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路走来忆邹绛

    1999年12月下旬，在重庆直辖市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翻译家、西师外语学院孙法理教授与我聊到已故的邹绛先生时，不无感慨地说道:“邹绛就是一个圣人。”

    而今邹绛先生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他在文学和文学翻译上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我至今铭记在心；他亲切而温文尔雅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1979年暑假结束时，我揣着我的译稿《屠格涅夫的青年时代》，到四川外语学院拜访曾留学法国的萧子风教授（萧三胞弟）和曾留学德国的黄贤俊教授，请教译稿中屠格涅夫旅法和旅德期间所涉及的一些人和事。请教结束时，黄老师为我给邹绛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继续帮助我解决译稿中剩下的少数问题，特别是注释问题。

    我很感谢黄老师，他那么善解青年学子之心，给我创造一个机会，让我顺理成章地去拜访我心仪已久的邹绛先生。

    邹绛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诗人，是西师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他与吕进、方敬先生一同创办了新诗研究所。他在上世纪40年代前期读武汉大学时，就用英语翻译出版了一些作品，如惠特曼的《战鼓集》和莱蒙托夫的《童僧》等诗集和长诗；50年代以来他继续英语翻译，又开始俄语翻译，出版了《黑人诗选》，聂鲁达《葡萄园和风》，苏联《和平的旗手》、《凯尔巴巴耶夫诗选》，蒙古《苏赫·巴托尔之歌》和苏联《初升的太阳》等诗集和长篇小说。他也发表一些诗歌。

    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来到市中区观音岩登门拜访邹绛先生。邹老师儒雅、温厚、谦和、诚恳。我呈上黄贤俊先生的信，他知道了我的来意。

    他请我入座后，就亲切地与我交谈起来。他问到我看的一些书和业余写作和翻译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他我是学物理和教物理的，只是爱好文学。他似乎略有点诧异，说他接触的业余作者中，好像还想不起有从事科技工作又爱好文学写作和文学翻译的。当他还得知我将翻译施巴乔夫的《爱情诗行》时，眼中就流露出喜悦的光。他说：这很好！这个诗人在苏联有名气，任过莫斯科作协主席，他的爱情诗写得优美、自然、亲切感人，特别受年轻人欢迎。他的这番话更使我下决心译施巴乔夫的诗了。

    我们就中外文学谈了很久。到中午了，邹老师让我把《屠格涅夫的青年时代》的疑难问题和注释部分的问题列一个清单，他好带回西师解决。

    他还留我与他的家人一起用餐。午饭后，我当然不能影响他的午休，就告辞了。他送我下楼。我请他留步，他执意把我送到街边。这使我心有不安，怎么能让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送一个无名的后生呢？

    一个多月后，邹老师回家时带回了我的问题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几种不同的字体。邹老师不仅自己到学校图书馆去查资料，而且请外语系较年轻的同事帮忙查，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我的问题。这件事使我十分感动。我心里明白，要查清楚我这些问题有多难多麻烦，不仅英、俄语要好，还要有检索技巧。而且一般人不会有那么多工具书，只有大型图书馆、情报所和较好的大学图书馆才可能有那么多工具书，如原文的英美和苏联大百科全书，希腊罗马和有关国家的神话词典，世界人名地名词典，法德等国家有关工具书，等等。

    《屠格涅夫的青年时代》一稿托人带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后，他们回了一封信，说译得文从字顺，又作了详尽的注释，有出版价值。但全稿5万多字，太薄，又不全，希望补译屠格涅夫的中、老年时代，组成一生的传记，再寄出版社。

    我当时没有找到屠格涅夫中、老年时代的原文，加之就要准备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的考试，此事就搁置了下来。

    从这以后，我成了邹老师家的常客。我每次去，他都问我写了点什么，或译了点什么。同时也关心我的本职工作，说只有本职工作做好了，搞业余创作或翻译，才不会有人或少有人说闲话。我甚至有一次还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到他家拜望。邹老师很喜欢我的女儿，逗她玩，拿糖果给她吃，还让夫人找来玩具给她耍。

    翻译施巴乔夫《爱情诗行》的事因工作和学习忙而拖到1982年初才动笔。尽管我在十几年前做了一些诗歌、小说翻译的训练，在将近10年前又译过《制浆造纸工业污染防治》一书，还在国家期刊《国外科技动态》发表过几篇译文。但这次翻译诗歌，还是觉得难度大于以前译过的所有文字。不过我从中也尝到有某种乐趣。我翻译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原诗的音步和音节及用韵等移植和部分移植到译诗上来。这也是邹绛先生对我所希望的。

    在这本译诗集出版前，我觉得最好请邹老师写一个序，恰恰责任编辑也有这个意思。于是，邹老师放下手中的事情，很快写出了给译诗集增色的序言。在序言中，他对我注意到原诗的音步音节和韵律，尽可能在译诗中把它们再现出来，从而保持原诗的形式和风貌，予以了肯定和赞许。当然，这也是他一直倡导和践行的译诗法。

    这本译诗集折腾了三四年，于1986年10月在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本译诗集的出版使我受到鼓舞。它首印就达24500册，四年半后又重印。1987年春节，重庆作家书屋在文化宫举办了签名售书活动。宫内游人，特别是青年人，拿着书争着前来请我签名。那一天，我一直处在兴奋之中，感到有一种欣慰和成就感。

    后来，重庆出版社约请邹绛先生编四大本《世界名家诗选》。我想，在重庆、四川以至西南，作为从40年代就开始研究、翻译英美和俄罗斯诗歌的翻译家、诗人，作为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邹绛研究员恐怕是首席人选。承蒙他的厚爱，我译的施巴乔夫的6首诗歌被选入《世界名家诗选》中，让我这个无名后辈跻身于几十位翻译大家之列，真使我有受宠之感，当然也感到惭愧。

    不仅只此，他完全像平等的朋友那样，介绍一些文章给我看，又与我讨论我的论文《今日旧体诗形式刍议》，说我的文章是新颖的，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并推荐给同事看。后来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诗集《现代格律诗选》，他又亲笔题签了送给我。

    我后来在四川大学和省外国文学学会主办的期刊《外国文学之窗》发表了长文《比较文学对话》，此文被安排在头条位置，后又被湖南省外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外国文学欣赏》全文刊载。邹老师就积极介绍我加入四川省外国文学学会。现在来看，加入各种省、市和国家的学术团体似乎已引不起太多人的兴趣，可是在当时人们还是感到有一种荣耀哩。

    在重庆，邹老师对业余作者的扶持和帮助，是众所称道的。我心中对他自然怀着一种感激之情，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事情。但是他是一个淡泊名誉、无所欲求的真君子，从不愿给人添麻烦。不过，我还是找到一个报答的机会，在一次他家后面滑坡时，到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作了反映，请市政府协调相关单位解决。

    这以后，我除了工作上的软科学研究和科技作品的编辑外，也发表一些文学作品，同时开始研读有关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到80年代后期，我萌生了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的想法。1991年，我开始了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我感到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比翻译施巴乔夫的诗难度大了许多。我只得蚂蚁啃骨头地硬译下去。有时啃不动了，就去川外请教60年代从列宁格勒大学回来的孙致祥教授。在这一年的12月终于译完了81首诗，结集为《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同时忍着严寒熬了一整夜，写出一篇长论文《若即若离于时代的大自然的歌手——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未来主义诗歌简论》，作为译序，后又发表。不久，我看到一些资料，有几位专家和著名翻译家说：帕斯捷尔纳克前期的诗很难理解，很不好译，因此他们就打消了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的念头。我心里想，幸好我当时没有看到这些文字，否则我就可能不去啃这块硬骨头了。

    由于看好我的译诗集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戴安常先生得了重病，经过几年的折腾，到1995年春夏之交才确定《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出版。

    这一年10月，我承担的大型研究课题“重庆市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远景规划”即将结束。我带资料到北碚送给西师校长邱玉辉教授和西农副校长戴思锐教授，请他们阅后到市科委参加对研究课题的评审。

    我处理完公事后，就急忙去拜访邹绛先生。邹老师热情而亲切地接待我。他握着我的手，对我嘘寒问暖，询问我的近况。我十分感动，一一向他作了汇报。我特别把我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即将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喜讯告诉了他。他当即表示祝贺，接着说他可以在西师及其新诗研究所介绍我的诗集，也可找几个翻译家、诗评家写一些评介文章。我表示感谢，然后掏出我写的诗选的内容简介给他。他留我用餐，并说在饭桌上再慢慢聊。可我因司机在等我，下午还要开会，不便用餐，于是他就和我边走边聊。我聊到这次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更多地遵守原诗的音步音节，算是“戴着脚镣跳舞”，用他提倡的现代格律诗（现定名为“格律体新诗”）来翻译原诗。邹老师听后很高兴，说翻译外国诗歌就是要把原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做到不仅神似，还要形似，让中国读者在领会它的内容的同时，还要领略到它是什么样子，风貌如何。他希望我沿着这条译路走下去。

    我不得不告别了他。我说：“译诗集出版后，我一定带来看望您。”他微笑着，与我握手道别。就在告别的瞬间，我发觉他脸色同以往有点不同，略显萎黄，身体状况似乎也不如从前好。但我很快又思忖到，可能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恐怕是人走向衰老的必然现象吧。我连说请邹老师保重身体、保重身体，下次一定再来拜望。他颔首致谢，继续微笑着。我请他留步。我们就这样意犹未尽地告别了。

    回来后，我忙于课题的收尾工作，接着又紧张地投入已经立项的重要课题“重庆信息网络建设方案和对策”的研究工作。

    就这样忙活了两三个月，转眼就翻了年。突然1月10日我接到诗友万龙生的电话，告知邹绛先生于昨日逝世了。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我惊呆了。后来得知，邹老师是因胃出血不幸逝世的。我很是悲伤和悔恨，感到在邹老师治疗期间没有前去探望并尽绵薄之力。我没弄清楚邹老师的病到底有多严重！他的家人和同事也未料到他会走得这样快，有些同事和文朋诗友还根本来不及见他、慰问他。据他的女儿说，她父亲除了吐血送进医院那一天，病情似乎不重，好像也并非致命之病，他还在病榻上考虑新诗研究所的工作和安排研究生的复习考试等事项哩。对于邹老师的病，我深深地自责。邹老师是一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他不愿意麻烦人，不想耽误我的工作，因此就不通知我。但我却为什么不在这一两个月到他家里看一看呢？如果去了，我也可以尽一尽弟子之力啊！那时我因工作关系，想必可以请动一两个权威医生来给邹老师会诊！

    参加完邹老师的追悼会回来，我的心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平静，我至今为没有在邹老师的病的治疗上尽到力而痛悔。

    唉，邹老师！我们在西师约好的：我的译诗集《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出版后，我就带着它来看望您，您，还有您组织人要对我的诗选进行评介呢！而今，这些都成了泡影。2个月后，《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出版了，我带着这本书，还有以后我的几本译诗集和散文集，都无由呈正，面获亲炙啊！

    写到这里，我用吕进先生对邹老师的评价来结束本文：“邹绛给自己树立的人生标杆很高，他是一个脱俗的人、纯净的人。他的境界很高，世间的什么功名利禄，从来不在他心里，好像这些事情和他完全没有关系一样。吃的是草，吐的是奶。”邹绛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真正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