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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革命一线到出版业
杨晋豪（1910-1993），字寿清，号青涛，江苏（上海）奉贤人。
1928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在校时期开始从事写作，文章见诸《北新》《拓荒者》《语丝》《青年界》等。杨晋豪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他还与中共地下党员和“学运”积极分子发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入党不久的1931年春，他又与郁永言、钮长震等建立了“中大”的青年团支部，至1931年6月，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王善堂和交通员吴春恒（即吴越，“中大”艺术系学生）又与杨晋豪共同重建了“中大”的中共党支部，大家推举杨晋豪担任中共支部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爱国学生代表纷纷涌入南京请愿，最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南京“珍珠桥惨案”，而国民党当局对杨晋豪的活动也有所察觉。1932年2月，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王善堂和军委书记路大奎被捕，随即国民党先后逮捕了300余人，这样，“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南京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杨晋豪和汪楚宝、钮长震等也遭到逮捕。
杨晋豪1932年被捕入狱，至1933年初方被营救出狱。再后来，他根据自己在狱中的经历，撰有《入狱记》一书，经过多次修改，在沦陷时期上海的“太平书局”出版，此书成为他后来“失节”的证据。
“脱离”革命之后，他转而从事出版工作，1933年秋天，加入了上海北新书局担任编辑，开始主编《出版消息》和《小学生》等。上海沦陷之后，他在《申报月刊》担任编辑。
辉煌的出版业绩
杨晋豪在出版界的一个贡献是主编了《中国文艺年鉴》，并先后于1934年、1935年、1936年连续编辑出版了三册（皆由北新书局出版）。所谓《中国文艺年鉴》，堪称当时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集成和俯瞰，也即年度汇总和展示，开创这一体例和编制的，即是杨晋豪。
1934年至1936年的《中国文艺年鉴》分为四部：第一部是“二十三年度中国文坛巡阅”，与第一回《中国文艺年鉴》相比，1934年《中国文艺年鉴》关于文坛的内容有所增加，除了一般考察外，还有“中国文艺主潮”“论战”和“中国死亡作家”的报道（书前有当年亡故作家刘半农、庐隐、朱湘等人的8帧遗照）。书中关于中国文艺界的“历史故事”“战争小说”“小品文”和“翻译工作的复兴”等内容，则反映了本年度的文艺主潮，如后者，正逢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出版业的“翻译年”，所以如此。杨晋豪以为：
在前一两年，一般读者，对于翻译的东西，抱持着厌烦的态度，而在书业方面，为了迎合读者的脾味，也都少出翻译而多供给创作。但在本年度，却表现出了转机。因为在创作界显然表现着贫乏。更为了环境的限制，而无伟大作品的产生；于是介绍国外名著的工作，成为营养今日文坛的重要任务。很多人在呼喊着翻译世界名著的要求。在社会科学和国际政治上，专载翻译的期刊，尤其出版得多。文艺杂志的翻译工作，也逐渐复兴。而专载文艺译品的期刊，则有生活书店的《译文》和黎明书局的《世界文学》；《文学》和《现代》也出过翻译的专号。
至于第二部“二十三年度中国创作选”，下设短篇小说（15篇）、新诗（18篇）和散文三个部分，散文下又分为“小品”（7篇）、“记事”（9篇）、“游记”（5篇）、“日记”（3篇）、“传记”（3篇）和“随笔”（4篇）。明显的，是所选作品的数量多了，尤其是作品体裁大大超过第一回《中国文艺年鉴》。
第三部，则是北平、南京、武汉、安徽等12个城市的文坛报告；而第四部则为本年度出版的文艺书目，其中的“创作书目”和“翻译书目”更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编纂思想，事属创举，颇具文献功能。
《中国文艺年鉴》堪为煌煌巨著，它完全依靠杨晋豪的个人力量编写而成，不说没有经费支撑，采择材料等等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年鉴出版后，受到一位署名“李影心”的读者的严厉批评，其于1934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二十三年度中国文艺年鉴》的文章，文章针对作品的选本，提出了作家、时代、流派的三种类型，并就编者对年度文坛的概述、所选散文居多等问题发表了批评意见。对于“李影心”的观点，杨晋豪在《中国文艺年鉴》（1935年）的“后记”中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解释，他指出：
年鉴编辑，原是一种艰苦繁重的工作，观点正确，审别取舍能力的明断，固很重要，而最需要的却还是过去的和现今的文艺上的甚至于社会上的各种材料。但要搜集它，却又谈何容易！以国家的力量所主持的中国人口调查，还要靠外国人的统计，更何况乎我在编辑这文艺年鉴的工作时，仅是独力支撑，既没有什么‘委员会’为之讨论，而又缺少他人力量的帮助；既没有国家经费的津贴，而又迫于局中经济的困窘；加之以为要赶速出版，时间匆促；而在编成之后经过了审查（尤其是文坛巡阅的部分被勾去很多）；在这种种困难的处境之下，而对于这一年度的中国文坛作了一个概括的清算，我想站在客观地位的读者，或能原谅编者的这一点苦心罢！
是所谓不为不知难也。杨晋豪编纂的1935年《中国文艺年鉴》基本上保持了前一年度体例，其内容亦分四部：第一部是“廿四年度中国文坛考察”，另附录有伍蠡甫、周立波等文章5篇；第二部是“廿四年度的中国文艺理论”，收有林语堂、胡风等文章11篇；第三部为“廿四年度的中国创作选集”，选收短篇小说16篇，新诗14首，散文30篇，剧本1篇；第四部是“廿四年度文艺新书要目”；最后是“后记”。据说杨晋豪还编写过1936年的《中国文艺年鉴》。应当说，杨晋豪开创了20世纪30年代独立编撰《中国文艺年鉴》之先河，而他编纂的每一种年鉴都在800页以上，由此可以想见其花费的精力。当时他必须首先完成北新书局的编辑工作，然后才能穷力于此。
除了《中国文艺年鉴》，杨晋豪编辑过的书刊还有《现代杂文选》（北新书局1936年出版）、《学生救亡运动特写》（北新书局1936年出版）、《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北新书局1937年出版）、《少年文选》（北新书局1950年版）、《民国小学生作文》（1937年4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为《小学生创作文库丛书》之一。该丛书编者董志渊即是杨晋豪的笔名）等，他还撰写并出版了《入狱记》（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中国出版界简史》（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除狼斗虎》（上海北新书局1951年版）等，此外译有《狄婀娜（月神）》（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少女的追求（红蔷薇）》（北新书局1931年版）、《社会科学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等，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他还主编有《新知识辞典（正编）、（续编）》（上海北新书局1951年版）等，这本辞书反映了共和国开篇之际词语的特点和变化，如今已成许多研究者手中的珍贵素材。
当年杨晋豪驰骋出版界，编选“文选”、出版辞书，编辑出版配合形势的读物，后者还如《八路军出马打胜仗》（汉口生活书店1939年版）、《民众怎样参加游击队》（战时出版社1941年版）等，颇能显示出其作为进步出版家的风貌。当然，作为进步出版人，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杨晋豪编选、撰写的一些作品也受到了查禁的“待遇”，其中有《现代杂文选》（北新书局1936年版，罪名是“普罗意识”）、《怎样写抗战文艺》（战时出版社1941年版，罪名是“以派系私利为立场，强调阶级斗争”）、《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北新书局1943年版，罪名是“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等。
文坛纷争
身为革命者、出版家的杨晋豪后来并不为更多人所认识，他的“大名”是通过一场“文坛风云”被人记取的。
当年在上海的鲁迅曾有致杨晋豪的一信，时为1936年3月11日。其曰：
晋豪先生：惠示收到。
关于少年读物，诚然是一个大问题；偶然看到一点印出来的东西，内容和文章，都没有生气，受了这样的教育，少年的前途可想。
不过改进需要专家，一切几乎都得从新来一下。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曾有一两本童话，那是为了插画，买来玩玩的，《表》即其一。现在材料就不易收，希公治下，这一类大约都已化为灰烬。而在我们这边，有意义的东西，也无法发表。
所以真是无能为力。这不是客气，而恰如我说自己不会打拳或做蛋糕一样，是事实。相识的人里面，也没有留心此道的人。
病还没有好。我不很生病，但一生病，是不大容易好的；不过这回大约也不至于死。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牋牋鲁迅 三月十一日
杨晋豪当时在北新书局编辑《小学生》半月刊，鲁迅的信显然是回复他关于“少年读物”的意见的。信中的“希公”，是指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而杨晋豪向鲁迅征求“少年读物”的来稿以及推荐合适人选，鲁迅没有轻易回答，他们还不熟悉。其实，就翻译问题，此前鲁迅已与包括杨晋豪在内的梁实秋、赵景深等有过一场争论，当时鲁迅还写了《教授杂咏》四首“打油诗”。《教授杂咏》写于1932年12月29日，鲁迅分别讽刺了钱玄同、赵景深、章衣萍、谢六逸。
赵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1929年，梁实秋在《论鲁迅的“硬译”》中说：“无产阶级理论方面的书翻成中文的……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又说：“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得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对此鲁迅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他说：自己从事翻译，是“以为窃火给人”，必须忠于原作，“倘有曲译，倒反足以有害”，这也是他始终坚持主张“硬译”的一个原因。当时赵景深也发表了意见，他在《论翻译》一文中说：“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这样，赵景深“宁达而不信”就与梁实秋的主张在客观上起了呼应的作用，当然，赵景深毕竟是与梁实秋有所不同的，而鲁迅则在《几条“顺”的翻译》中认为：“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算赵景深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杨晋豪为什么是“徒孙”？无疑是当年杨晋豪也发表过反对“硬译”的文章，况且他与赵景深都在北新书局服务，赵还是书局的总编辑，鲁迅在文章中稍带一下杨晋豪也不奇怪。
北新书局成立于1924年的北京，后迁至上海，该书局与鲁迅关系较为密切。1931年，“北新”因出版销售进步书刊为国民党当局所封闭，后来复业，改以编发世界文学译本及情色书籍等获利。
“硬译”之外的另一场文坛争论，则是鲁迅逝世后发生在1938年的上海，当时有一场关于“鲁迅风”的论争。首先，是阿英揭橥纪念鲁迅的文章，反对当时一些上海的作家“模仿鲁迅之风”，因为鲁迅的杂文一向以“迂回曲折的形式和悲凉的情绪为独特风格”，这在当下的抗战形势下却是不适应的了，即需要“新形式”的文体。紧接着，反对声四起，而一贯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杨晋豪则站到阿英这一边，他以为“孤岛”抗战的形势业已明朗，不需要采用当年鲁迅在租界中苦苦笔战的“杂文”战术。
作为一种杂文流派，“鲁迅风”的号召者有巴人（王任叔），唐弢等，至1939年1月，《鲁迅风》杂志创办，成为这一流派最终形成的标志。《鲁迅风》以继承鲁迅杂文风格为宗旨，其推崇的“鲁迅风”也即“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一般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击敌人、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二）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创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注重多样化、形象化的说理以及笔调的讽刺和幽默的杂文味，追求一种‘理趣美’；（三）在杂文的艺术风格上，文体的样式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允许有广阔自由的创造天地。
如是，当时争论的双方，即以王任叔（巴人、屈轶）为主的以及另一方的阿英、杨晋豪等，只是其内部的不同意见。杨晋豪当时的相关文章，有《译报·大家谈》上的《写给谁看》，以及《世纪风》上的《读“呜呼低调”》《论批评家的眼睛并答各家》。最终在是年11月28日，柯灵等37人联名签署《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算是对这场争论的一个总结，其中提出“我们希望今后的上海文艺界，更紧密地联合起来，负起文艺阵线上作战任务”的意见，于是一场风波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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