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来客和穿裙子的“士”

    一、一九八六，《光明日报》上初读迦陵随笔

    一九八六年，对我是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我第一次来到大天津卫，天津从此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这几乎决定了我也将是爱南开的；还有，不来南开，也许今生就不会认识迦陵先生；那一年，我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艺评论和杂文，这几乎决定了我此后几十年的所谓专业兴趣和谋生方式，就是与文学相关，吃“文字饭”；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年，我开始在报纸上读到叶嘉莹。——这对我的意义，我现在还不能完全说清楚，但有一点已经知道，就是这对我后来到报社求职甚至也起了作用。那年发表叶嘉莹先生文章的这份报纸，正是我几年之后供职的《光明日报》，我是拿着一摞有叶先生文章的《光明日报》的剪报来永安路106号的。——这一切仿佛都是命运的安排。

    叶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系列专栏文章，就是《迦陵随笔》。第一篇“前言”写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第二篇《似是而非之说》写于十月六日，第三篇《从现象学到境界说》写于十一月二日，第四、第五篇也都写于十一月。前五篇都发表于一九八六年，都是在当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文学遗产》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研究古典文学的学术期刊，但其实最初，此《文学遗产》就是彼《文学遗产》，是一回事。她创刊于1954年3月，最初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以《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刊行。1956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销，《文学遗产》改由当时还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主办，仍由《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发表文章，主编则是五四一代的著名作家、学者陈翔鹤。巧的是，叶先生若干年前还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聘任仪式上叶先生还做了一次学术讲演，那次，她当年的辅仁老同学史树青先生也去听，而且就坐在叶先生旁边的座位。叶先生讲完，史先生也说了几句，他高兴地说，他是叶先生的崇拜者。

    我小时候，家严多年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他在大学教书，为了备课、写论文，经常做剪报。我就学着，看见自己喜欢的文章，也剪。当年还真剪了不少《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的文章，分类粘贴，再装订成册。其中有程千帆的文章，有陈子谦论钱钟书的，还有龚育之论“红学”的，陈振濂论书法的，等等吧，总之是文史方面的为主。当然，其中《迦陵随笔》是剪贴保存相对完整的——多年以后，有一次叶先生临时查用《迦陵随笔》中的一篇，她手头没有，我那本剪报还派上了一次小用场。

    可以说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还处在一个逐步开化、与整个世界重新接通声气的时代，人们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还比较闭塞、贫乏、僵硬。此前我读文学评论，学习、崇拜的是秦牧、林默涵、李希凡，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写出像《四部古典小说评论》那样有气势的文章。总的说，当时的文章宏大叙事比较多，意识形态色彩仍然较浓。可是读“迦陵随笔”，虽似懂非懂，但完全是另一个感觉，而且这感觉还是很新鲜强烈的。首先，谈的是词学，是纯文学，也是我完全不懂的新内容。其次，运用的方法概念也是新的，文章虽短，但涉及文学，宗教各方面，不仅有儒、释，还有耶教；谈《人间词话》，却引用佛语，还有现象学、接受美学的理论。真的是让人眼界大开。我就是读“迦陵随笔”才知道什么现象学、符号学这些新词的。第三，文章的语言也新鲜，是那种典雅、平和的语言，和从容、温和的语气，中间自然流露的则是三四十年代的国语范儿。这完全不同于我们已经习惯的“大批判”文章，和大陆一般作者的文章气质也大不一样。

    因为叶先生来自温哥华，这又不禁让我想起另一件那个年代的事。八十年代，英语热潮席卷华夏大地。当时广播里有一个商业英语课程，叫《温哥华来客》，是“贸大”（北京孩子对“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简称）张冰姿教授主讲，很受欢迎。后来还出了书，是淡绿色的封面。这个英语课吸引不少人的原因之一，大概和它的名称有很大关系。温哥华，多么美妙的一个名字！温，意味着温暖，温和，温馨，也意味着友好；华，就是光彩，光华，才华，韶华，就是日月的光环，甚至“浮华”也是有吸引人的地方。这哪里是个城市名，分明是个美女子的名字嘛！而且那个年代里，我们对加拿大的所有印象，就是伟大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墓就在我出生的城市），如果用一两个抽象点儿的词来概括，就是伟大，友好，而且还有点儿心里羡慕嘴上又不好太明说的“洋气”。总之，许许多多美好的想像都可以与温哥华这个词联系到一起。可那是什么年代？别说温哥华了，大多数人连北京上海都没去过，去天津坐火车快车单程就要一天时间，回来之后就可以在同学中炫耀好几周。温哥华，太远了！远得好像在另一个星球上。虽然非常向往，但隔着万里重洋，只能徒唤遥不可及；但越是遥不可及，就越是让人向往。

    现在，读到“温哥华来客”叶嘉莹先生的文章，仿佛可以与温哥华有了一种特殊的交流，仿佛那个遥不可及的美丽，与自己近了那么一点点。同时，“迦陵随笔”本身也让我看到一种学问的境界，和温哥华那个美丽的城市一起，让我向往。

    二，老师，诗人，学者

    在老师，诗人与学者三个角色中，迦陵先生都有极高的成就，但哪个方面她最看重呢？那应该还是教书育人的老师。这一点，显然受顾随先生影响较大，甚至可以说一脉相承。

    顾随先生是被张中行评价为“集庾信与颜之推于一身”的人物，是有高尚品德的文人，也是二十世纪很少几个真正懂佛学的人之一。叶先生则评价顾随先生说：顾随先生的才学和兴趣,方面甚广，无论是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甚至佛教禅学，他都留下了值得人们重视研读的著作。但叶先生认为，羡季先生平生最大的成就，还并不在他各方面的著述,而更在他对古典诗歌的教学讲授。“因为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往往尚有踪迹、规范的限制，而惟有先生的讲课则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一般学者的著述和讲授,大多是知识性的,理论性的,而先生的著述和讲授，则大多是源于知识却又超越于知识以上的一种心灵之智慧与修养的升华。”叶先生这样描述顾随，说先生的讲诗重在感发而不在拘狭死板的解释和说明，所以有时在一小时的教学中，往往竟然连一句诗也不讲，自表面看来也许有人会以为先生所讲者，都是闲话，然而事实上先生所讲的却原来正是最具启迪性的诗歌中之精论妙义。羡季先生曾经把自己之讲诗比作谈禅，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叶先生评价羡季先生的话，其实完全可用在叶先生身上。

    二〇〇三年秋天，我应《文艺研究》之托，对叶嘉莹先生做过一次比较长的访谈。访谈内容不久后以压缩版在《中华读书报》也发表了。叶先生自己说：“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我的一生中，在教书，研究，还有诗词创作这三者之中，是教书花去了我最多的时间。我常常说自己天生是教书的。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先后在北京的几所中学教过书，佑贞女中，志成女中，还有华光女中，我都教过。从那时到如今，快六十年了。这些年，我在北京，还常常有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来看我，她们现在也都有七十多岁了。”

    如今又是十三年过去，叶先生教书已经超过七十年。真的是桃李满天下。而她讲课之精彩，已不知有多少人记述形容。有一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听叶先生讲课的她的老学生，如此描绘听课的情景与感受：

    当年她吟花，我们看见花在摇曳绽放；她咏水，我们眼前有水回环流荡；她说雾，我们觉得四周一片片岚霭迷茫；她唱风，我们能感到秋木枝叶在寒气中颤动飘扬；她念到黄鹂黄莺，我们好像听到真有鸟儿在窗外鸣啭欢唱……她说话的声音像水晶，像珠玉，像钻石，晶莹剔透，温婉圆润，光明华丽；她的声音即使最苍凉时也有一种童音般的清脆，最欢快时也有若隐若现的悲伤；她在春天的词里吟咏生命的凋零，在秋天的诗里赞颂人生的悲壮；她能从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读出英雄豪杰的家国之思，从酒徒贰臣的狎妓纵酒，体会忠臣志士的天下情怀。

    ——单正平《聆听叶嘉莹》，《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

    ——这得有多么爱听叶先生的课，才会有这样打动人心的复述？叶先生的课得有多么好，才能让一个粗犷的西北壮汉产生如此诗情细腻的感受？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六祖说法，差可近之？单正平可算先生的后学知音。其实，这样的知音何止万千？二〇〇八年秋天，叶先生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过一次演讲，那次规模很大，是在一个好几百人的大礼堂。之前我知道消息，就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几位年轻人一起去听。还记得那次叶先生讲张惠言词，“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两句吟出，全场寂静。他们几位以前都未曾面对面听过叶先生的讲课，有的甚至对叶先生的名讳还比较陌生，但听完之后，他们个个都兴奋不已。——后来有个机会，我才醒悟，叶先生七十多年一直站着讲课，是以身布施。能听叶先生的课，真是福报。

    叶先生虽然在其诗词研究与讲授中引入了很多现代理论和观点，但其最基本的评赏标准还是诗歌中感发生命的质量和作用。诗歌中有兴发感动的生命，这是迦陵先生强调过无数次的，她不仅强调，而且，把“兴发感动”作为她的诗词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更是在她长达七十余年的课堂讲授和诗词讲说中，反复地、透彻地讲说这一点。她认为，对诗歌的评赏，不管是出于主观角度还是客观角度，都必须紧紧抓住评赏者本人的感受这一出发点，探求诗歌中兴发感动的生命，并将之传达出来，使读者得到生生不已的感动，从而完成诗歌兴发感动的创作生命。——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古典诗词，是以文字形式留存而传承下来的古人的思想情感，读懂这些古诗词，就是重新体验那些已经化为文字的思想感情；而在这种审美体验中，升华读者自己的思想情感与道德精神。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兴发感动吧。因为古诗词中，虽然也包含了喜悦、得意、洒脱、欢愉等等思想感情，但更多的诗词则是包含了忧伤、离别、悔恨、忍辱，还有孤独、迷茫、愁苦、煎熬等等，所以，真的要读懂古诗词，往往需要人在经历了这些情感之后。

    但是，叶先生以兴发感动为中心的长达七十年的讲学授课，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那就是士的传统的传承与发扬。

    三、“穿裙子的士”

    近年有学者称汪曾祺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氏出生于一九二〇年，撰著三大卷《中国散文史》的郭预衡先生和迦陵先生在辅仁大学同一级读书，也是生于一九二〇年，这年出生的还有张爱玲。与叶先生同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还有史树青先生。那时虽然已经是民国，但这代人，幼时大多读过私塾，而且在四十年代末之前完成了完整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当然，教育的内容已经是所谓新式的现代教育，但这只是一方面，并不是全部。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在这代学者个体身上并未受到彻底的摧毁和颠倒，这一代从小接受的为人处世的方式，还是老式的。这一点和他们下一代比较就相当明显。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人，身上还有那么一种精神，其实就是士的精神。

    说到士，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一句话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来自孔子的精神，但孔子说得更简明，叫“士志于道”。总之，士与道不可分，意味着士是某种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维护精神价值落实到社会文化层面，就是承担文化使命，是士之为士的一个重要标准。古人说士，“通古今，决然否”，按余英时的说法，就是见识超出一般人，行事的依据则是理性。按西方知识分子的涵义，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业，第二是超越个人私利而关怀国家、社会。

    即是从传道这个意义上说，迦陵先生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士。当年，迦陵先生南下，顾随先生赠诗：“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而在给迦陵先生的信中，更是直接点明：“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这是多大的气魄、多大的期望啊！

    显然，迦陵先生几十年，的确是苦水传法弟子。没有这种精神，很难想像，一个弱女子，携家带口，颠沛流离几十年，能把自己青年时记的老师的听课笔记一直带在身边，保存下来。当然，这对顾先生的诗词讲记也是一种幸运，如果这些笔记没有随这个女学生流离海外，日后恐怕也很难躲过十年浩劫。

    迦陵先生近年已在不同场合，包括我的采访中坦陈，她没有恋爱的经历。她的经历，《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中谈得更为全面详尽。她去台湾之后，家庭生活的变故，使得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实际上已经成为家庭的支柱，已经和中国老式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大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使得她超越性别成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实现。她当然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但她又不仅仅如此，她对大多数女性热衷的什么时装、化妆之类，其实毫不放在心上。她是一位“士”。

    也因此，她忧道不忧贫。叶先生对物质方面的兴趣实在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尽管当年南开的学生，回忆她八十年代在南开园出现时，风采照人，风度翩翩。但实际上，她对这些外在的东西，真是不放在心上，她的风度，完全是出自她的自然而然，她连头发都是自己打理，自己剪出发型。她衣着很朴素，但确是大方得体，淡雅整洁。她吃得更是简单，常常就是一碗粥、一碗面条而已。她在哈佛做研究时，中午就是一个三明治，一杯咖啡。她用节省下来的钱，在南开设立奖学金，而奖学金却是用顾随先生的名义，叫做“驼庵奖学金”。

    四、命运感

    在讲诗词中，叶先生还常提到弱德之美。我觉得，这四个字也可以描述她的性格与命运。她说，“弱德”之“弱”非“弱者”之“弱”，它不仅表现为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姿态，而且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与操守的坚持，是为“德”。这实际上已经有宗教情操在里面了。她还曾讲过，她的一生都不是她的选择，她去加拿大不是她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她的选择，因为“谁让我结了婚呢？而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

    我觉得，一个人心智情感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有命运感与沧桑感。命运是你我人生之戏的总导演，时间是永远不会出错的化妆师。人总是在主动与被动之间，完成自己的人生角色。凡是成大事业者，似乎都是有一种“自觉的命运感”，因此，那种在别人看来的执着，那种坚守，其实好像又是一种“被动的主动”。

    周汝昌先生曾称叶先生，是一位学者，但她同时是一位诗人；是一位史家，同时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她的论文，既能考订，又能赏析；既能议论，又能启迪。我认为，这样的几个条件或因素，很难凑泊在一人身上。”因此，即使先生以欣赏为主的著作中，也体现着她史家和学者的品格。换句话，她作为士的理性，其实在她几十年的学术工作中得到了最好的训练和体现。除了《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等专门讲说诗词的著作，我认为叶先生有几部书有特别的意义，一是《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她的考订疏证功夫；二是《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全面研究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是她的综合理论的大建树；第三就是《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此书的主体就是当年的“迦陵随笔”，篇幅虽然不是很长，却是她整体学术研究的一个高峰，体现她对中国词学的一个整体的认识，是成功的批评实践与理论建设。迦陵先生写作此书的立意很高，是要在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中，为中国词学和王国维的词论，在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部书真正是打通诸家隔碍，跨越古今鸿沟，用缪钺先生的话说就是“体大思精，目光贯彻古今中西”。这些著作，都是叶先生“别有开发，能自建树”的成就。总之我想说的，就是关于叶先生，仅仅从学术本身的角度而言，也值得我们后学认真地研究，里边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

    关于宗教信仰，叶先生说：“我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我也听佛教高僧的说法，我是一个有宗教情操的人，但并不被任何宗教所拘限。”有这样情操的人，当然会有一种坚持的精神，一种超越的追求。当年，赵朴老（赵朴初）曾填词，称美叶先生，是悲心、参透词心，并世清芬无几。叶先生自己在讲到稼轩词时说：真正伟大之作者是以自己生命个体之志意与理念来写作他们的诗篇，而且是以自己整个一生之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迦陵先生正是如此来讲授诗词与研究学术的。

    五、我从未去过温哥华

    去年八月中华读书报来电话，让我写一篇关于叶先生的文章，我虽然答应，但多少也有一丝顾虑。虽然有顾虑，但心里也是想着要写。但想得越多，越写不出来，不知从何下笔。

    这次终于有个机缘，就是三联书店最近集中推出叶先生的几种书。《迦陵谈诗》和《迦陵谈诗二集》是姊妹篇，都是叶先生研究中国诗歌多年的心得。前者是叶先生第一本谈诗的书，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细密的诗情与诗心，对诗的独到见解和深刻体会。后一本书中，可见作者从主观到客观，从感性到知性，从欣赏到理论，从为己到为人的赏诗历程。书后有“后叙”长文，总结“谈诗”的脉络之外，也总结了自己感性阶段之外知性的三方向：传记的，史观的，现代的——无论哪个面向，均服务于自己真诚的感受。《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则撷取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位诗人的诗作，从物象、心境、结构等角度切入，带领读者贴近作家的生命历程，体会诗作的美感特质。清词一直是先生研究的一个重点，她近年也在多个机会讲说清词，这次同时出版的《清词选讲》正是集中了她研究清词的精华，也是她词学研究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去年年底出版的《迦陵谈词》则是作者第一本谈词的书。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谈起，继而赏析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后主，晏殊和吴梦窗等各位词人的风格特色，其中当然包括《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那篇名文。因为此文，周汝昌当年专门在《读书》发表文章，称叶先生为“比较文学家”，还说，“不一定只是为了‘宋词’什么的，为文学艺术，为治学研经，都应该读一读她的这部著作。”（《读书》，1982年第10期）而《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作为迦陵先生第一本口述传记，在“谈诗忆往”之间，对自己一生的诗词创作、学术研究、人生经历和师友交游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叙述，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读此书，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叶先生，及其一代学人。

    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首都机场，就是和叶先生的大侄叶言枢一起送叶先生。那是九十年代早期，还没有机场高速，也没有二号航站楼，只有日本援建的一号航站楼。北京那时虽然车不多，但开车从西单到首都机场却要将近两个小时。出了城，是很长一段公路，路两旁是高高的白杨树。

    还有一次单独送叶先生去机场，车上闲聊，又说到温哥华，说到UBC建在海边，风景极美。那天她兴致很好，就说，晓风你好好学好英文，可以来UBC读书啊！

    怎奈我实在不争气，英文也太差，至今，我还从未去过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