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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军事政变、失败的军事政变或流产的军事政变不会让上了年纪的土耳其人感到陌生，大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也不例外——甚至在2008年初的时候，土国各大报章就曾经报道，警方破袭包括多名军官在内的极右黑帮埃尔盖内孔，并起获针对帕慕克的行刺计划，而埃尔盖内孔派一切密谋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社会动荡，以促成2009年发动军事政变。
在帕慕克描写当代社会的作品中，频繁发生的军事政变往往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叙事背景。下面我们就通过他的三部主要作品——极其重要的《雪》（沈志兴、张磊、彭俊和丁慧君译）、十分重要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和比较重要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陈竹冰译）来简单地看一看：
政变的原因
“阿塔图尔克万岁。”一个女人喊道。
桌上的一些人也重复道“阿塔图尔克万岁”，麦夫鲁特也加入了其中。
“如果虔诚的教徒们上台执政，土耳其不会变成像伊朗那样吗？”
“这你就别操心了，军队不会答应的。军队会发动军事政变，关闭他们的政党，把他们全投入监狱。卖钵扎的，是不是这样啊？”
“我就是一个卖钵扎的，”麦夫鲁特说，“我不关心高深的政治。政治是你们这些大人物的事情。”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谁支持政变
如果伊斯坦布尔西化的中产阶级支持过去四十年来的军事干预，从未竭力反对军事介入政治，那不是因为担心左派分子起义反叛（土耳其左派分子从来不曾强大得足以取得此一功绩），反倒是，精英对军事的宽容是出于担心哪一天下层阶级和暴发户联合起来，从各省蜂拥而来，打着宗教旗号消灭中产阶级西化的生活方式。
《伊斯坦布尔》
政变进行时
在卡尔斯受所有库尔德人尊敬的记者和民俗学者萨杜拉赫先生一生中经历了多次军事政变，所以从电视上听到不准上街的禁令后，他就明白自己蹲监狱的日子来了，并已经提前作好了准备。他在行李箱里，放了蓝格睡衣、治前列腺炎的药和安眠药，离了它们他就睡不着觉，还放了毛线圆帽和袜子，还有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女儿微笑着抱着孙子的照片，以及在苦心收集的基础上写成的有关库尔德人悼诗的书稿，然后和老伴一起边喝着茶、看着电视上冯妲·艾塞尔跳第二段肚皮舞，一边等着。半夜过后很久才响起了敲门声，他和老伴告了别，拿起行李，开了门却没看见任何人，于是他来到街上，在昏黄街灯的神秘灯光下，在大雪覆盖的美丽寂静的街道上，不由回忆起童年时在卡尔斯河上溜冰的情景，这时被人用枪击中头部和胸口，死了。
《雪》
政变成功以后
我〔苏莱曼〕说，“是的，虐待、耳光、把十万人扔进监狱兴许有点过分，但我对军事政变很满意。你看，不仅伊斯坦布尔，现在整个国家都风平浪静，墙壁干干净净，左右两派的官司、谋杀也都消停了。因为军人的整治，伊斯坦布尔的交通顺畅了，妓院被关掉了，妓女、共产党、卖万宝路的人、从事黑市交易的人、黑手党、走私贩、皮条客、小贩都被清理出了街道。现在你别感情用事，接受现实，街头小贩在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亲爱的麦夫鲁特。……”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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