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随前导 心迹喜双清

    今年适逢袁行霈教授八秩华诞，袁门弟子编纂纪念文集，为袁先生颂寿志喜。纪念文集分为《从游集》和《双清集》，由弟子王能宪、董希平和程苏东具体负责编纂。

    《从游集》为论文集，作者均为袁先生弟子，以入门先后顺序排列，凡收论文31篇。“从游”二字，源自教育家梅贻琦名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袁先生十七岁考入北大，毕业后留校从教，在讲坛上辛勤耕耘，至今六十余年，桃李遍天下。《从游集》正好可以作为袁先生桃李芬芳的见证。袁先生学问渊博，融会贯通，不拘于一隅。袁门弟子如今也很多都是科研院所的老师，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他们提交的论文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弟子们所提交的这些论文横贯整个中国文学史，或鉴赏文本，或梳理文献，或辨析真伪，或探讨文学理论，或考证名物制度，或旁涉绘画艺术，或延伸到思想文化研究等等，不一而足。《孟子》云：“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袁门弟子正可谓继承了袁先生之“一体”。

    其中分析文本、鉴赏文学艺术者，如商伟《二十一世纪富春山居行：读翟永明〈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对翟永明的长诗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文学鉴赏在文学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袁先生很早就注重文学鉴赏的基础性和艺术性，在《历代名篇赏析集成·序言》里，袁先生说：“没有鉴赏，创作的价值也只能处于潜在状态而不得实现。……注重鉴赏，就是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把文学当成文学来对待。”

    梳理文献者，如傅刚《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简说》，对比汉简《反淫》与枚乘《七发》，确定了《反淫》文体性质、作者及文学史意义，最后得出结论：“《楚辞》体影响到汉大赋的产生，由《反淫》至《七发》的改写，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但这种影响，并不像学术界所认为的，产生于战国的《楚辞》，直接影响到汉人的写作，从而产生了大赋。而实际上是通过枚乘等深受《楚辞》影响的人，由楚地北上梁地后，将《楚辞》写作与北方自秦以来流行的杂赋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文体——大赋。”由文献梳理，而上升到对汉大赋起源的探讨，这其实就是袁先生一直所秉持的横通与纵通相结合的治学理念：将纵的历史脉络与横的学科研究贯通起来。

    旁涉绘画艺术者，有宋晓霞《现代中国画与“文化自觉”：以陈师曾为例》、徐鼎一《王时敏绘画及“画家正脉”说之理论根源与借镜意义》等。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也正是袁先生所身体力行的。袁先生在陶渊明研究方面，堪称集大成者，《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等确立了陶渊明研究的典范，详细梳理了陶渊明的生平，并对陶渊明的作品做了详尽的校勘、注释、解说、集释等，收罗历代有名的和陶诗。然而，袁先生的陶渊明研究并不止于此，还旁涉交叉学科，《陶渊明影像——文学史与绘画史之交叉研究》一书，更将陶渊明研究与传统绘画艺术结合起来讨论。林庚先生尝云：“行霈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于群艺，尝倡边缘之学；举凡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林庚《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序》）正是此意。

    涉及名物考证者，如董希平《杖鼓与宋词演唱》、马里扬《柳词地名的文学考证》等；有关思想文化者，如曾祥波《论新“三统”学说对北宋前期“台谏之重”的影响》、尚定《陈寅恪文化历史主义通观》等，他们都秉承了袁先生的精鉴追求。对文学的把握，离不开相关文献的考据，离不开历史思想的分析，否则所谓精鉴就成了纸上空谈。扎实的考据功夫和文献分析水平，正是袁先生及其弟子所注重的。袁先生《博采、精鉴、深味、妙悟》指出：“所谓精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资料的鉴别与考订，如善本的选择、字句的校勘、作品真伪的判别、作品年代的考证、作品内容的笺释等等。……精鉴的另一方面是善于鉴别作品的优劣。趣味要高，眼力要好。《文心雕龙·知音》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看得多了才有比较；亲自从事创作实践才更精于鉴赏。”

    诚如孟飞在《袁行霈先生八秩大寿征文启》中所言：“大鸣小鸣，发蒙叩其两端；纵通横通，治学涉乎九流。”这本论文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弟子继承袁先生治学精神的体现。钟书林《横通与纵通：文学史与绘画史交叉研究的重要突破——论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研究》一文，以袁先生的陶渊明研究为例，具体地分析了袁先生的治学精神：横通与纵通。所谓横通，即横向贯通，不断扩大研究范围，触类旁通，以至于博涉交叉学科。如袁先生对陶渊明的研究，从陶集的整理、注释、集解、系年到大量和陶诗的整理研究、历代陶渊明题材的绘画研究等等，正是不断地横向拓展陶渊明研究。所谓纵通，袁先生云：“例如文学史的研究，不满足于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分段研究，而希望上下打通；即使是研究某一时段，或者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也能置之于整个文学的发展史中，作出历史的考察和判断。”袁先生的这些治学心得，不仅是弟子们所当继承和发扬光大，也是当今学界所当重视和践行者。

    《双清集》为回忆录，同事和弟子对袁先生的回忆文章，凡35篇。“双清”取自杜甫《屏迹二首》其一名句“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寓意袁先生清清白白做人的人生准则。

    其中，同事对袁先生的回忆，多提及与袁先生合作共事的诸多细节。比如，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先生《温润而泽，缜密以栗——从袁先生编文学史琐忆》回忆了参与袁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编委会的亲身体会，其中提到袁先生“对人都十分尊重，和颜悦色，没有一点架子。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有板有眼，让人感到如沐春风；开起会来，对每个人的意见都认真听取，从未见他有一点懈怠或倦色”。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先生在《崇敬与感激》一文中，回忆了与袁先生合作编纂《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的细节。在编纂委员会上，袁先生认为“一部作品的选集能否被社会认可，一看选目是否精当，二看是否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三看是否有文献价值。”与袁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的葛晓音老师回忆道：“毕业留校以后，和袁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常常能从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悟出一些为人师者所应有的修养。那时教研室经常有政治学习，或是开会讨论教学大纲的修改，老师们见面机会比较多。讨论工作时，无论有什么样的意见不合，他从不与人相争，只是从容地申述自己的意见。”（《日月不息师表常尊——贺袁行霈老师八十华诞》）。这些来自同事的细节回忆，可以帮助我们近距离了解袁先生的学风和为人。

    而在弟子们笔下，有许多有关袁先生细节的分享，让人倍感亲切。比如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袁先生上课一丝不苟，板书非常漂亮。崔承运说：“无论板书、誊稿、小札、信函，都字迹清楚，中规中矩，而且讲究布局谋篇。”日本留学生佐竹保子生动地回忆道：“由于刚到中国，我只能听懂很少一部分，于是我暗下决心，至少要把先生写在黑板上的文字全都记下来。先生开始在黑板上写字，我也紧张地准备开始做笔记。再一次让我吃惊的是，先生在黑板上写的字实在太美了，好似用毛笔在白纸上写的书法一样。黑板上的字都是特别美、特别有风格的。我不知不觉欣赏起那些板书来，仿佛身在博物馆欣赏著名碑帖一样，沐浴在一种美感经验之中，完全忘了记笔记这件事。我一直到现在也没见过在黑板上能写出那么漂亮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