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牧歌今何在

    1915年，一位“身穿农民短衫，腰系鲜艳丝带的年轻人”，金发碧眼，目光忧郁，风华正茂，才情横溢，出现在文化名城圣彼得堡的文学沙龙上，引起文学界的广泛瞩目和知识界的极大热议。他深情“朗诵着（更确切地说是吟哦着）描绘丰收、牛群、云彩和草原的诗。他用民间抒情诗来歌唱可爱的耶稣和俄罗斯中部那令人伤感的景色。他笔下具有特殊风格的圣徒们对着坐在金色云端的圣父，向他的圣子——带着朝圣者越过田野的救世主作祈祷，而圣母玛利亚则把农妇的花头巾系在自己的金发辫上”。他“以牧羊人天真烂漫的眼光所看到的大自然、小茅屋和宁静的村庄，与城市的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那种柔和色彩——蓝、金、桃红——透着弗拉·安吉利科的韵味”（美国斯拉夫学者马克·斯洛尼姆语）。这位来自南俄梁赞农村的年轻诗人，就是谢尔盖·叶赛宁（С.А.Есенин，1895—1925）。在有着“红色伯爵”之誉的米尔斯基（Д.П.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1890—1939）看来，叶赛宁“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具有罕见的歌唱天赋。他真正贴近俄国民歌精神，尽管他并不采用民歌格律”，如同“一位农人式的屠格涅夫，他目睹他珍爱的美消失殆尽，为之伤悲，却听天由命”。

    在我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中，年轻的叶赛宁如一颗滑过天际的流星，刹那间闪烁出耀眼的光芒，照亮暗淡的星空；又如一朵浓香馥郁的昙花，散发着纯真自然的气息瞬间一现，永远定格在“白银时代”（1890—1920）的星空中。作为20世纪俄罗斯优秀民族诗人，叶赛宁以其自然清新、意象丰满、风格淳朴的诗歌创作，继承并发扬农村诗歌的优秀传统，用短暂而辉煌的灿烂一生，为俄罗斯农村田园唱出一首深情哀婉的牧歌。其人其作，充满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令人叹为观止又感慨叹谓；其行其为，兼有坦诚直率之作风和颓废浪荡之习气，让人倍感吊诡之处和矛盾之惑；其情其志，自有一种清水芙蓉的纯真和天人合一的思考，给人以性情之美感和哲理之沉思。

    莫斯科国立叶赛宁博物馆（Москов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С.А.Есенина）位于莫斯科东南部大斯特罗切诺斯基小巷24号，距离“谢尔布霍夫”和“巴维列茨”地铁站不远，偏处莫斯科南部一隅，静默地享受着田园牧歌般的静谧与桃花源式的恬然。出地铁，穿小巷，过拐角，远远望去，一座深褐色的二层建筑赫然呈现在眼前，掩映在周围的白色建筑群中，与众不同，又静谧安然。1995年，为纪念诗人诞辰100周年，经过精心筹备，叶赛宁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1996年，在俄罗斯国家文化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下，该馆取得国立文化机构地位，经济状况得到部分改善；199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街四号建筑划归该馆使用，馆藏面积得到增加和扩展。在政治动荡、经济低迷、商业侵袭的20世纪末，这种对文学遗产的热心和文化传承的责任，既让人钦佩不已又心生感动。

    走进略显幽暗古朴的博物馆内，一股强烈的历史感和浓重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一种带有大地芬芳的田园牧歌意象油然而生。依旧青春的诗人雕像，栩栩如生的诗人油画，泛黄古旧的诗作手稿，直观可感的生平影像等不同触媒，强烈刺激着我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瞬间唤醒了我对叶赛宁的记忆。在叶赛宁国家博物馆中，除了式样各异的艺术造型和别出心裁的展厅设计，不断进入眼帘的是泛黄发枯的诗作手稿，是炊烟袅袅的田园诗作；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是影响一时的诗人交游；令人驻足关注的是多情浪漫的诗人情感，是天才诗人的忧郁自杀。虽然叶赛宁生前其人其文曾受到官方指责和当局打压，其行其情曾引来社会各方的巨大争议，其诗其作曾遭到书刊审查机构的查禁，但“解冻思潮”以降，如昙花一现般瞬间划过黑夜的叶赛宁，以其灿如烟火的光芒和清新盎然的诗作，重又回归到20世纪俄罗斯和世界诗歌史上。所有这一切，如今褪去历史曾经附丽于上的各种油彩，静默地向来者展示着朴素的真实面目。所有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叶赛宁的文学天赋和艺术激情，诉说着诗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和个人经历，彰显着他对俄国现代诗歌的卓越贡献和恒久影响。在意识形态已然淡薄的当下，在消费主义和物质美学浪潮中，叶赛宁怀念田园、歌颂爱情、留恋自然的诗作，重又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大地上时时响起。

    在俄罗斯诗歌史上，从古代俄罗斯民间文学到传唱至今的童谣民谚，从普希金、柯尔卓夫到费特、克留耶夫的诗歌，明亮忧伤与深沉苦难彼此交织，低吟浅唱与放声高歌相互交融，香草木屋与断壁残垣前后交叉，形成源远流长的农民诗歌传统。如Д.韦涅维季诺夫所言，“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真正诗人，都是哲学家”，叶赛宁的诗歌同样具有一定的哲学意蕴，其核心问题则是“解决个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社会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叶赛宁清醒意识到，革命之后的俄罗斯仍将会面对无穷的悲剧和无尽的苦难，他公开表示自己与要求艺术家无条件服从政权的制度无法相容，并在行动上予以反叛性的实践。诗人A.索伯利1925年对霍达谢维奇说：“像叶赛宁这样公开‘抨击’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俄罗斯任何人连想都不敢想；任何一个人敢于说出叶赛宁所说的十分之一，早就被枪毙了。”1927—1930年间，鲁迅在讲话和杂文中曾五次提及叶赛宁，涉及诗人自身、革命本身、二者关系、诗人与政治、诗人与现实等问题。他认为：“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但叶遂宁（即叶塞宁）和梭波里（即索伯利）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克留耶夫、克雷奇科夫、卡尔波夫、叶赛宁、甘宁、希里亚耶维茨、奥列申，以及同以上诗人关系密切的拉吉莫夫、瓦西里耶夫等诗人，构成独具特色的“新农民诗派”。“新农民诗派”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不仅仅因为他们以诗歌和散文等形式记录和表达着时代的动荡性和悲剧性，而且使读者认识到俄罗斯独特的农村世界，认识到农民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心理特征。称他们为“农民诗派”，首先是就其出身而言的，因为他们大多出身农家，长在乡间；其次是就其诗歌主题而言的，因为俄国的农村现实、农民生活和大自然构成他们诗歌创作的主题；最后是就其诗歌创作地位而言的，他们的诗歌创作延续着19世纪以柯尔佐夫、尼基丁等人为代表的农民诗歌，故此又被称为“新农民诗歌”（Новокрестьянскаяпоэзия）。

    但凡去过莫斯科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无人不晓高大的普希金青铜雕像。诗人身穿西式风衣，微低下颌，一手斜插怀中，一手背在身后，双眼俯视众生，神情几多忧郁几多凝重，似乎在低声吟唱明亮而忧伤的爱情，又似在悄声诉说深刻而形象的哲理。相去不远，在特维尔街心花园中，则竖立着年轻的叶赛宁雕像。诗人身材轻盈，双目直视前方，徜徉在花海草甸和绿荫树林中。普希金和叶赛宁，同样雄姿英发，同样钟爱竖琴，同样英年早逝，同样相信爱情，前后相继，跨越百年，诗歌的精灵将其紧密相连，艺术的传统使其相互彰显。这一切，连同四周争奇斗妍的鲜花、悦耳轻盈的喷泉、读书休闲的路人和随处可见的木椅，一起构成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和艺术世界，滋润着莫斯科人的精神生活和俄罗斯人的艺术世界。

    经过历史的洗礼和时间的考验，叶赛宁的诗歌并非如其短暂的人生一般昙花一现，而是如钻石一般闪耀出熠熠光辉，其创作植根于民族文学传统和乡土文化诉求，充满对自然、民族和国家的鱼水之情和赤子之爱。他的创作生涯虽然只有短暂的十几年，但却贡献出近四百首抒情诗和十几部叙事诗，从中既可以聆听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也可以透过呈现于其中的诗人内心世界的万千波澜，体味到人生的哲理、爱的情怀、青春的活力和人类永恒的欢乐与悲哀。

    如同一个天真任性、率直坦诚的孩童，叶赛宁用诗意而审美的理想态度入世，面对琐碎而丑恶的肮脏庸常生活，被波诡云谲的暗夜吞噬了高贵的生命之舟。回顾诗人短暂坎坷的一生，让人在敬佩其承继传统、锐意革新之余，不禁心生唏嘘之情。沿着昨日的冰冷陈设和枯黄的手稿诗作，一路走来感慨颇多，思绪万千，内心充盈着一股既熟悉又陌生、既激扬又忧伤的复杂情感。熟悉的是，这名农村诗人及其诗作手稿真切呈现在自己面前；陌生的是，博物馆中的诗人与诗作中的诗人并不一致；激扬的是，百年前的诗作手稿依然妥善保存，读起来依然缠绵纯真坚实饱满，曾经的书房也一仍其旧；忧伤的是，百年后的今天诗歌已无可奈何地边缘化，诗人诗作少有人读，参观者也呈下降趋势。

    然而，无论是在讳莫如深的肃杀清洗时代，还是在饥寒交迫的恶劣战争时期，抑或是在缺少神圣的机械复制时代，俄罗斯人的审美之心和求美之举，从未在心灵的坐标中失去一席之地。在诗歌艺术上，叶赛宁创造性地继承了普希金、柯尔卓夫、费特、克留耶夫以及俄罗斯民间文学、童谣民谚等优秀诗歌因素，形成与马雅可夫斯基高声喧哗的诗歌传统相互补充的叶赛宁传统，深刻影响着以伊萨科夫斯基和鲁勃佐夫为代表的“悄声细语派”诗歌；在诗歌意蕴上，叶赛宁通过形象的意象使用和强烈的对比手法，表达了自己对农村传统的留恋，对工业化破坏的担忧，对革命暴力的谴责，充满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深切的知识分子情怀，“是深刻思考历史与革命、农村与城市、生与死、国家与人民、人民与个人等许多社会哲学问题之源”。这种与村社一脉相承的桃源理想，不仅仅在叶赛宁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建构的文艺天堂中，也在每一个人求真向善、求仁向美的心中；这种带有玫瑰色的永恒田园牧歌，不仅仅在叶赛宁韵律优美、意象深远的诗作中，也在每一个人爱人如己、宽恕他人的切实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