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尝试

    “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是需要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目标，因为这样一个目标是和整个世界格局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绝非一路凯歌，中国文化将随着中国国家整体实力的崛起，重新回到世界文化的中心，而这整个过程将伴随着与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博弈，其历史过程必将充满变数，一切都是崭新的。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研究需要以我们对中国文化自我表达的创新研究为基础，有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各民族的传播轨迹与路径、各国汉学（中国学）发展与历史变迁、世界各国的中国形象形成的机制等问题的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做支撑，才能真正揭示文明互鉴中的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一、文化自觉是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前提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在19世纪以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成为与拉丁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历经磨难，即便此时，梁启超也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这激越的文字给处在转折中的中国人多少理想。

    从16世纪以来，中国已经不可能在自己固有的文化发展逻辑中演化前进。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西方外来势力的干扰打断了中国自身发展的逻辑，而中华文化固有的深厚底蕴，中国人民顽强的奋进和努力的探索，也不可能让外来文化毫不改变地移植到中国。“中国近现代新文化既非单纯的西学东渐，也非中华传统文化全方位的直接延续，而是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杂交、相化合的产物。”

    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非空中楼阁，中华文化是其伟大成就的思想支撑。中国的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化并不是一个断裂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并未死亡，它以新的形态存活在当代文化中。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化西方文化，完成自己的社会转变。中国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道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学习西方乃至世界各种先进和优秀的文化为我所用，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近四百年的中国文化的演变大体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博物馆的文化，一个只是发古人之幽思的死去的文化，它是活着，它是发展的。从晚明以来的四百年，中国文化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和思想：学习西方、走自己的路，这样的自觉性使得中国文化获得新生。

    如今中国以更大的包容性吸收着各种外来文化，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它的底色，为现代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智慧和思想，近现代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成为我们今天创造新文化的出发点。正像中国经过六百年的消化后彻底完成了对佛教的吸收一样，四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改造为今天中华文化的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特有的古代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再生的历程可以向当代世界展示其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为今天的世界提供一种古代与现代融为一体的智慧与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近代和当代的洗礼，以新的形态存活在中国人的心中，仍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二、全球视野是揭示中国文化世界性意义的基础

    梁启超当年在谈到中国历史研究时曾说过，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及“世界的中国”三个阶段。所谓“中国的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国的先秦史，自黄帝时代直至秦统一。这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所谓“亚洲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中世史，时间是从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相互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时代。所谓“世界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当时，这是中华民族乃至亚洲各民族开始与西方民族交流并产生激烈竞争之时代。由此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梁公这样的历时性划分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直存在的。如果从汉籍传入东亚为起点，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也可追溯到久远年代，在汉书中已经有了“大秦国”的记载。早在希腊拉丁作家的著作中也开始有了中国的记载，虽然在地理和名称上都尚不准确。我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划分为“游记汉学阶段”、“传教士汉学阶段”和“专业汉学阶段”三个阶段，虽然这样的划分有待细化，但大体说明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历史进程。这说明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封闭性的文化，它是在与外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会通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世界范围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这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本质所要求的。唯有此，才能真正揭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这就要求我们要探索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学术的关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追踪中国文化典籍外传的历史与轨迹，梳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人物和各种译本，研究各国汉学（中国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并通过对各国重要的汉学家、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勾勒出世界主要国家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史。

    严绍璗先生在谈到近30年来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意义时说：“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际中国学（汉学）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入；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文化学术的研究已经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我们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诸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考古等等，这是“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就是说对中国人文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当年梁启超这样阐述他的中国历史研究的目的：其一，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不满意，因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中，中国对人类史的贡献是看不到的。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这里他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已经十分清楚。其二，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文化的地位和贡献。他指出，中国史主要应“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人类所应负之责任”。虽然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但他认为：“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

    只有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关照，打通中外，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中国，才能揭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

    三、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博弈将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常态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我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一些西方媒体至今仍惯用冷战思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甚至从一些文化问题入手，频频向我们提出质疑、诘问。如何应对西方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偏见、误解甚至挑衅，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应积极开展平等的文化交流对话，在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互动中阐明自己的观点主张，在回击无理指责、澄清误读误解中寻找共同点、增进共识。习近平主席在许多重要外交场合发表讲话时，勾画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和轮廓，表达了对待西方文化和世界各种文化的态度。他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科学阐释，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世界深入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基本立足点和视角。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既需要我们以多种形式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也需要国内学术界、文化界进一步加强与拓展对其他国家优秀文化传统和成果的研究阐发。同时，对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来说，认识和理解历史悠久又不断焕发新的生机的中华文化，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对话与博弈，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我们与西方文化相处的基本状态。

    在文化传播方面改变西强我弱的局面，推动文化平等交流，需要创新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传播学理论，努力占据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制高点。这需要我们深入探究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的文化背景与原因，探索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话语体系，进一步增强我们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话语权。需要强调的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联，文化传播工作者一定要把文化传播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体两面，纳入自己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理解与实践。应时刻牢记，“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本与前提。

    四、发挥语言文化优势，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是外语大学的必然选择

    北京外国语大学时任校长郝平在65周年校庆时正式提出北外的战略使命：“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这是我国外语大学第一次自觉地将大学的发展与国家的战略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因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是说着外语走出去的。同时，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急需加强顶层设计、建设高端智库，从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地位出发，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总体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咨询；急需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培养优势，解决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人才匮乏、高端人才稀缺的不利局面；急需动员高校的学术力量，对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特点、规律做系统研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学术支撑；急需从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做好海外汉学家的工作，充分发挥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作用，培养传播中国文化的国际队伍与本土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北外在2012年建立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与国内高校、国家机关、学术团体等联合展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研究，为中国文化全球发展提供智慧、培养人才队伍。

    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是智库的五大功能。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发展为研究目标，在这五大领域有自己特殊的着力点。

    就战略研究来说，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个目标不仅仅是和整个世界格局的转变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我们自身的学术能力的提高联系在一起。高校智库的战略研究并非仅仅局限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等学科的发挥，人文基础学科的研究同样十分重要。一个大国的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表现是其学术的影响力，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就目前热闹非凡的“一带一路”战略来说，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架桥铺路的问题。没有对亚洲宗教文化的深入研究，没有对欧洲大陆千年历史变迁的深入研究，我们很难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意义。就此而言，外国语大学有着特殊的优势：语言与文化。北外将努力开设“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的语言教学，并通过国际合作，在语言教育的基础上展开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也同时展开对亚欧大陆历史、文化、宗教的深入研究。一位法国朋友曾告诉我：不到埃及考古，就不是世界性文化大国；不去研究苏美尔文明，你就无法了解亚欧大陆的真正文化关联。一个大国的文化意义和学术地位并不仅仅在于阐述自己文化的历史，了解世界主要文明的历史、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也是其文化力量的重要体现。在研究世界中丰富中国，这就是习主席所说的“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基于语言文化基础的比较文明研究也将成为北外的重要学术方向。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就是这一方向的开拓者。

    2016年是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一个以人文基础学科研究为主旨的研究所能在这所外国语大学发展起来，自然有其内在的缘由。这所大学不仅有赖以骄傲的红色传统，同时，她也与中国近代的学术传统紧密相连：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都可以说是与清华大学外语专业、与吴宓先生的学术路向有所连接。而初大告、水天同、纳忠这几位当下在北外已经很少为人所知的前辈，则是新中国学术发展历史上不可忘记的大师。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正是继承了这个学术传统，潜心学术，以学术之公心，为整体学术的发展埋头做好基础性文献翻译和整理工作。“尊德性，道问学”，这是我们的院训。季羡林先生曾是中心的名誉主任，任继愈先生曾长期担任《国际汉学》主编，汤一介先生生前一直是中心的学术顾问。在大师的引导下，在严绍璗等国内学术界前辈的指导帮助下，在许理和、谢和耐这些国外学术大家的支持下，我们守住了安静的书桌，紧紧抓住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发展这个主题，在历史中探中西会通，在神圣中究天人之际，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放在世界的整体中加以研究，20年的耕耘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在展开基础性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以扎实的研究贡献于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沸腾生活。高校智库建设是“以学者为核心，以机构建设为重点，以项目为抓手，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作为我校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的核心实体单位，2015年6月我们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更名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新的名称含有新的寓意，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海外汉学史的研究，而是把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新的名称预示着我们有了新的目标，我们不仅要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文献、规律等基础学术研究上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要将当下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发展研究作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当年李鸿章在晚清的危难之际，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今天，“我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样伟大的历史时刻是中华民族又一个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许李大钊先生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我们最好的治学之道，将安静的书桌和沸腾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将是我们今后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