦熙都未曾利用的《白石诗草》，从中摘补出一些可作传记的材料，还扩而大之，借读了齐白石老师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湘绮楼全集》，与齐白石多有交往的姚华的《弗堂类稿》，罗正钧的《劬庵文稿》，瞿鸿禨的《诗选遗墨》，易顺鼎的《琴志楼丛书》以及陈师曾、罗瘿公和八指头陀等人的遗诗等等，他也借出查阅，希图从中找到有用资料。经过如此补充，这部著述大致成稿。胡适原定的《齐白石自述编年》名称，内容已大大突破。故此，命名《齐白石年谱》是准确合适的。

    按胡适当初打算，他还想将此稿交给与齐白石关系密切，同时有极高造诣的画家徐悲鸿审读，并且请徐悲鸿挑选出齐白石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插入书中，但时代巨变，势不可能。胡适只好就近请著名画家汪亚尘的夫人荣君立，学者顾毓琇从他们收藏的白石画作中挑选出十余幅，加上罗寄梅所摄的一幅齐白石照片，送交与他有很深关系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很快，商务印书馆在不到一月时间，印成此书。出版时间，署为1949年3月。

    很快，政权易手。胡适便去了美国，晚年回到台湾。可他却对自己和友人编著的这册薄薄的《齐白石年谱》，十分留心。倘有资料，他也会加入书中。成为一个“自校本”。胡适逝世后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影印出版了这册胡适的《齐白石年谱》自校本。

    历史让两位不同领域的大家如此交结，无论结果如何，都应该是一次幸运的碰触。数十年后，浮尘落定。现在来阅读这部小册子，可以回味的内容，实在不仅仅胡适考证出齐白石年岁上“瞒天过海”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