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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7月27日 星期三

    姜傻子

    老鬼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7月27日   03 版)

        1968年底共有4000多北京知青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姜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叫姜一凡,21岁来到内蒙古锡盟,21年后死在内蒙古锡盟。

     

        他的故事很多。他拉二胡非常棒,全校数一数二,小学时就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演,还与马连良等著名艺术家一起参加过春节茶话会。文革前中央乐团就想破格要他,被他谢绝。学校广播员朗读忆苦思甜文章时,总把他拉的《江河水》当背景音乐。

     

        他是独生子,家里很有钱,自己有一个德国蔡斯相机,还有一特高级的曝光表,这在当时的中学生里极其罕见。但他平时总穿着旧蓝布制服,非常朴素。因为他的一些苦行僧式的举动,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姜傻子。比如他常常用馒头跟人家的窝头换着吃;他的凤头牌自行车成了公车,同学随便骑。他公开声明不想上大学,一心一意要到边疆务农。

     

        大约是1968年秋,姜傻子报名去内蒙古,没批,显然是因为出身问题。初冬,待去内蒙古的同学们走后,他一个人买张车票,自己悄悄地闯到了内蒙古阿巴哈那尔旗。走之前,他正告母亲,继续上班,不要送。可那天母亲还是提前回了家。他斥责母亲为什么回来?母亲辩解道我不是送你的,是身体不舒服。傻子到家附近的车站后,还是看见母亲瘦小的身影,悄悄跟着他。傻子生气了,喝斥母亲回去。母亲并没走远,躲在附近一角落,目送着他上了车……

     

        他特喜欢帮别人跑腿办事,每逢探亲回家,他的小本子上写满了要给牧民办的事,整天整天给牧民买东西。所采购的物品堆了半屋子。父亲感叹道:“姜一凡要是把对蒙古老乡的感情给我们十分之一,就是个大孝子了!”

     

        慢慢的,阿尔山公社的知青们都走了,只剩下了他在草原上放马。他骑马骑罗圈了双腿,脸被晒得黢黑,满是疙瘩。与牧民亲如兄弟,整天喝酒吃肉,不住地抽烟。有一年他为了给一对新结婚的牧民捎高级蛋糕,不惜大年三十返回内蒙古,把老妈气得扑簌簌流泪。

     

        后来,盟文工团和盟乌兰牧骑都曾想要他去拉二胡,他都没同意。

     

        他本人是独子,完全可以办回北京,但他没有。直到1981年,盟检察院缺人手,检察长亲自请他去当信访接待员,他才同意。他知道上访的苦楚,想给老百姓干点事。1983年他又去呼市上了两年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回来继续在盟检察院干。工作起来后没日没夜,啥也不顾。全锡盟检察系统一提起姜一凡,没有不知道的。能喝酒,能拼命,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蒙语。由于他有群众基础,处理来访,解决纠纷都很有一套,下去办案从没出过差错。

     

        现在回忆起来有两件事,我有点对不住傻子,隐隐作疼。

     

        那是1969年初冬,当傻子在最困难,最需要人帮助时,曾给我打过一个电报,说“十万火急,火速来我旗”。我已听说他们出了事,打死了人。但当时我在兵团处境也很不好,要向指导员请假,肯定不批,就没有搭理傻子。我们西乌旗离他们旗大约有三百多里地,来回要用好几天的时间。不过我处境再不好,如果去不了,也应该寄封信或打个电报告诉他,而我当时却没顾上。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惭愧。大约1983年左右,我的一陕西插队同学问我:“帮帮程万红吧,她现在还没对象。”程是我们学校老初一的女生,文革初期叱吒风云,舌战群雄,威镇全校。到陕西延安插队后,因为恋爱问题,精神受了刺激,加上多年吃药,把她吃得肥头大耳,远不如在学校时漂亮。父亲虽是个大使,也成了困难户。

     

        我想,程万红这种病如果结了婚,可能就会好的。就把姜一凡介绍给了她。姜傻子很快就和程万红结了婚,并还把程万红带到内蒙古住了一段。两年过后,再见姜傻子时,他苦笑着对我说,她真的有病,而且越来越重。刚生的孩子也不管,宁肯把自己的奶喂小狗,却不喂孩子,孩子给饿得老哭。没办法,傻子只好把老婆送回北京娘家治病休养。他们的小男孩姜炯,由傻子的母亲照料。

     

        多年草原生活,让傻子有一大帮牧民朋友,这些牧民一到锡林浩特就找他喝酒。他成了“酒鬼”,肝儿不好,还总大碗地喝。他回北京去见老同学聊天,总要带瓶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

     

        1986年因肝病他回北京治疗,曾找过我妻子,帮他联系到了302医院住院。医生说傻子的病情很危险,已有肝硬化的症状,让他一定不能再喝酒。傻子一笑置之,出了院,就天天帮同事和牧民老乡跑腿儿,买东西。每次在京期间,他就是采购员的角色,大部分精力用来帮别人办事。为了买到一个假眼球,他跑遍了全北京城。他父母感伤地对我说,姜一凡从没有这么热心地为他们老两口跑腿。

     

        1988年秋老父亲癌症晚期,他赶回来守护照料。这时他自己的肝病也很严重,腹水使他系不上腰带。可陪床期间,一有空还出去给别人办事。来日无多的父亲望着儿子的背影,默然无语。

     

        等办完父亲的丧事,傻子匆匆来我家打个招呼就走了,因为我曾帮他父亲找过一著名的治癌专家看病。他与老娘、孩子、病妻告别后,拖着病躯返回锡林浩特。路上因身体疲倦,病情加剧,把公文包丢了,里面有持枪证,傻子心情沉重,到了锡林浩特就写检查,绞尽脑汁写。两三天后在办公室昏倒,住进医院。医生通知了傻子的单位,他肝硬化已到了晚期,日子不多。

     

        单位决定马上送他回北京,在母亲身边度过最后时光,并给他一人买好了3张飞机票,让他躺着回去。傻子却死活不同意。他说:“赶紧把飞机票退了,给我留在这儿吧,不会有人比草原上的人对我更好了。”

     

        检察长只好同意退票。是呀,锡盟各地来看望他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认识他的蒙古牧民送来了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把病床下面塞得满满。仍在锡林浩特的知青们,北京的、天津的、呼市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纷纷前来探视。在3个月的住院期间,盟检察院的同志日日夜夜陪床,100多名干警都为他喂过饭菜,端过屎尿。

     

        到最后时刻,他进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副检察长亲自把他母亲和孩子从北京接到锡林浩特。但母亲走进病房,无论怎么喊他,他也无力睁开眼睛。4岁的孩子拼力大叫“爸爸,爸爸!”他毫无反响,孩子急得用小手揪着父亲耳朵,把嘴对着耳朵眼,使劲大叫:“爸爸!你睁开眼看看我呀!”人们这才突然发现傻子的眼角处滚动着一粒巨大的泪珠。可他连睁开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

     

        姜一凡因肝硬化死在了锡林郭勒盟大草原。留下了一个4岁小男孩和一个孤零零的老娘。牧民们痛哭失声,把一瓶一瓶酒往他身上洒,让他喝个够。有个蒙古老汉跪下来给姜傻子咚咚磕头,念叨着姜傻子快死时,还嘱咐自己的同事给他垫钱买药。

     

        知青们自发地凑了4000元送给了姜傻子的母亲。并对她说:当年和一凡一起来锡盟草原的有4000多人,您就当是他们每人都尽了一点心意吧。

     

        望着众多来送行的人群,有人感叹道:姜一凡这辈子值了。

     

        姜傻子真正在边疆扎了根,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草原,傻的可敬可爱!唯一的缺憾就是喝酒喝得太厉害了。还有,他对父母过于冷淡。

     

        姜傻子在北京生活了21年,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也生活了21年。他用他短暂的生命实践了他在学校时去农村牧区落户的誓言。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就这一点来说,他值得人们怀念。青年人脑子一热,说一些革命的话,干一些革命的事很容易,但把生命搭上,真正付诸实行21年,却不容易了。

     

        我们的姜傻子做到了!了不起!一转眼,姜傻子已经去世27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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