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博物：重塑民族文化的一个契机

    我们在一线科研早已“和世界接轨”甚至“赶超欧美”的时代重提博物是为哪般？我们和世界接轨的其实只是某些实验室的某些设备和实验，而博物更像是一种精神：对身外之物充满好奇和求知欲，但又能严肃客观、脚踏实地去认知理解。这样的品格和这样的精神恰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所欠缺的。重提博物学精神，可能是我们重塑民族文化的一个契机。

    这本《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的翻译工作最初是我的好友王志良博士接下来的。后来由于工作繁忙，难以静下心来字斟句酌，他请出了读博士时的同学，现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的李颖超博士一起翻译。有一天，我和王博士约在阜成门吃卤煮，他提起这本书时，说到本以为是一本科学人物传记，但其中涉及蝴蝶的专业程度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和李博士都是研究象鼻虫（一种长鼻子的甲虫）的专家，所以想让我帮着过一遍书内的鳞翅目（蝶、蛾）专业部分。死党之托无可推辞，于是我就开始阅读他传来的原书PDF扫描文件。

    越读越震惊，心想什么样的人写出了这样一本书啊，这样一本枯燥乏味的书难道真有读者吗？说文学不是文学，说科学不是学术论文，说传记也不是专门为纳博科夫写的……但当读到后来，却不禁被那些平实简单的描述所吸引，深叹外国读者的幸运。那些看似没有情节的事实逻辑，竟也引人入胜起来，让我的心随着纳博科夫研究的那些小小蝴蝶的命运跌宕起伏起来。作为一个资深的蝶类爱好者、野外采集者和标本收藏者，又曾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探索过几年蝶类高级阶元（物种一级以上的分类阶元）的分子系统学（利用DNA建立演化关系），同时也是一名纳博科夫小说的忠实读者，面对这样一本奇书，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她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们，便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本书的翻译工作中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一位奇人，在伟大的文学家光环之下，他竟然还是一位曾长期在世界顶级学术殿堂里工作的、严谨的、卓有建树的鳞翅目（蝴蝶）分类学家。怎样把这样一位复杂的大师呈现给好奇的读者？本书的两位作者组合应运而生。第一作者库尔特·约翰逊出生于1946年，是一位鳞翅目分类学、系统演化和生态学方面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基督教教士；第二作者史蒂夫·科茨是《纽约时报》的一名杰出记者。而他们在这本书上下了多大的力气，从前面将近一整页的致谢名单上就可初见端倪，其中不乏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伟大的科学家。这部心血之作荣登2000年《波士顿邮报》十大科学类畅销书榜是不让人奇怪的。

    纳博科夫是一位融科学和艺术为一体的神秘宗师，而这部著作也并没有把视角仅仅集中在纳博科夫和他的蝴蝶研究中。本书开篇简述了纳博科夫显赫的家世和一生颠沛的命运，并以众多同时代昆虫分类学家和社会人士对他在科学研究上的评论，让读者了解到伟大的文学家纳博科夫竟然也是一位伟大的蝴蝶分类学家。随后，作者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蝴蝶的世界，逐渐把视角集中在纳博科夫研究的专门类群上，而这一类蝴蝶的分类学是世界性的难题，那文学家纳博科夫的科学研究成果到底是否能经得起科学和历史的检验呢？此时，焦点从纳博科夫身上转移到了他之后的蝶类研究者和他们感兴趣的南美洲。纳氏晦涩难懂的科研著作因为各种原因在他之后竟被历史遗忘了，然而后辈科学家在对南美洲眼灰蝶的探索过程中遇到了难题，终于发现了故纸堆中的纳博科夫与这些小蝴蝶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的章节隐约有两条主线并行，一条是自然科学引导的，作者对南美洲的气候水文、自然地理、历史变迁、人文社会、生物演化信手拈来，令读者目不暇接；另一条是学术界中纳博科夫研究成果的命运与归宿，从被遗忘到被重新发掘出来，之后就是漫长的非议和质疑，看似柳暗花明之际，又有“对头”半路杀出抢功争名，读者的心也不由随之跌宕起伏，时而失落，时而欣喜，时而又会提心吊胆……最后尘埃落定，科学辨伪和文学氤氲的光环终将褪下，就像开篇纳博科夫那首描述经典分类学的诗歌中所颂一般，那小小灰蝶已成永恒。

    当今世界科学界或者说是动物分类学界弥漫着一股由北美刮过来的DNA研究风暴，中国学者也对此趋之若鹜。这种研究方法或者技术称为基因条形码（DNA barcodetechniques），就是冀图从每种生命体复杂的基因组中筛选出一段相同位置的片段，以此把所有物种区分开来，并像超市商品一样给它们贴上一个条形码。此技术提出以后，已有超过40个国家的近200家科研单位加入世界生物条形码协会（Consor⁃tium for the Barcode ofLife）。2007年5月10日，世界上第一个基因条形码鉴定中心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Guelph）成立。我听过其中一位领军人物不远万里来中科院作的报告，在他们的设计里，一个手持机就可以通过一些组织或者一滴血甚至一根毛直接为“需求方”报出该物种的ID。在他们的设计里，这已经不仅是一个技术，也不属于科学研究范畴，而是一个横跨亚非拉涵盖各领域的航母级超级国际项目。而我国基础动物学的执牛耳者，如遇故知，一拍即合，纷纷响应，把这当做一改自己在原子导弹、细胞克隆这些伟大科研领域面前一贯抬不起头的一次绝地反扑，各种院级、校级、所级、国家级分子进化实验室应运而生，继而就是十万级、百万级甚至千万级的校级、地级、国家级科技专项基金的纷涌入账。如果这只是在复杂的学科设置与资源配置体制下的一种生存策略，那无可厚非，但其背后却是传统动物学和经典动物分类学的穷途末路。

    基因条形码有其内在隐疾，动物种类那么多，演化路径和历史差异那么大，几乎是不可能找到某一段通用的基因区段来给所有物种做技术上统一的甄别定位的。但是现代科研的启动是伴随巨大财力投入的，脚步一旦迈开，惯性的力量无从消弭。这时，基因分类学粉墨登场，把基因条形码的目标缩小到某些目、科、属，那分子层面可以很好地把其中的物种区分开来。当然，在我的研究实践中，基因分类学对传统分类学很有启发和补充作用，但是这时，在国内已经找不到几个靠谱的传统经典动物分类学家了。

    2012年的秋天，我应美国自然博物馆无脊椎动物馆馆长杰尔姆·罗森的邀请赴美国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交界处大荒漠中的美国自然博物馆西南研究站参加世界蜜蜂学年度盛会（TheBee Course2012）。那个地方也是纳博科夫去野外采集蝴蝶的必经之站。杰尔姆在本书中出现过一次，约翰逊的纳博科夫眼灰蝶采集队和杰尔姆带领的采集队在南美高山上有过一次野外偶遇。老头现在已经80多岁了，精神矍铄，思维敏锐，除了爱妻去世的那年沉沦悲痛外，每年都要花数个月的时间在野外研究野生蜜蜂的经典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每次都是他亲自驾车，亲自拎箱子，亲自趴在地上用铁锹发掘蜜蜂的复杂巢穴。2010年他来中国考察的时候，拒绝了我的帮助，自己拎着30余斤的显微镜，爬上了北京鹫峰。近年来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全世界年轻经典分类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上。我和这样一些北美洲最著名的分类学家们一起在野外工作学习了将近一个月，他们从耄耋之年到而立青壮，相聚一堂言谈甚欢。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只有一位美国女科学家提到过一个科研科普相结合、卓有新意的生态监测性项目，其余时间没有人大谈项目经费，没有人讨论职称论文、脱氧核糖核酸（DNA），只有扑面而来的对自己严谨卓越的物种分类学识与能力，以及精彩绝伦的野外经历的自豪。

    也许欧美的经典分类学也在退出主流科研界，但我相信，他们一生也不会迎合分子生物学的狂潮，有他们在，经典分类就会传承下去。然而欧美的常见生物物种研究已经完美解决了超过90%的物种，而我国的常见动物物种研究顶多涉及了不到30%，还漏洞百出。

    动物分类学有什么用？这是中国人最喜欢提的问题。我们总在问世间万物有什么用，但真正用的却全部都是西方的发明创造。在此仅举一个例子，欧美未被发现命名的野生蜜蜂种类估计只占本地全部物种的10%左右，他们根据那些研究过的物种建立了覆盖全美林业和农业的传粉监控网络，开展了深入的作物传粉机制和效率研究，并开发驯化出十余种野生蜜蜂进行区域或农业大棚内作物传粉，而农林业也因此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未被命名研究的野生蜜蜂占到了整体种质资源的1/2到2/3，已被命名物种研究的深入程度和欧美也不在一个层级上。农业传粉除了千年前驯化的中华蜜蜂以外，全部都是购买的欧美专利蜂源产品。田间和大棚传粉需要使用大量的简单劳动力，表面看短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却扼杀了思维进步的空间，因此我们生活的现代化只是一个舶来品。当然，欧美的动物分类学家们从来也不会问经典分类学有什么用？他们也不会自己想去兼职成为一位分子生物学家或是农业生态学家。

    动物、植物甚至微生物对于人类而言永远也成不了基因条形码，想要认识它们，需要我们走进大自然，去小心翼翼地偷窥、认真严肃地谛听。那些鲜活生命的极致之美，色彩、光影、形态、跃动……让人沉迷，天地间怎会有这般大美存在！驻足自然万灵的包围中，即使万籁沉寂的那一瞬，心怀忡忡，更难抑泪水暗涌，甚至仿佛触碰到了上帝的喜悦与悲痛。而这些我们之所以为人最珍贵的情感，是人际关系复杂的实验室和几十万一台的进口脱氧核糖核酸聚合酶专一连锁复制仪（PCR仪）无法剥夺的。

    要想认识这些伟大的生命，还需要像纳博科夫这样伟大的动物分类学家清心寡欲、艰苦卓绝的研究，告诉我们它们的名字，和它们来自哪里如何生存至今的故事。在这一层意义上，自然科学已然和文学合而一体，它们共同让我们的心灵更加纯粹，让我们迈向未来的步伐更加坚定。

    最近两年，国内兴起了一股博物学热潮。基本是以自然教育为依托，重走欧洲17世纪至19世纪那一段物种大发现的博物征途。博物实际上是科学的起点，而我们在一线科研早已“和世界接轨”甚至“赶超欧美”的时代重提博物是为哪般？我们和世界接轨的其实只是某些实验室的某些设备和实验，而博物更像是一种精神：对身外之物充满好奇和求知欲，但又能严肃客观、脚踏实地去认知理解。这样的品格和这样的精神恰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所欠缺的。重提博物学精神，可能是我们重塑民族文化的一个契机。但新兴的概念必有人炒作，现在博物教育和博物旅行行业良莠不齐，沽名钓誉者有之，妄想借机发财者更是大有人在。但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主持的这一套“博物学文化丛书”是在脚踏实地做事，给博物精神在我们社会中的推广和普及添砖加瓦，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