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亚洲”的理想与现实

    今人谈起“亚洲命运共同体”，表面上是接续九十多年前孙中山关于大东亚主义的演说，可真正关切的，其实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因此，历史学家对此演说的内涵、背景及意义的考辨与论述，固然值得认真参考，但并非我们的工作目标。

    作为理想型的政治家，孙中山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应邀为日本民众阐述“大亚洲主义”（此乃命题作文，即开篇所说的“今天大家定了一个问题，请我来讲演，这个问题是‘大亚洲主义’”），博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但其反对“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主张“王道的文化”；希望亚洲各被压迫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阻遏西方殖民主义东渐；努力恢复民族平等，最终达成世界主义的立场，虽高屋建瓴，但在当年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天下大势、国家战略以及政治家的个人意愿，三者之间往往并不同调。再好的政治家，心里想的，不见得说得出来；说出来的，不见得传得开去；传得开去的，不见得真能落实。呼吁亚洲各国政府及民众以仁义道德为根基，形成一个“亚洲共同体”，以对抗喜欢诉诸武力、强权霸道的欧洲，如此高蹈的论述姿态，面临很多现实的制约。不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这样的概括是否合理，就说亚洲大小国家团结起来对抗欧洲霸权，谁来领头？那个被孙中山寄予厚望的“优等生”日本，正忙着小步快跑“脱亚入欧”呢，哪会顾及诸多积弱贫困的穷兄弟。

    现实政治是很残酷的，不要说百年前，今天的亚洲，也都缺乏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共同发展目标，乃至共同的敌人。欧共体虽不太理想，近日更有英国选择离开，但大格局仍在；相形之下，亚洲内部纷争更多，远不到谈论“一个亚洲”的时候。这里有外部势力的插足，也与内部立场、利益及发展水平差异太大有关。不是说欧洲不能挑战，而是你站在什么立场来挑战——统一的亚洲本就不存在，你想代表被压迫民族的心声及利益，人家不见得愿意被你代表；各国政府及民众更多的是自身利益的计算，还有合纵连横的考量。

    可为什么这么一篇在我看来书生气十足的文章，多年后还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关注与怀想，甚至不断与之展开对话？因为它体现了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

    另外，纵观孙中山此前相关论述，我们可将此“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仔细分解成以下四个层面：第一，世界大同理想映照下的亚洲共同体；第二，中日两国如何互相提携；第三，寻求改革的政治家有无可能借力日本政府或民众；第四，怎样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经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四句话，并不在同一层面上，有时甚至互相矛盾。比如，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不一定能长久地和睦相处。两者利益攸关，既有合作，更含竞争，此起彼伏之时，最容易爆发激烈冲突。不说晚清以降多次的热战与冷战，就说当下的中日关系，便让人忧心不已，回想当初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论述，更是感慨系之。

    政治家的论述，不免带有某种策略性，尤其是孙中山借力日本的思路，并非无懈可击。反而是其再三向明治维新致敬，代表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先进知识者的共同立场。另外，“寄希望于日本（中国）人民”之类的说法尽管有点虚无缥缈，但用民间外交的方式，影响对方国家的舆论走向，我以为还是很要紧的。

    如何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构建富有新意的中日关系，非我所能及。作为人文学者，我相信文化及教育的力量，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帮助本国民众理解另一个国度，抑制自家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记得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到日本，听到中日之间“友谊容易，理解很难”的告诫，真的如醍醐灌顶。在国家利益、政治家眼光与大众关怀之间，还应该有读书人的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时隔二十年，我决定增订重刊《阅读日本》，序言中故意引鲁迅的《〈出了象牙之塔〉后记》，称自家写作“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相反，我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始终警惕鲁迅所讥讽的“爱国的自大”。在我看来，理解并尊重那些跟你不一样的国度、民族、文化、风景，这既是心态，也是修养。

    不唱亚洲主义之类的高调，若能在某种程度上引导民意，让中日两国民众更多地看到对方的好处与长处，理解各自的利益与困境，而不是一味地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经过若干年的共同努力，度过这动荡不安、充满危机与变数的磨合期，则亚洲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