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失和原因新探

    鲁迅因为中日文化差异的误会，导致失去了他最有文学作为的弟弟，他只能用努力创作来疗好伤痛。他在此期间写了一本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奇书，这就是意外得到的《野草》。在这本散文诗集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像地火和岩浆，那些连珠炮似的华丽语言，那些上天入地的追问和想象，都通过文学语言一股脑儿地迸发出来，使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我们如果细读这本书，特别是以《风筝》《颓败新的颤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失掉的好地狱》等为代表的一些篇章，就会感觉到那种因“荃不察”而带来的深层次的痛苦，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挣扎与愤懑，那种情绪激进的文字为何展示得犹如暴风骤雨，进而形成了鲁迅文体中的另一个独特的表达方式。

    周氏兄弟的失和，源于一封周作人写给鲁迅的绝交信。

    鲁迅一生和许多人通过信，与他的弟弟周作人的往来书信就更多了。其中内容繁多，涉及到各种公事、家事、文事、杂事，叙述细微；从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东京、北京等地，时空广阔。兄弟怡怡的感情成分，当然非他人可比。他们兄弟都是文化名人，这些书信如果搜集齐全出版的话，一定是很有意思，当然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从《周作人日记》中我们可以统计出来，他们兄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上百封。但正因为是一家人，彼此的书信在他们之间就视为平常，所以不大珍惜，留下来的非常少。现收在《鲁迅全集》中的信仅有18封，但是，这封绝交信留下来了。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亲自送过来一封信。这封绝交信，使鲁迅产生了无尽的悲凉与愤懑。他的一片冰心，居然连亲如手足的弟弟也“荃不察”。此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是一封令鲁迅感到莫名其妙的信，没想到的是由他的弟弟亲自送过来。同住在一个院落里，却用书信来联系成了那时候人和人最远的距离。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后邀欲问之，不至。”居然如此绝情。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发展到鲁迅回去取东西时，对方竟恶语相向几乎交手。

    鲁迅最为失望的就是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他们两人从“兄弟怡怡”到成为参商，亲情关系转变之快令人心寒齿冷。鲁迅对待周作人，帮助最大、尽力最多，感情最深，但谁能想到后来的兄弟亲情却急转直下，形同路人。细数周氏兄弟的交往史，可以从童年夜话，到南京执手；从异国求学，到走上文坛。鲁迅对其弟的帮助，可谓尽心竭力。早期翻译域外小说和日本文学，《新青年》时期的新诗和散文创作，周作人的成名，处处都包含着其兄鲁迅的心血。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兄弟成为中国新文坛上最为瞩目的双星。就是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从买房到装修事无巨细，也是鲁迅着力最著。在兄弟前期的交往史上，到处可以找到长兄大爱无疆的事例。突然的反目，而且对自己“荃不察”的竟然是亲兄弟，鲁迅受到的精神打击可谓难以想象，由此产生的失望与绝望，简直痛苦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对于这件事，各类人等都非常关注，后来研究者的说法也很多。统计起出来不外乎有“经济说”“误会说”和“非礼说”等。笔者觉得还应该增加一说，这就是“文化差异说”，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专门细谈。

    “经济说”的持论者很多

    据俞芳回忆，连鲁迅的母亲也是这样认为，兄弟失和是羽太信子大手大脚花钱，引起鲁迅的不满，经羽太信子挑唆周作人所造成的。许广平后来也从鲁迅那里得到证实，在《鲁迅回忆录》中，许广平这样写道：“他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说鲁迅认为自己借钱乘黄包车从前门进来，敌不过羽太信子用汽车从后门花掉，孩子有病去的都是日本人开的医院（山本医院）。许广平还举例说当时八道湾有一个总管叫徐坤，此人办事大笔从中取利、克扣贪污，鲁迅对其早有怀疑，而羽太信子反而告诉徐坤要注意鲁迅。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认为造成兄弟间的失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经济纠纷。这方面的论断在研究界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不一定是羽太信子希望达到的。

    “误会说”也有一席地位

    这方面最早持论者是荊有麟，他在《鲁迅眼中的敌与友》一文中说：鲁迅与周作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这些人写信给他们兄弟有时信封上只写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们住在一块儿，随便哪一个收信，双方都能够看到。有一次一个日本人来了一封快信，信封上写的是周作人，鲁迅自然知道是谁来的，而此时已是晚上周作人已经睡了。鲁迅担心有急事就拆开信看了，不料信里面内容却是只写给周作人一个人的，并没有任何鲁迅的事情。第二天一早鲁迅将信交给周作人，却没有想到周作人突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信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导致鲁迅搬家。郁达夫也认为鲁迅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其实这种说法大概太中性，而且也不大靠谱。因为鲁迅与周作人还不至于因为这点儿小事而翻脸。记得周作人曾在《鲁迅的旧日记》（收《饭后随笔》）一文中说：“我查壬寅（1902年）正月笔记，内有一处说检豫才旧日记观之，内记有小姑母忌辰。”周作人自己当时能查看其长兄的日记，鲁迅并不以为意；对方看看他的来信，况且还说不定这信是写给两个人的，他怎么能够翻脸呢？除非他的那封来信内容不可告人，但这在当时几乎不可能。

    “非礼说”，是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污蔑

    所谓“非礼说”，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性骚扰。这种说法似乎更合周作人的那封绝交信原意，因为信中要求鲁迅“以后不要再到后面院子里来”，信中明确指出鲁迅是做了对不起他和他们家的事。鲁迅与周作人的学生章廷谦（川岛）曾经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的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窗下种满了花木。”（见《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郁达夫说：“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见郁达夫《回忆鲁迅》）。舒芜在《忆台静农先生》一文中说，台静农曾经对他说起过兄弟失和的起因。“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时，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很高兴，想着羽太信子也正着急，连夜到后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后来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连夜进来，意图非礼，周作人居然信了”。（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鲁迅在周作人西山养病期间，忙于从各方面筹措医药费，得到钱自然是十分高兴，通知羽太信子也实属正常。至于当时羽太信子在做什么，是正在洗澡还是已经睡下了，兴冲冲的鲁迅并不知道，在告知的时间上对不对，似也无可指责。于是后来就有了看洗澡、非礼、企图调戏等等说法。一些无聊的文人甚至还说什么羽太以前是鲁迅的情人，不一而足。海外甚至有个别人写文章说，鲁迅此前就给羽太写过信，还在他的日记中写上“寄羽太家信”，鲁迅怎么会给周作人老婆写“家信”呢？云云。其实这是没读过《鲁迅日记》，更不理解日本文化所致。鲁迅确实给羽太信子写过信，在日记中记有“寄二弟信、二弟妇信”，这个“二弟妇”当然就是羽太信子，他自己并不忌讳，因为那些都是正常的通信。至于这个“羽太家信”，应该理解为是写给“羽太家”的，也就是寄往日本的羽太家族（羽太父母），懂得日语的人都知道“羽太家”是一个词，而不应该理解为“家信”。有的时候也写上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的名字，如果单凭浅薄的主观臆断，将其理解成是写给羽太信子的“家信”，不是不懂装懂的生拉硬套，就是别有用心的主观臆测。

    可以用“文化差异说”来解释

    所谓“文化误解说”，就是中日文化在这个家庭中发生了认知上的误解。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鲁迅与羽太信子在这个中日结合的家庭中，认知上发生了错位。鲁迅是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看羽太信子，而羽太信子则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鲁迅，于是由这个误解产生的矛盾便发生了。如果按上面说的例子来推论：鲁迅得到所筹措的钱或者有非常重要的事，必须马上去告诉羽太信子，而当时的羽太信子有可能正在洗澡，鲁迅就在这个时空中对她说了这个事情。按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这绝没有什么不妥的。因为男女混浴是日本的民间习俗，看洗澡真的算不了什么的，何况是有紧要的事情说了就走，碰巧撞上对方洗澡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证明：

    郁达夫的成名作小说《沉沦》，就写了留学生偷窥房东的女儿洗浴，被对方看见说了一句话，他就吓得跑掉，后来还为此搬了家，而人家并没有当回事，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小说发表出来以后，保守派们暗地里偷着看表面上却谴责批判，一时间郁达夫的压力很大。因此他写信给周作人，请他说几句公道话。郁达夫曾经说过：“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态度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所以他请周作人看看这本书，周作人在日本住过，他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周作人还是当时最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对文艺有真挚的态度。郁达夫当时给周写了一个明信片，说你给看看，如果认为不行的话，将来我就不写了。后来周作人写了一篇文章，对《沉沦》给予了肯定和正面评价。指出：“作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压迫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我们要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它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寓意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即使或者人说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作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现他的气氛，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周作人说《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是“受戒者的文学”。由于有了周作人的评论，郁达夫声名大振，《沉沦》在文坛上也站住了脚。

    大家熟知的电视连续剧《阿信》，剧中老年阿信和已是壮年的孙子同浴，孙子在浴池中不是还给她搓背吗？所以，看洗澡对于日本人来说完全是正常的、真的没有什么的。日本的“混堂”至今仍然保留着，这已经成了一种民族风俗。

    对此，鲁迅当然是知道的，他并没有在意，因为对方是日本人，他觉得天色已晚说过事情就走了；鲁迅以为羽太信子当然也知道，因为她是日本人。事情还得反过来说，作为日本人的羽太信子，她嫁给了中国人，在北京的大家庭里她是少数，她不得不以中国人的习俗来要求自己，因为鲁迅、周作人的妈妈鲁老太太也在，她要适应这个中国家庭，做好中国人的儿媳妇。所以，时常她会以中国人的思路来看问题。记得许多论者引用过羽太招待“苦雨斋”客人的回忆，说她时常心血来潮，有客人在上菜以后喝酒时，谈话提及天气冷吃饺子如何如何，这本是不可认真席间的随意言说。于是羽太信子立即叫人将菜肴撤下，赏给佣人；改包饺子的记载，结论是这个日本妇人持家太浪费。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热情好客的成分在，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和大方习惯。另外她也应该知道，在中国，大伯在弟媳妇面前是有很多规矩的，比如弟媳洗澡这样的场合大伯当然要回避。她以为鲁迅是中国人，更是应该知道。于是就成生了认知上的错位和文化反差，两个国家的一家人都从对方的生活文化背景、民族习俗习惯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矛盾和误解就这样发生了错位，各自从对方的认知中理解对方，一件不是问题的问题、不是大事的大事就发生了。后来羽太信子癔病发作，她在歇斯底里中添油加醋一说，事情就严重了。说白了都是癔病惹的祸。文化差异是主因，癔病发作是导火索。

    我以为“非礼说”只是个借口，“文化差异说”才是矛盾的主因，“经济说”仅仅是表面现象，或许是羽太信子真有全面掌控经济权的野心。试想如果羽太想得到全家的经济支配权，她赶走鲁迅虽然减少了有性格的明白人之监督，但在经济上，使得这个大家庭每月的总收入从五百四十块大洋，减少了一半儿以上（据许广平在书里说，鲁迅每月三百大洋、周作人每月二百四十大洋；也有说，他们兄弟加起来是六百大洋。），这样对她的挥霍又有什么好处呢？

    周作人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主要还是周作人糊涂，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昏”，大家想想八道湾大院子里住着那么多的人（全家共13口人加上几个佣人总计近20口），还有孩子，鲁迅又是那么忙，就是他打一下猫，母亲鲁瑞都能知道（见《鸭的喜剧》），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都可以揣度出来。再说羽太信子患有歇斯底里病（当然后期更重），周作人对此是早就知道的。据有关回忆说羽太信子一犯病他就“服软”，而鲁迅不是这样，他是有性格的人。事情爆发的前四天，鲁迅已经“改在自室吃饭”了，此时正是羽太信子犯病的时候，几天后病越来越重，终于逼得周作人又一次服了软。平心而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羽太信子毕竟是日本人，在陈述、表意上会有问题，况且又是在病中，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早就应该知道，但是就在这次癔病中胡言乱语内容的判断上，他出现了重大失误。许寿裳曾经说：“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周作人的这次“服软”是以牺牲自己亲哥哥为代价的。

    试想如果鲁迅真的有问题的话，他怎么会让这封绝交信能流传到今天？这是文字证据，一般心里有鬼的人，收到后早就把它销毁了。再有，兄弟反目以后鲁迅曾经用过一个笔名叫“宴之敖者”，鲁迅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其中包含了许多的无奈、痛苦和辛酸。如果鲁迅真有问题的话，他怎么会起这样的一个笔名，怎么还会公开向人解释其中意？以这样的笔名写文章不是自取其辱、更加让人多想吗？

    兄弟反目鲁迅搬家以后，鲁老太太数次到鲁迅那里看望，还给鲁迅送过点心，请鲁迅带她去看病，鲁瑞在那一段时间里与大儿子联系甚多，这明显带有一种倾向性。试想如果真的在家庭中发生大儿子非礼的事，妈妈的立场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母亲鲁瑞毕竟是个明白人。需要补充的是鲁迅此时自己看病或者是带母亲看病，去的都是北京的日本诊所“山本医院”，所以关于孩子有病去日本医院是浪费的说法，很难自圆其说。可见，经济说导致兄弟反目并不是主要原因。

    据周建人后来回忆，鲁迅评价周作人的就是一个“昏”字。作为次子，他长期以来在家事当中，从来就没有动过脑子，又经不住耳边风，唯独这件事他居然就走了心思、轻信了，结果弄得兄弟反目。导致在这个大家庭中，原来的兄弟亲切交流中断，从而形成了心理上的“厚障壁”，气氛上的“风雨如磐”。从“大家都高兴”（《兔和猫》）的和谐大院，转瞬之间变成了女主人“天威莫测”的八道湾。严重失察的周作人对于这种局面的形成，看似理直气壮，又写信又叫喊；实则色厉内荏，他对兄弟失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看问题都是对别人明白，对自己糊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最难的是战胜自己。周作人能正确评论《沉沦》，却不能准确分析发生在自己家里的，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误会。我们知道，文学家常以作品指导读者想象蔷薇色的生活梦；但是在现实生活里，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是很弱智的，尤其是像周作人这样养尊处优的文学家。

    鲁迅因为中日文化差异的误会，导致失去了他最有文学作为的弟弟，他只能用努力创作来疗好伤痛。他在此期间写了一本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奇书，这就是意外得到的《野草》。在这本散文诗集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像地火和岩浆，那些连珠炮似的华丽语言，那些上天入地的追问和想象，都通过文学语言一股脑儿地迸发出来，使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我们如果细读这本书，特别是以《风筝》《颓败新的颤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失掉的好地狱》等为代表的一些篇章，就会感觉到那种因“荃不察”而带来的深层次的痛苦，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挣扎与愤懑，那种情绪激进的文字为何展示得犹如暴风骤雨，进而形成了鲁迅文体中的另一个独特的表达方式。

    后来，收在《彷徨》里的小说《兄弟》《伤逝》等，都有明暗隐约表达他兄弟情愫的成分，对此十分敏感的周作人当然会感觉得到。他说这些小说都有歌德的所谓“诗与真实”，读起来可以当作诗和文学看，寻求事实要花一些查考和分别的功夫了。

    还有一个材料，是周作人自己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披露的：鲁迅曾经在周作人病重的时候对他说：“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这个意思鲁迅在小说《兄弟》中，通过主人公张沛君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出来。说明他的私心是不想帮助弟弟照顾妻子，这个私心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对于鲁迅来说，却实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据俞芳回忆鲁迅母亲曾经对她说过：“这样要好的兄弟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住下去，这真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意见，对方能够不知道吗？据许寿裳回忆说，羽太信子也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这样两个互相讨厌的人，怎么会产生庸俗之人想象的事情呢？

    对于这些小说的解读，周作人自成一家，他毕竟是鲁迅的弟弟，那种失落和反省多少年以后他才真正感觉到。在解读《伤逝》的时候，他说这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受”，“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一种难以言说的苦闷和悲哀、自悔和失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正可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等到他真正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