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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8月03日 星期三

    周氏兄弟失和原因新探

    张铁荣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8月03日   05 版)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鲁迅因为中日文化差异的误会,导致失去了他最有文学作为的弟弟,他只能用努力创作来疗好伤痛。他在此期间写了一本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奇书,这就是意外得到的《野草》。在这本散文诗集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像地火和岩浆,那些连珠炮似的华丽语言,那些上天入地的追问和想象,都通过文学语言一股脑儿地迸发出来,使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我们如果细读这本书,特别是以《风筝》《颓败新的颤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失掉的好地狱》等为代表的一些篇章,就会感觉到那种因“荃不察”而带来的深层次的痛苦,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挣扎与愤懑,那种情绪激进的文字为何展示得犹如暴风骤雨,进而形成了鲁迅文体中的另一个独特的表达方式。

     

        周氏兄弟的失和,源于一封周作人写给鲁迅的绝交信。

     

        鲁迅一生和许多人通过信,与他的弟弟周作人的往来书信就更多了。其中内容繁多,涉及到各种公事、家事、文事、杂事,叙述细微;从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东京、北京等地,时空广阔。兄弟怡怡的感情成分,当然非他人可比。他们兄弟都是文化名人,这些书信如果搜集齐全出版的话,一定是很有意思,当然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从《周作人日记》中我们可以统计出来,他们兄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上百封。但正因为是一家人,彼此的书信在他们之间就视为平常,所以不大珍惜,留下来的非常少。现收在《鲁迅全集》中的信仅有18封,但是,这封绝交信留下来了。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亲自送过来一封信。这封绝交信,使鲁迅产生了无尽的悲凉与愤懑。他的一片冰心,居然连亲如手足的弟弟也“荃不察”。此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是一封令鲁迅感到莫名其妙的信,没想到的是由他的弟弟亲自送过来。同住在一个院落里,却用书信来联系成了那时候人和人最远的距离。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后邀欲问之,不至。”居然如此绝情。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发展到鲁迅回去取东西时,对方竟恶语相向几乎交手。

     

        鲁迅最为失望的就是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他们两人从“兄弟怡怡”到成为参商,亲情关系转变之快令人心寒齿冷。鲁迅对待周作人,帮助最大、尽力最多,感情最深,但谁能想到后来的兄弟亲情却急转直下,形同路人。细数周氏兄弟的交往史,可以从童年夜话,到南京执手;从异国求学,到走上文坛。鲁迅对其弟的帮助,可谓尽心竭力。早期翻译域外小说和日本文学,《新青年》时期的新诗和散文创作,周作人的成名,处处都包含着其兄鲁迅的心血。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兄弟成为中国新文坛上最为瞩目的双星。就是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从买房到装修事无巨细,也是鲁迅着力最著。在兄弟前期的交往史上,到处可以找到长兄大爱无疆的事例。突然的反目,而且对自己“荃不察”的竟然是亲兄弟,鲁迅受到的精神打击可谓难以想象,由此产生的失望与绝望,简直痛苦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对于这件事,各类人等都非常关注,后来研究者的说法也很多。统计起出来不外乎有“经济说”“误会说”和“非礼说”等。笔者觉得还应该增加一说,这就是“文化差异说”,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专门细谈。

     

        “经济说”的持论者很多

     

        据俞芳回忆,连鲁迅的母亲也是这样认为,兄弟失和是羽太信子大手大脚花钱,引起鲁迅的不满,经羽太信子挑唆周作人所造成的。许广平后来也从鲁迅那里得到证实,在《鲁迅回忆录》中,许广平这样写道:“他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说鲁迅认为自己借钱乘黄包车从前门进来,敌不过羽太信子用汽车从后门花掉,孩子有病去的都是日本人开的医院(山本医院)。许广平还举例说当时八道湾有一个总管叫徐坤,此人办事大笔从中取利、克扣贪污,鲁迅对其早有怀疑,而羽太信子反而告诉徐坤要注意鲁迅。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认为造成兄弟间的失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经济纠纷。这方面的论断在研究界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不一定是羽太信子希望达到的。

     

        “误会说”也有一席地位

     

        这方面最早持论者是荊有麟,他在《鲁迅眼中的敌与友》一文中说:鲁迅与周作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这些人写信给他们兄弟有时信封上只写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们住在一块儿,随便哪一个收信,双方都能够看到。有一次一个日本人来了一封快信,信封上写的是周作人,鲁迅自然知道是谁来的,而此时已是晚上周作人已经睡了。鲁迅担心有急事就拆开信看了,不料信里面内容却是只写给周作人一个人的,并没有任何鲁迅的事情。第二天一早鲁迅将信交给周作人,却没有想到周作人突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信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导致鲁迅搬家。郁达夫也认为鲁迅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其实这种说法大概太中性,而且也不大靠谱。因为鲁迅与周作人还不至于因为这点儿小事而翻脸。记得周作人曾在《鲁迅的旧日记》(收《饭后随笔》)一文中说:“我查壬寅(1902年)正月笔记,内有一处说检豫才旧日记观之,内记有小姑母忌辰。”周作人自己当时能查看其长兄的日记,鲁迅并不以为意;对方看看他的来信,况且还说不定这信是写给两个人的,他怎么能够翻脸呢?除非他的那封来信内容不可告人,但这在当时几乎不可能。

     

        “非礼说”,是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污蔑

     

        所谓“非礼说”,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性骚扰。这种说法似乎更合周作人的那封绝交信原意,因为信中要求鲁迅“以后不要再到后面院子里来”,信中明确指出鲁迅是做了对不起他和他们家的事。鲁迅与周作人的学生章廷谦(川岛)曾经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的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窗下种满了花木。”(见《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郁达夫说:“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见郁达夫《回忆鲁迅》)。舒芜在《忆台静农先生》一文中说,台静农曾经对他说起过兄弟失和的起因。“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时,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很高兴,想着羽太信子也正着急,连夜到后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后来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连夜进来,意图非礼,周作人居然信了”。(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鲁迅在周作人西山养病期间,忙于从各方面筹措医药费,得到钱自然是十分高兴,通知羽太信子也实属正常。至于当时羽太信子在做什么,是正在洗澡还是已经睡下了,兴冲冲的鲁迅并不知道,在告知的时间上对不对,似也无可指责。于是后来就有了看洗澡、非礼、企图调戏等等说法。一些无聊的文人甚至还说什么羽太以前是鲁迅的情人,不一而足。海外甚至有个别人写文章说,鲁迅此前就给羽太写过信,还在他的日记中写上“寄羽太家信”,鲁迅怎么会给周作人老婆写“家信”呢?云云。其实这是没读过《鲁迅日记》,更不理解日本文化所致。鲁迅确实给羽太信子写过信,在日记中记有“寄二弟信、二弟妇信”,这个“二弟妇”当然就是羽太信子,他自己并不忌讳,因为那些都是正常的通信。至于这个“羽太家信”,应该理解为是写给“羽太家”的,也就是寄往日本的羽太家族(羽太父母),懂得日语的人都知道“羽太家”是一个词,而不应该理解为“家信”。有的时候也写上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的名字,如果单凭浅薄的主观臆断,将其理解成是写给羽太信子的“家信”,不是不懂装懂的生拉硬套,就是别有用心的主观臆测。

     

        可以用“文化差异说”来解释

        所谓“文化误解说”,就是中日文化在这个家庭中发生了认知上的误解。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鲁迅与羽太信子在这个中日结合的家庭中,认知上发生了错位。鲁迅是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看羽太信子,而羽太信子则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鲁迅,于是由这个误解产生的矛盾便发生了。如果按上面说的例子来推论:鲁迅得到所筹措的钱或者有非常重要的事,必须马上去告诉羽太信子,而当时的羽太信子有可能正在洗澡,鲁迅就在这个时空中对她说了这个事情。按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这绝没有什么不妥的。因为男女混浴是日本的民间习俗,看洗澡真的算不了什么的,何况是有紧要的事情说了就走,碰巧撞上对方洗澡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证明:

     

        郁达夫的成名作小说《沉沦》,就写了留学生偷窥房东的女儿洗浴,被对方看见说了一句话,他就吓得跑掉,后来还为此搬了家,而人家并没有当回事,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小说发表出来以后,保守派们暗地里偷着看表面上却谴责批判,一时间郁达夫的压力很大。因此他写信给周作人,请他说几句公道话。郁达夫曾经说过:“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态度的人,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所以他请周作人看看这本书,周作人在日本住过,他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周作人还是当时最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对文艺有真挚的态度。郁达夫当时给周写了一个明信片,说你给看看,如果认为不行的话,将来我就不写了。后来周作人写了一篇文章,对《沉沦》给予了肯定和正面评价。指出:“作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压迫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我们要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它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寓意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即使或者人说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作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现他的气氛,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周作人说《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是“受戒者的文学”。由于有了周作人的评论,郁达夫声名大振,《沉沦》在文坛上也站住了脚。

     

        大家熟知的电视连续剧《阿信》,剧中老年阿信和已是壮年的孙子同浴,孙子在浴池中不是还给她搓背吗?所以,看洗澡对于日本人来说完全是正常的、真的没有什么的。日本的“混堂”至今仍然保留着,这已经成了一种民族风俗。

     

        对此,鲁迅当然是知道的,他并没有在意,因为对方是日本人,他觉得天色已晚说过事情就走了;鲁迅以为羽太信子当然也知道,因为她是日本人。事情还得反过来说,作为日本人的羽太信子,她嫁给了中国人,在北京的大家庭里她是少数,她不得不以中国人的习俗来要求自己,因为鲁迅、周作人的妈妈鲁老太太也在,她要适应这个中国家庭,做好中国人的儿媳妇。所以,时常她会以中国人的思路来看问题。记得许多论者引用过羽太招待“苦雨斋”客人的回忆,说她时常心血来潮,有客人在上菜以后喝酒时,谈话提及天气冷吃饺子如何如何,这本是不可认真席间的随意言说。于是羽太信子立即叫人将菜肴撤下,赏给佣人;改包饺子的记载,结论是这个日本妇人持家太浪费。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热情好客的成分在,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和大方习惯。另外她也应该知道,在中国,大伯在弟媳妇面前是有很多规矩的,比如弟媳洗澡这样的场合大伯当然要回避。她以为鲁迅是中国人,更是应该知道。于是就成生了认知上的错位和文化反差,两个国家的一家人都从对方的生活文化背景、民族习俗习惯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矛盾和误解就这样发生了错位,各自从对方的认知中理解对方,一件不是问题的问题、不是大事的大事就发生了。后来羽太信子癔病发作,她在歇斯底里中添油加醋一说,事情就严重了。说白了都是癔病惹的祸。文化差异是主因,癔病发作是导火索。

     

        我以为“非礼说”只是个借口,“文化差异说”才是矛盾的主因,“经济说”仅仅是表面现象,或许是羽太信子真有全面掌控经济权的野心。试想如果羽太想得到全家的经济支配权,她赶走鲁迅虽然减少了有性格的明白人之监督,但在经济上,使得这个大家庭每月的总收入从五百四十块大洋,减少了一半儿以上(据许广平在书里说,鲁迅每月三百大洋、周作人每月二百四十大洋;也有说,他们兄弟加起来是六百大洋。),这样对她的挥霍又有什么好处呢?

     

        周作人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主要还是周作人糊涂,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昏”,大家想想八道湾大院子里住着那么多的人(全家共13口人加上几个佣人总计近20口),还有孩子,鲁迅又是那么忙,就是他打一下猫,母亲鲁瑞都能知道(见《鸭的喜剧》),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都可以揣度出来。再说羽太信子患有歇斯底里病(当然后期更重),周作人对此是早就知道的。据有关回忆说羽太信子一犯病他就“服软”,而鲁迅不是这样,他是有性格的人。事情爆发的前四天,鲁迅已经“改在自室吃饭”了,此时正是羽太信子犯病的时候,几天后病越来越重,终于逼得周作人又一次服了软。平心而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羽太信子毕竟是日本人,在陈述、表意上会有问题,况且又是在病中,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早就应该知道,但是就在这次癔病中胡言乱语内容的判断上,他出现了重大失误。许寿裳曾经说:“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周作人的这次“服软”是以牺牲自己亲哥哥为代价的。

     

        试想如果鲁迅真的有问题的话,他怎么会让这封绝交信能流传到今天?这是文字证据,一般心里有鬼的人,收到后早就把它销毁了。再有,兄弟反目以后鲁迅曾经用过一个笔名叫“宴之敖者”,鲁迅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其中包含了许多的无奈、痛苦和辛酸。如果鲁迅真有问题的话,他怎么会起这样的一个笔名,怎么还会公开向人解释其中意?以这样的笔名写文章不是自取其辱、更加让人多想吗?

     

        兄弟反目鲁迅搬家以后,鲁老太太数次到鲁迅那里看望,还给鲁迅送过点心,请鲁迅带她去看病,鲁瑞在那一段时间里与大儿子联系甚多,这明显带有一种倾向性。试想如果真的在家庭中发生大儿子非礼的事,妈妈的立场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母亲鲁瑞毕竟是个明白人。需要补充的是鲁迅此时自己看病或者是带母亲看病,去的都是北京的日本诊所“山本医院”,所以关于孩子有病去日本医院是浪费的说法,很难自圆其说。可见,经济说导致兄弟反目并不是主要原因。

     

        据周建人后来回忆,鲁迅评价周作人的就是一个“昏”字。作为次子,他长期以来在家事当中,从来就没有动过脑子,又经不住耳边风,唯独这件事他居然就走了心思、轻信了,结果弄得兄弟反目。导致在这个大家庭中,原来的兄弟亲切交流中断,从而形成了心理上的“厚障壁”,气氛上的“风雨如磐”。从“大家都高兴”(《兔和猫》)的和谐大院,转瞬之间变成了女主人“天威莫测”的八道湾。严重失察的周作人对于这种局面的形成,看似理直气壮,又写信又叫喊;实则色厉内荏,他对兄弟失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看问题都是对别人明白,对自己糊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最难的是战胜自己。周作人能正确评论《沉沦》,却不能准确分析发生在自己家里的,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误会。我们知道,文学家常以作品指导读者想象蔷薇色的生活梦;但是在现实生活里,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是很弱智的,尤其是像周作人这样养尊处优的文学家。

     

        鲁迅因为中日文化差异的误会,导致失去了他最有文学作为的弟弟,他只能用努力创作来疗好伤痛。他在此期间写了一本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奇书,这就是意外得到的《野草》。在这本散文诗集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像地火和岩浆,那些连珠炮似的华丽语言,那些上天入地的追问和想象,都通过文学语言一股脑儿地迸发出来,使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我们如果细读这本书,特别是以《风筝》《颓败新的颤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失掉的好地狱》等为代表的一些篇章,就会感觉到那种因“荃不察”而带来的深层次的痛苦,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挣扎与愤懑,那种情绪激进的文字为何展示得犹如暴风骤雨,进而形成了鲁迅文体中的另一个独特的表达方式。

     

        后来,收在《彷徨》里的小说《兄弟》《伤逝》等,都有明暗隐约表达他兄弟情愫的成分,对此十分敏感的周作人当然会感觉得到。他说这些小说都有歌德的所谓“诗与真实”,读起来可以当作诗和文学看,寻求事实要花一些查考和分别的功夫了。

     

        还有一个材料,是周作人自己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披露的:鲁迅曾经在周作人病重的时候对他说:“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这个意思鲁迅在小说《兄弟》中,通过主人公张沛君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出来。说明他的私心是不想帮助弟弟照顾妻子,这个私心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对于鲁迅来说,却实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据俞芳回忆鲁迅母亲曾经对她说过:“这样要好的兄弟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住下去,这真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意见,对方能够不知道吗?据许寿裳回忆说,羽太信子也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这样两个互相讨厌的人,怎么会产生庸俗之人想象的事情呢?

     

        对于这些小说的解读,周作人自成一家,他毕竟是鲁迅的弟弟,那种失落和反省多少年以后他才真正感觉到。在解读《伤逝》的时候,他说这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受”,“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一种难以言说的苦闷和悲哀、自悔和失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正可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等到他真正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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