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的困境与表达的尴尬

    认知中国，表达中国，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自觉，也是责任和权利。尤其在当下的中国。没有认知，就难有表达。当认知陷入困境，表达就会尴尬。尤其在认知而不知其认知是否合于文学创作规则的时候，表达就会更为尴尬。

    比如，就历史的中国文化来说，我很难判断哪一种既有的认知更符合它曾经的历史真相和精神内涵。

    有人告诉我，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文学是道德文章。我有限的阅读给我的印象，也似乎能印证这种认知。这样的文化和历史传承，从公元前的文献到几千年后的当下，从孔子到司马迁到王勃到范仲淹到现在网络上实名和网名的作家的文字，从未中断。

    又有人告诉我，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我的阅读印象似乎也能印证这样的认知。这样的历史文献和文学表达，也可以上到公元前，下到现在网络里的拇指文学和手机段子——我并不鄙薄现实中国的拇指文学和手机段子，甚至认为，不管是对礼乐文化的发扬光大，还是对酱缸文化的传承续接，许多的拇指文学和手机段子，要比许多以写作为职守的作家文字更具智慧，更近于我理解的文学品质。

    我的困惑在于，礼乐文化背景中的道德文章和酱缸文化里生长出来的文学，会不会掩藏和遮蔽历史现实的真相？礼乐文化背景中的道德文章和严肃的反省与自我批判，是你死我活的敌手，还是相互依存的盟友？颂诗和忧患，就文学来说，哪一个更有利于文化机体的健康？更有利于生长坚实的文化自信？携带着酱缸文化基因和元素的文学，能否利于我们的文化从酱缸里脱身而出，成为一盘色香味俱佳的中国菜肴？

    我不认同“愤怒出诗人”的判定，也不认同愤怒的表达会成为高品质的文学。当文学面对诸如暴力、苦难、贫困、罪恶与救赎这些重大主题的时候，愤怒有可能给暴力戴上光环，苦难、贫困、罪恶有可能止于晾晒，而晾晒是不够的，止于晾晒的文学往往不如写实的记录和现场报道更为有力。

    我也不认同礼乐文化背景中的颂诗能成为高品质的文学。高品质的合唱是多音质多声部的，是不同声音的和谐，而不是同一种声音的集合。颂诗式的文学在传承礼乐文化伟大传统的同时，也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成为催眠文化的有机组成。陶醉甚至迷醉于乐感，就有可能失去记忆，虚饰现实，使我们的文化肌体在堕落的享受中糜烂腐败。

    把礼乐文化精神和酱缸文化精神杂糅在一起，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文学呢？会不会是一锅貌似文学的杂烩？

    对一个很难把人民还原成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的写作者来说，在想到人民的时候，经常会陷入困境。我写诗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想，我是不是人民中的“一个人民”呢？写小说、创作或改编影视剧的时候，也会问自己：我写的这些人物是不是人民呢？

    以文学形象做参照，《水浒传》里的李逵、武大郎应该属于人民之列，皇帝和高俅好像不应该是。宋江呢？潘金莲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呢？《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呢？焦大呢？《阿Q正传》里的阿Q呢？如果他们属于人民，怎么和我从小时候起就开始认知的人民全然不同呢？我接受的文学教育给我的印象是，有两种人物最有资格成为文学形象而不朽不衰，要么是人民，要么是人民的敌对者。如果他们不属于人民，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社会身份成为文学经典形象，立足于中国文学历史而不衰不朽呢？

    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人民”这个词，并给它倾注了神圣和崇高的情感，以至于忽略或从未追问过它确切的含义。它不应该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实有的存在，是无数携带着复杂的社会关系、道德立场、价值判断、生活习惯、利益诉求的社会集合体。他们即使不是历史和现实事件的直接原因，也是其得以发生、发展和延续的现实基础。他们从来都是具体的，鲜活的，复杂的，多变的……

    我想，如果礼乐文化和酱缸文化的立论都有其说服力，这两种文化之间会不会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系呢？酱缸文化是对礼乐文化的反叛，还是共谋？或者补充？两种文化是如何且能够共存于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之中，对整个系统的延续和发展，又各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礼乐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和酱缸文化里生长出来的文学，是否都很容易成为奴性的文学？奴化的才情？我想，人类历史，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已经以无数次大灾大难和无数生命为代价，证明了以人为神的个人崇拜不仅不利于人类的精神健康，还会毁坏人性。那么，人民崇拜呢？我所受的文学教育告诉我，文学不应该是皇权的奴才，权贵的奴才，金钱的奴才，那么做人民的奴才呢？

    我想，历史和现实中的人道灾难和罪恶，应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人民永远是崇高、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人道灾难和罪恶就应该是不可理喻的，所谓人类的悲剧就是一个凭空臆造的词语。

    我想，为人民的中国文学在面对抽象的人民和现实历史实践中的人民时，应该如何认知，又该如何表达呢？把一个由血肉之躯构成的社会存在抽象为一个名词，至少不应该是文学的所为，否则，文学会不会承受文学不能承受之重，压垮文学？

    我想，拒绝个人崇拜和抽象的人民崇拜之后，文学会不会自我崇拜呢？在我看来，优越感是精英化的前奏，精英化是神化的第一步。自恋的，自感优越的，以至于自我崇拜的文学，很可能会误导人性。

    我想，把帝王从神坛上请下来，把人民从抽象的名词里解放出来，把自恋的圈套拆骨扬线，让所有的人，也包括作家自己，一起走进现实，不邀宠，不献媚，也不取悦自己，理性而非任性。我们为人民的文学是否才能不被人民吓住，不那么战战兢兢，进入他们的历史和现实事件，他们的情感和精神领地，认知他们，也认知自己。写出他们的境遇，塑造他们的形象，和他们一起，温习自我，更深切地感受自我，并作为历史记忆，让将来的人民清晰一些，不那么糊涂地认知他们的来路，健康地把握他们的现实，向善，向美，守护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如此，为人民的文学是否也同时就是为自己的文学，所谓的文学自觉和独立精神是否也就在文学之中呢？

    我的这些“我想”，并不是确认的判断。事实上，我经常处在认知的困境和表达的尴尬之中。我想这时候的我也一定是一脸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