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两篇》彰显杨绛学人风范

    作为杨绛先生的一位读者，我有幸结缘先生得益于2002年《中华读书报》上一场关于《堂吉诃德》译本的笔战。我通过其中一位作者胡真才老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联系上了杨绛老人，喜获她的签名本《倒影集》。日后，我又在女作家罗洪家中再获两册杨绛签名本。一本是《洗澡》，另一本是《回忆两篇》。三本书中，《回忆两篇》名气最小，又是偏重文史的著述，可我偏偏最珍惜此书。因为从出版到赠送，《回忆两篇》充分彰显出杨绛先生谦虚谨慎的学人风范。

    顾名思义，《回忆两篇》是两篇忆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书中两位主人公杨荫杭先生与杨荫榆女士分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法学家和第一任女性大学校长，杨绛先生没有因为自己显赫家族史而沾沾自喜，只是谦虚地向读者介绍道：“追忆的事都琐琐屑屑，而所记的人也是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钱锺书先生认为，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杨绛先生当然深知钱先生的忆文理念，她力求通过史料的挖掘、文字的细校最大限度地弥补自己回忆的不足，将“这些记载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资料’”。

    撰写《回忆我的父亲》源于1979年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杨绛先生写一篇关于她令尊的文章，并且要谈谈杨荫杭先生从主张革命转向支持立宪的原因。为了写好此文，杨绛翻阅了大料史料，包括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华民国史》和1939年出版的《革命逸史》等等。钱锺书先生也为杨绛找来了著名记者黄远庸的《记新内阁》，其中有杨荫杭拟任司法部次长的一段趣闻。杨绛是幸运的，除去丈夫的支持，她还得到中外同人的帮助。日本中岛碧教授（日文版《干校六记》译者）、美国李又安教授和同事薛鸿时也为杨绛提供了关于杨荫杭的可靠史料。《回忆我的父亲》初稿完成后，内容丰富真实，还原历史面目，指出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篇》中的误记，包括“杨荫杭是段祺瑞执政时期的检查总监”等等不准确的史料。1983年，《回忆我的父亲》初发在《当代》杂志第五、第六期上，读者反应热烈。洛阳戈大德割爱将收藏多年的杨荫杭亲笔明信片寄赠杨绛。银川林壮志来信告知杨绛她父亲受理的一个案件的内幕。杨先生也将此案结局通过加注的形式补入文中。至于父亲思想转变的原因历程，杨绛只是谦逊地简述道，她猜想是父亲留美四年，脱离了革命，对西方“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她为此有解释：“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解答”，足见她是一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智者。

    《回忆我的姑母》同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约稿，作为《回忆我的父亲》的补充后写的。《回忆我的姑母》出炉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朱正编辑就向杨先生索取两篇小稿，收入“骆驼丛书”，代拟书名《回忆两篇》。书名书写保持惯例，由钱锺书题签。此书终在1986年5月初版初印。书中并无大错，但有些小误。出于严谨和对罗洪、朱雯友谊的尊重，杨绛先生在赠书前，将书中的错处一一用圆珠笔校订。譬如第3页“desCaracteres”去“d”改“L”；第28页“他们家的地毡多厚”删“毡”换“毯”；第36页“恶毒的大臭屁”加成“恶毒毒的大臭屁”；第41页“八十回回《红楼梦》”划掉一个“回”字……诸如此类的微小改动在不足百页的书中多达几十处。从正文到注释，一个字母，一个标点，一个复字，杨绛先生都是认认真真复看过。当然如此细致的校对也是她对读者负责的表现之一，因为网上新版《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均与改后的版本一致。

    杨绛先生早年与翻译家朱雯先生是东吴大学的同学。解放前，钱锺书、杨绛与朱雯、罗洪两家就多有交往。因此笔者存本扉页正面上杨绛先生的签字“罗洪大姐朱雯同志俪存”，下有钤印白文“杨绛”和朱印“朱雯藏书”。在给我的签名本上，杨先生均用“存览”。文人的聪明，在于“一字重千斤”，通过一个“存”字，杨先生谦虚地明示她的书并无须收藏，收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