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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25日的232天里，羁留在东北各地的日侨俘共105万余，自葫芦岛被遣返回国。如此巨大规模，在世界尚无先例。中国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提供了巨大支持，特别是刚刚摆脱日本侵略者长期残酷奴役、压榨，自己还缺衣少食、遍体鳞伤的东北及葫芦岛人民，却以德报怨，无私地接纳潮水般一批批不断涌来的敌对国战俘与侨民，让他们平安地踏上归国之路。
一
古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与“行路”都能使我们增进学养，增加阅历。无论国内国外，因公因私，我们每去一个未曾去过的地方，行前总要将与那个地方相关的资料看一看，预做一点“功课”。这个习惯已延续了几十年，这次去葫芦岛疗养，自然也不例外。
葫芦岛位于辽宁西南，西自山海关，东抵锦州湾，囊括了整个辽西走廊。葫芦岛名始见于《金辽志》，原指龙港区由西北至东南伸向海中的长约六七里的小半岛，形若漂浮在海边的葫芦。而其历史却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是著名的“红山文化”的延伸。据史料载，战国时燕将秦开伐东胡，定辽东，置上谷、渔阳等辽东五郡，并筑燕长城，开启了中原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民族与辽东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清等民族文化交融、开发的先河。自那时起，如今葫芦岛所辖的狭长的辽西走廊，金戈铁马，烽火狼烟，演绎过多少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活剧啊！秦皇、汉武、魏主曹操，都曾来此登临、驻跸，留下过足迹与传说。而位于葫芦岛东北端，现龙港区那个形若漂浮在海边的葫芦的小半岛，由于臂弯里揽着个我国北方罕见的港阔水深的不冻港，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隘。近代自清末以来，在那里修堤筑港，便一直备受关注。1918年孙中山先生亲自拟定的《建国方略》中，也特别将其列为北方待建的筑港工程之首，并提出具体规划，后因“直奉战争”爆发而搁置。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便立即以筹划实施“三大铁路干线”及与之配套的葫芦岛筑港工程为抓手，以期“振兴东北全局”；并于1930年7月亲临葫芦岛，主持盛大筑港开工仪式。然而，正当这被誉为“中国复兴之曙光”的筑港工程紧张、有序地实施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工程又被迫终止。其实，葫芦岛的特殊地位以及筑港工程牵涉到国内外诸多复杂的矛盾纠葛，便注定它在“启动之初，就为列强所掣肘”……
以上这些有关葫芦岛及葫芦岛港的资料，都是我们在预做“功课”时匆匆摘录下来的。
更令我们感慨与关注的是，抗战胜利后，根据《波茨坦公告》关于日军“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其返乡，得以和平从事生产生活之机会”的规定，以及1946年1月，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及美特使马歇尔共同议定的有关在年底前，分战区、分阶段遣返日侨俘具体办法，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25日的232天里，羁留在东北各地的日侨俘共105万余，自葫芦岛被遣返回国。如此巨大规模，在世界尚无先例。中国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提供了巨大支持，特别是刚刚摆脱日本侵略者长期残酷奴役、压榨，自己还缺衣少食、遍体鳞伤的东北及葫芦岛人民，却以德报怨，无私地接纳潮水般一批批不断涌来的敌对国战俘与侨民，让他们平安地踏上归国之路。对照日军处处“烧光、杀光、抢光”的野蛮行径，这该是何等的大义、大节，何等的宽厚、仁慈啊！
我们愧疚自己才疏学浅，对这一切知之甚少，便期盼着趁去葫芦岛疗养之机，到龙港区葫芦岛港所在地，去实地感知那页不应被忘却的历史。
二
我们去的沈阳军区疗养院，位于葫芦岛辖区的兴城，与葫芦岛港所在的龙港区，分列在葫芦岛市区的西南与东北两个方向。我们每日除按医嘱，在疗养院休息、疗养外，也总惦记着去龙港区实地看一看当年遣返百万日本侨、俘的葫芦岛港。我们打听到疗养院门口就有公交车去兴城市区，到那里再打听去葫芦岛市区的公交车，想来也不会太麻烦。然而，当我们向疗养院医护人员和院外的市民问及葫芦岛港和二战后遣返日侨俘的事时，大多竟一无所知，最多告诉我们龙港区海边现在是造船业基地“舶船重工”所在地，过去的旧港、旧码头早废弃不用了。而且说那里太远，太偏僻，又不知通不通公交车，劝我们不要去。就在我们犹豫之际，疗养院曹政委来住处探望，关切地询问在疗养院吃、住、休息习不习惯，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办。我们乘便提到想看看遣返日侨俘的葫芦岛港的事，没待我们说完，曹政委便笑着说：“这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去过，看过那里的遣返日侨俘纪念碑。”并说：“明天周日，要没什么事我陪你们去。”第二天午饭前，曹政委忽来通知，他下午有会不能陪我们，但已为我们安排了车，说完，又风风火火地离去。我们来的第二天，贾院长便去外地参加一个为期两三个月的集训班，全院大小琐事便全落在曹政委肩头。虽说现在不是疗养“旺季”，但疗养院属基层单位，除内部管理之外，还须理顺与上级及地方各相关部门关系。事杂，头绪多，任务重，是人所共知的。我们正是不愿为他们添麻烦，才四处打听公交线路，打算利用假日可请假外出之机，自己乘公交车去。没想到最后，还是麻烦了疗养院。我们除感念曹政委热心关照外，也感慨他认真负责、周到、干练的作风。
果然，在说定的时间，两位青年开车前来，司机已按曹政委交代的路线，预先调好了定位仪，靠它的指引，我们顺利地从疗养院出发，穿过兴城市区，再沿着锦葫路，一直开到龙港区濒临原葫芦岛港的高台上。那里是一片开阔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日本人建的三个硕大的水泥浇铸的“储油罐”。那是1934年日本占领全东北之后，对葫芦岛的地质、水文、气象、潮汐以及社会情况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详细考查，与伪满洲国政府签订了《合作开发葫芦岛协议》，力图依托辽西地区水泥、煤炭、矿产、石油等综合性工业基地的优势，把葫芦岛港建成具有储备、转运、补给、维修等多用途的军、商两用港口，直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次年4月，日伪先后招募了万余名劳工，在清末以来两次筑港基础上，平山填海，修筑防波堤、货运及输油码头。这些硕大的“储油罐”，就是那时专为包括“锦西合成炼油厂”、“锦化集团”等日企在内的日“陆军燃料厂”修建的，产品包括航空用油、汽油、柴油及燃料油等。现在眼前这几个挺刺眼的庞然大物，已成为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我国资源的罪证。他们疯狂劫掠的又何止是油料，还有煤炭、钢铁、硫酸、铅锌矿、钼矿，以及粮食、棉花、毛皮……几乎所有能掠夺的物资无所不包。而修建包括这些“储油罐”在内的筑港工程开支，打的是“日满合作”旗号，自然全列入伪满洲国账簿——这就是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合作”。
在一个硕大的“储油罐”的西侧，果然找到了曹政委说的葫芦岛市人民政府2006年6月立的白色花岗岩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日本侨俘遣返之地”一行蓝色大字，并分别标示了遣返人数与日期：1051047人和1946—1948年。碑的右侧，还有一幅当年日男女侨俘和孩子登船离港时，在船尾回望葫芦岛港的浮雕。碑的后面是中、日两种文字刻下的碑文，记述着遣返日侨俘的经过。碑文最后一段写道：“60年过去了，当年那场战争带给中日两国人民的伤害已成警世的钟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决不让历史悲剧再次重演，衷心期盼中日友好世代相传。”这块碑立在硕大的“储油罐”旁的山洼处，碑的后面及旁侧有一片并不起眼的小树林。我们穿过树林，想去马路对面的“观海亭”俯瞰葫芦岛港旧址时，忽然发现小树林前面也立着一块小石碑，从碑文得知，这片小树林是“日本国际善邻协会”为感谢葫芦岛市政府在当年日侨俘遣返出发地修建遣返纪念碑，也为加强中日友好，资助购买了360余株樱花树、松树、柏树幼苗，会同葫芦岛市“望海公园”绿化部门，于2013年5月共同建起的“中日友好林”。读罢碑文，再回望这片并不起眼的小树林，心中不禁多了许多感慨。原来这些树苗竟都是带着日本人民的美好情谊，从东瀛跨海而来。我们自然也当善待它们，勤松土，勤浇灌，勤照料，让它们在葫芦岛这片曾经浸透中日两国人民斑斑血泪与深厚情谊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马路对面的“观海亭”中有一座纯白大理石的柱形“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立于同样材质的座基上，碑身通高1.8米，正面“葫芦岛筑港开工纪念碑”为阳刻隶书八分体大字，背面阴刻魏碑体碑文，为张学良亲自撰写。我们默诵着碑文：“……期以五年又半港工告竣，同时规划市井，辟为商埠，崎屿盛哉！二十载经营未就之伟业，行将观厥成功，其于中国北部海陆联系之利，顾不重且大欤？……”八十余年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筑港史，浓缩在这斑斑驳驳布满创痕的碑石上。当年，这位风华正茂的少帅主政东北之后，便立即筹划修筑“三大铁路干线”和与之配套的葫芦岛筑港工程，“规划市井，辟为商埠”亦在筹划之中，以期“振兴东北全局”的“二十载经营未就之伟业”，“行将观厥成功”。那踌躇满志的赤诚之心，依然跃动在这字里行间。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块历尽沧桑的斑斑驳驳的石碑，在那是非颠倒的“文革”期间，竟被推倒抛入海中，直到1985年10月才由龙港区政府从海底捞出，重新修复立于亭中。
被誉为“中国复兴之曙光”的张学良主持的规模浩大的筑港工程，不仅举国关注，也引起一直对我国东北暗怀鬼胎的日本人的惊恐。早在1924年，日“满铁”一份报告书就提到：“连山港（即葫芦岛港）不只是辽西唯一的吞吐港，而且东蒙古物资也将汇集此港。它不仅可一举取代营口，还将为我（指日本）大连港之一大敌手……”试想，身边有这么一只随时准备把你一口吞噬的恶狼，它会老老实实等你把防狼的墙修高、砌好而不扑向你吗？！
三
其实，早在19世纪末，日本就一直对我国东北怀有野心。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只因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才迫使它把已到口的肥肉吐出，它岂能甘心？随后沙俄强租旅大，修建中东铁路，把势力扩张到东北全境，成为与日争夺东北的主要对手。1904年2月日突袭旅顺口的俄舰队，引爆“日俄战争”，1905年9月俄战败，被迫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与日以长春为界在东北划分势力范围。日自沙俄手中攫取了旅大地区租借权和从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及其附属地。为加强殖民统治和进一步扩大侵略，自那时起，日统治阶层内部便开始筹划所谓“移民满洲”计划。如1908年6月日首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向总理大臣提交的备忘录中称：“进入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十年为期，至少为五十万人，若可能最好达到一百万……如随年积月累，得以移入大量人口，满洲则事实上成为帝国领土。”日本企图通过所谓“移民”蚕食并侵吞我国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更变本加厉，拟定《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计划20年内自日本向东北移民100万户，达500万人。他们一方面以各钟“开拓团”名义，如“集团开拓团”、“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林业移民团”，甚至“开拓女子训练所”等等，将移民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以武力强行掠夺、霸占中国农民的土地。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步伐推进，更以“合作经营”名义，给东北各大中城市矿山、钢铁、煤矿、电力、机械、水泥、油坊、纺织、化工等企业基地大量招募日本技工，加紧控制与掠夺我国宝贵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自“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止，日本在我国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中，共移民160余万，掠夺土地2千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60%。日本开拓团把中国农民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迫使一部分人流落城市，成为无业游民，一部分留在原地，沦为日本开拓民的佣工。据史料记载，伪满洲国初建时，根据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批示，驻哈尔滨的关东军第3师团，以武力强夺中国农民土地激起中国农民奋力反抗，关东军野蛮镇压，制造了“土龙山事件”，强行将两批日武装移民安置在佳木斯附近。同期，日“开拓团”进驻我们所在的葫芦岛兴城地区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掠夺大、小英堡屯和周边的达屯、小王屯四个自然村2.5万亩耕地，300余间住房，先后安置日本移民80余户。这些日本移民原本都是普通农民，来中国后便借助日军的武力庇护，飞扬跋扈。不少中国农民不堪忍受日本人欺压，被迫背井离乡，留下的也都被迫沦为日本人的佣工。而在工厂、矿山，不仅大量宝贵资源与产品被疯狂掠夺，日本工厂主及矿主更残酷剥削压迫中国劳工。凡有矿山的地方，没有不留下掩埋中国死难劳工的白骨累累的“万人坑”的！这早已是人人共知的令人发指的罪证。
原本，《波茨坦公告》规定是遣反被解除武装的日本战俘，给他们以过“和平从事生产生活之机会”。而东北地区由于上述历史原因，除被解除武装的战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以各种“开拓团”名义移居东北各地的日侨。在日战败投降后，他们失去军队庇护，再也不敢像往日那样肆意妄为，便如惊弓之鸟，从四面八方扶老携幼向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四平、通化、抚顺等大中城市周边逃亡，投奔设施、条件都极其简陋的难民收容所。不少儿童、老人逃亡中死于饥饿、寒冷与瘟疫，也有人因战败、失望，心理失衡、崩溃而自杀。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长期为“武士道”精神毒化，不愿放下武器的军国主义分子，竟凶残地逼迫逃亡的妇女、儿童集体服毒、自爆、自焚，不服从者，一律残酷射杀。他们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竟会死在自己“卫护者”的枪下，成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殉葬品。1946年3、4月间，张治中、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与美方代表马歇尔将军多次就东北日侨遣返问题进行磋商，一致认为日侨遣返也应参照《波茨坦公告》的精神进行，并确定于年底前全部完成。当时，他们拟定从葫芦岛、营口与大连三港进行遣返，但营口与大连当时在苏军管控之下。苏军进入东北、陆续解除日本关东军武装并占领东北全境后，将59万关东军战俘秘密押往西伯利亚，而对数量更为厐大的日侨却不管不顾，也不允许使用营口、大连两个港口。这样，遣返工作只能集中在葫芦岛进行。5月5日，遣返日侨俘的第一艘船自葫芦岛港起航。在当时极端紧迫又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为保障日侨俘按期遣返，1946年6月，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两党，发表关于东北停战声明，最终为遣返扫清了障碍。
在已放下武器的日军中，相当多的军官、士兵都曾对中国人欠下累累血债，但大都未被起诉、关押、审判，便被安全遣送回国。曾有人后来回忆说：“战败后，我们都非常沮丧，等候着遭报应的时刻的到来，谁知中国赐予我们的，却是遣送我们回家，这种宽容与善良让我们难以置信，也更为我们的所做所为感到羞愧。”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体现了中国人的博大胸怀与人道主义精神，对昔日敌国国民，甚至直接伤害过自己同胞的敌人，没有以暴易暴，而是施以援手，为他们提供粮食、蔬菜、肉食和等待遣返与归国途中所有生活保障。仅粮食一项，每天就需提供百余万公斤，而当时，中国却有三四千万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灾民需要救济。连日本人编撰的《满洲国史》也不得不承认：“战争后期，生活必需品物资紧张，强制出劳工，强制缴农产品，中国人对满洲国，进而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乃是事实……但是，并未因此发生由于战争结束，一举爆发共产革命，或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倒是各地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主动给予生活上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这些，在不少日本人写的回忆录中也得到证实。如1945年初，为补充兵源，日关东军将“开拓团”青壮年全部征召入伍，只留下老弱妇孺。连田原和夫、国弘威雄、间濑收芳等120名尚在长春中学读书的学生也强征了去，后被苏军俘获，由于他们还只是十多岁的孩子，随后又被释放。他们于饥寒交迫中，逃难路过今宁安市石头村，为村民收留救助，才得以保全性命。后来成为作家的田原和夫撰写了《苏满边境15岁的夏日》一书，记述了他毕生难忘的这段经历。同样，后来也成为作家的国弘威雄，1997年特意携妻子国弘佑子重返葫芦岛，望着当年离港登船的码头百感交集。他联想到当前许多日本人对那场战争仍没有清醒的认识，而战后出生的人所占人口比例也越来越大，只有把历史真相告诉他们，才能记取昔日的教训。为实现这一心愿，他不惜变卖家产，筹资再来东北，在葫芦岛市政府的协助下，历时近一年，拍摄了记述百余万日侨遣返的纪实影片，在日本各地放映，为的就是警示人们不要重蹈历史覆辙。这样的实例还很多很多，譬如现住日本歧阜市的“微风会”理事长玉田澄子女士，当年她母亲带着他们姐弟三人，逃难到现吉林珲春，被一姓何的中国人收留方得以活命，后随母亲遣返日本。40年后他们曾去珲春寻访那位姓何的恩人，惜未找到。玉田澄子女士后来通过学习，得知当年日本侵略战争以及“开拓团”等给中国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便写了《大地之风》一书并创办了“微风会”，致力于传播中日友好。她说：“我愿这能让人心情舒畅的温馨的微风，把我们的心意带给中国朋友。”“微风会”的成员，几乎都像玉田澄子一样，是当年随父母自葫芦岛遣返的孩子。他们已不下十次随玉田澄子率领的访问团重访葫芦岛，来捐助农村的贫困学生，拜访自己的“再生之地”。
我们站在“观海亭”边的高台上，迎着扑面的海风俯瞰脚下原葫芦岛港区，在我们引以自豪的北方造船工业基地“舶船重工”的旁侧，当年的“筑港工程”、其后日本人修筑的客运码头和两道防波堤仍依稀可辨。日文中将遣返日侨俘称作“引扬”，七十年过去，当年百余万日侨俘从这里的码头登上白山丸号、间宫丸号、大郁丸号以及美舰LST号等120艘“引扬”舰船的喧闹、盛大场面已再难看到。但我们坚信这一页无论在中国人还是在日本人心中，都是沉甸甸的厚重的历史，绝不会因岁月流逝而淡忘、消失。如今，“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与日本佐世保港、博德港矗立的“引扬纪念碑”隔海相望。那一页厚重的历史，无论现在的日本当权者如何掩饰、抹杀、篡改，都是不会消失的。它早已和土地、碑石牢牢地凝铸在一起，并深深地镌刻在史书上，镌刻在一代代愿中日两国世代友好、和平的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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