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贡山的阴影

    文明和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埃博拉已经进入网络，开始环球旅行。本书61周雄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榜TOP1，斯蒂芬·金说：“《血疫》的第一章，是我这辈子读过最可怕的。”

 

    森林魔影

 

    1980年，元旦

 

    夏尔·莫内离群索居。这位法国人独居的小木屋位于恩佐亚糖厂的私有土地之内。这片种植园位于肯尼亚西部，沿恩佐亚河而建，能看见埃尔贡山的雄姿。埃尔贡山，这座孤零零的巨大死火山紧邻大裂谷，高一万四千英尺。莫内的过往不为人知，和许多最后在非洲落脚的外来者一样，很难说清他究竟为何而来。也许他在法国惹了麻烦，也许是肯尼亚的美丽吸引了他。他是业余的博物学家，喜爱鸟类和兽类，但不怎么喜欢人。他五十六岁，中等身高，中等身材，有一头光滑的棕色直发，算是相貌堂堂。他的密友仅限于埃尔贡山周围村镇里的女人，但医生前来调查他的死因时，她们也记不起他的多少情况。他的工作是维护糖厂的抽水机械，这些设备从恩佐亚河抽水，送去灌溉绵延数英里的甘蔗田。据说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河畔的泵房里，他似乎喜欢听着轰鸣声看机械运转。

 

    对他这种病例来说，细节往往难以确定。医生记得临床症状，因为只要见过人体感染生物安全4级微生物后的结果，就永远也不可能忘记；这些症状一个接一个堆积起来，直到最终吞没被压在最底下的那个人。夏尔·莫内病例里既有冰冷的临床数据，又有恐怖的直观画面，触目惊心得能让我们倒退几步，猛眨眼睛，就像见到了变色的异域太阳。

 

    1979年夏天，莫内来到这个国家，当时导致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最终从非洲中部的雨林向外爆发，开始了折磨人类的漫长征程。

 

    工作日里，莫内在泵房辛勤劳作；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就去糖厂附近的林区游玩。他会带些食物撒在地上，看着鸟类和兽类来吃。他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观察动物。认识他的人回忆说他尤其喜欢野生猴子，他有特别的办法与它们相处；说他会拿着一块食物坐在那里等猴子接近，猴子会就着他的手吃东西。

 

    到了晚上，他总是待在住处。他在自学如何辨别非洲鸟类。他家附近的一棵树上栖息着一群织布鸟，他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它们建造和修补袋状鸟巢。据说圣诞节前后的某一天，他带着一只病鸟回家，鸟死在他家里，很可能就死在他的手中。那也许是一只织布鸟——但没有人可以确定，它也许死于某种生物安全4级的病毒——还是没有人可以确定。他还和一只鸦类结下友情。那是一只非洲白颈鸦，非洲常有人把这种黑白羽色的鸟儿驯养成宠物。这只白颈鸦友善而聪慧，喜欢在莫内住处的屋顶停留，望着他进进出出。白颈鸦要是饿了，会落在游廊上，走进室内，莫内就用桌上的小块食物喂它。

 

    每天早晨，他穿过甘蔗田步行去上班，这段路有两英里。那年圣诞节前，工人烧过田地，所以地里焦黑一片。越过焦黑的土地向北望去，他能看见二十五英里外的埃尔贡山。随着气候与阴晴、雨水和阳光的不同，山峰每时每刻都在改变面貌，这是非洲光线的奇景。

 

    他有几个女性朋友住在埃尔贡山东南的埃尔多雷特镇上，他给这些女性朋友钱，作为回报，她们当然乐于“爱”他。圣诞节假期前，他定下计划去埃尔贡山野营，邀请了埃尔多雷特的一个女人做伴，但没有人记得她叫什么名字。

 

    莫内和女性朋友开着路虎驶上笔直的红土道路，这条路通往恩德贝斯断崖，火山口东侧的壮观悬崖。路面铺着红如鲜血的火山灰。两人爬上火山口的外沿，穿过玉米田和咖啡树种植园后是放牧的草场。

 

    埃尔贡山坐落于乌干达和肯尼亚的边境，离苏丹也不远。这座山的雨林位于非洲中部，是个生物孤岛，它耸立于干燥的平原地带，与外界隔绝，方圆五十英里的土地上覆盖着树木、竹子和高山沼泽。它就像中非洲背脊上的一个骨节。

 

    埃尔贡山有一小部分是国家公园。莫内和朋友在公园门口停车，缴纳入场费。有一只猴子（或是狒狒，但谁也记不清了）经常在门口附近逗留，期待游客的施舍，莫内用香蕉引诱它坐上自己的肩膀。朋友见状大笑，两人在那里一动不动，静等猴子吃完食物。他们向山上开了一小段，在延伸向溪流的缓坡上找到一片湿草地扎营。小溪汩汩淌出雨林，被火山灰染成了不寻常的乳白色。青草被非洲水牛啃得很短，成堆的牛粪处处可见。埃尔贡雨林耸立于营地四周，通体瘤节的非洲橄榄树交织成网，挂满了苔藓和攀援植物，点缀着对人类有毒的黑色橄榄果。

 

    午后，就像埃尔贡山最常见的日子，天开始下雨，莫内和朋友只能留在帐篷里，伴着雷雨敲打帆布的声音，他们也许做了爱。天渐渐黑了；雨也逐渐停歇。两人生火做饭。新年夜，他们也许开香槟庆贺了一番。

 

    元旦，早餐后不久，两人沿着泥泞的道路驱车上山，在奇塔姆洞下方的小山谷内停车。两人踏着象群沿小溪踩出的足迹，顺着山谷向上走，穿过丛生的橄榄树和茂密的草地。洞口位于山谷顶端，溪流在那里形成一道瀑布。莫内和朋友在洞里度过了元旦一整天。多半又下过雨，两人在洞口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望着溪水如纱帘般垂落。他们眺望山谷，寻找大象的影踪，看见蹄兔（毛茸茸的动物，大小和土拨鼠相仿）跑上跑下洞口的山岩。

 

    莫内和朋友有手电筒，两人走进洞里，想知道岩洞通往何处。洞口很大，宽达五十五码，里面比洞口还要开阔。他们经过一片平地，脚下满是干燥成粉状的大象粪便，两人行进时搅起了团团烟尘。光线越来越暗，地势上升，变成一连串的岩架，上面覆盖着绿色黏液。洞顶栖息着以植物为生的果蝠群落，黏液是果蝠的排泄物。

 

    蝙蝠呼啸着飞出巢穴，穿梭于两人的手电光束之间，绕着他们的头部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灯光惊扰了蝙蝠，更多的蝙蝠醒来。几百只仿佛红色宝石的蝙蝠眼睛在洞顶俯视他们。蝙蝠的叫声犹如波涛，在洞顶蔓延回荡，那是一种短促而刺耳的声音，就像许多扇门轴干涩的小门同时打开。这时他们看见了奇塔姆洞里最壮美的景色。这个洞穴是一片石化了的雨林。岩壁和洞顶戳出许多矿物质化的树干，有柚树，有罗汉松，有常绿植物。七百万年前，埃尔贡山的一次爆发用火山灰淹埋了整片雨林；树干转化成了蛋白石和硅石，周围还有结晶体环绕——白色针尖状的矿物质生长在岩壁上。晶体尖锐如注射器针头，在灯光下闪烁寒光。

 

    莫内和朋友在洞里漫步，用手电筒照亮石化的雨林。他有没有去摸石化的树干，被结晶体刺破手指？两人看见岩壁和洞顶戳出石化的骨头，有鳄鱼，有古河马和象类的远祖。树干之间的蛛网上挂着蜘蛛，它们以飞蛾和昆虫为食。

 

    莫内和朋友走向岩洞深处，爬下一段坡道，最后来到一根支撑洞顶的石柱前。石柱上满是劈痕和沟槽，那是象牙凿出的印记。象群若是继续在石柱底部挖掘，石柱最后肯定会崩塌，洞顶也会随之塌陷。两人在洞穴深处见到了另一根石柱，这根已经坍塌。石柱上方挂着许多蝙蝠，它们的黑色排泄物覆盖了石柱。这些蝙蝠以昆虫为食，排泄物是消化后的残渣。莫内会不会摸到了排泄物？

 

    夏尔·莫内回糖厂泵房上班。每天步行穿过焦黑的甘蔗田时，他无疑会抬头欣赏埃尔贡山的风景，哪怕重重乌云掩盖了山巅，他应该仍旧能感觉到它的吸引力，就像某个无形星球的重力。另一方面，有某种生命体在莫内体内自我复制。它以夏尔·莫内的身体为宿主，正在拼命繁衍。

 

    通常来说，接触这种病毒后的第七天，患者会开始头疼。元旦探访奇塔姆洞后的第七天，也就是1980年1月8日，莫内感觉到眼珠后阵阵隐痛。他决定请假，在家休息一天。头疼越来越严重。眼珠疼痛，太阳穴也开始痛，疼痛像是在脑袋里盘旋。阿司匹林不管用，紧接着他的背部开始剧痛。管家约翰妮还在度圣诞假，所以他找了个人临时帮忙。她尽力照顾莫内，但不知道如何着手。头疼后第三天，他开始恶心、高烧和呕吐。呕吐越来越严重，最后变成干呕。这时候，他整个人很奇怪地变得冷漠迟钝。面部失去了所有活力，变成一张毫无表情的假面，眼珠像麻痹了似的呆滞瞪视。眼皮微微耷拉，仿佛一方面眼珠想要弹出来，另一方面眼睛又快要闭上了。眼珠本身似乎凝固在眼窝里，而且变成了鲜红色。面部皮肤发黄，有显眼的星状红斑。他越来越像一具僵尸。

 

    莫内几天没去上班，同事们开始担心他，于是去他家看他是否安好。黑白羽色的乌鸦在屋顶上望着他们进屋。他们见到莫内，认为他必须去医院。他病得太厉害，无法驾车，因此同事送他去了维多利亚湖畔基苏木镇的一家私立医院。医生做完检查，无法解释他的眼睛、面部和思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医生估计或许是某种细菌感染，给他注射了抗生素，但无济于事。

 

    医生认为他应该去内罗毕医院，那是东部非洲最好的私立医院。电话系统不怎么管用，况且也没必要费神通知对方说有人要来看病。莫内还能走路，单独旅行似乎不成问题。他有钱，他明白他必须去内罗毕。大家送他上出租车去机场，他搭上肯尼亚航空的一个航班。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病毒进入网络后，一日之间就能来到飞机抵达的任何城市：巴黎、东京、纽约、洛杉矶。夏尔·莫内带着他体内的那种生物进入了这个网络。

 

    他搭乘的是螺旋桨驱动的福克友谊飞机，这架通勤小型机的额定乘员为三十五人。螺旋桨隆隆轰鸣，友谊号经过云街，也就是裂谷上空的蓬松积云，机身随之抖动摇晃。莫内晕机了。

 

    通勤航班的座位狭小而拥挤，机舱里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注意到。你不可能看不见一个病恹恹的男人。他蜷缩在座位上。他有点不对劲，但你说不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他用晕机袋捂着嘴，从肺部深处咳嗽，把某些东西呕进口袋。口袋渐渐鼓起来。他也许环顾四周，你看见他的嘴唇上沾着混有黑色斑块的红色黏液，就好像在嚼咖啡渣。他的双眼颜色仿佛红宝石，脸上毫无表情，遍布瘀伤。几天前开始出现的星状红斑已经扩散，合并成了大块的紫色团块：他的整个头部都变成了黑色和青色。面部肌肉在下垂，结缔组织在消融，一张脸像是挂在底下的骨头上，仿佛面部正在逐渐脱离颅骨。他张开嘴，向口袋里呕吐，吐个没完没了——呕吐确实不会停止，他的胃部早就空了，但他还在不停吐出液体。充满晕机袋的东西名叫“vomitonegro”，也就是“黑色呕吐物”。黑色呕吐物并不完全是黑的，液体有两种颜色：犹如沥青的黑色颗粒混在鲜红色的动脉血里。这是内出血，气味仿佛屠宰场。黑色呕吐物满载病毒，感染性极强，高度致命，能吓得军方的生物危害专家魂不附体。黑色呕吐物的气味弥漫在机舱里。晕机袋装满了，莫内合上口袋，卷起袋沿。口袋鼓胀，泡得发软，有可能被撑破，他把口袋递给乘务员。

 

    危险病毒在宿主体内增殖时，病毒粒子会渗透进入身体从大脑到皮肤的每一个部分。军方专家日后会说病毒经历了“极度扩增”。这可不是普通感冒之类的东西。极度扩增到最高峰，一滴眼药水大小的患者血液内就有数以亿计的病毒粒子。换句话说，占领宿主躯体的生物体正企图将宿主转化成它本身。然而，转化过程不完全成功，结果制造出混有病毒的大量液化血肉，算是一种生物事故。在莫内体内发生的就是所谓的极度扩增，其外在表现正是黑色呕吐物。

 

    他整个人显得硬邦邦的，像是动一动就会扯断体内的什么东西。他的血液正在凝结：血流载着血液凝块，凝块在身体各处淤积：肝脏、肾脏、肺部、双手、双脚、大脑里全塞满了凝固的血块。简而言之，他的整个身体都在中风。凝块在肠平滑肌内堆积，切断了肠子的供血。肠平滑肌逐渐坏死，肠子开始变黑。他不再能完全感觉到疼痛了，因为在大脑内堆积的血液凝块正在阻断血流。脑损伤抹除了他的人格。这是所谓的“人格解体”，生命活力和性格特质渐渐消失。他慢慢变成了机器人。大脑里的小块组织正在液化。意识的高级功能首先磨灭，只剩下脑干深处的区域（原始的“鼠脑”、“蜥蜴脑”）还有活力，仍在工作。不妨这么说：夏尔·莫内的灵魂已经死了，只有他的肉身依然活着。

 

    呕吐发作似乎挣破了鼻腔血管，他开始流鼻血。没有凝块的鲜红色动脉血淌出两侧鼻孔，滴在牙齿和下巴上。血怎么都止不住，因为凝血因子已经耗尽。乘务员递给他一把纸巾，他拿来堵住鼻孔，但血液无法凝结，纸巾很快被泡透了。

 

    乘务员或许也问了他要不要帮忙，但感染了这类致命病毒，患者的行为会出现变化，让他们无法对好意做出反应。他们变得充满敌意，不愿意被人触碰。他们似乎没法好好说话。

 

    友谊号穿过云层，顺着大裂谷翱翔，莫内瘫坐在座位里，似乎在打瞌睡……也许有乘客怀疑他是不是死了。不，不，他没死。他在动。红色的眼睛睁开了，眼珠稍微转了转。

 

    时间到了傍晚，恩贡山出现在右侧机翼下，飞机开始降落，掠过能看见斑马和长颈鹿的稀树草原。一分钟后，飞机在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降落。莫内动了动。他还能走路。他站起身，鲜血滴落。他走下舷梯，踏上停机坪。他的衬衫染满血污。他没有行李。他的行李全在体内，是大量增殖后的无数病毒。莫内已经变成了人体病毒炸弹。他慢慢走进航站楼，穿过建筑物，来到出租车聚集的弯道上。出租车司机包围了他——“要车吗？”“要车吗？”

 

    “内罗毕……医院，”他喃喃道。其中一名司机搀扶他上车。内罗毕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和顾客攀谈，这位司机多半问了他是不是不舒服。答案显而易见。莫内觉得胃里稍微好受了点。他的胃沉甸甸的，感觉发麻而肿胀，仿佛刚吃了一顿大餐，而不是空荡荡的痛得火烧火燎。

 

    内罗毕医院终于到了。车停进卖花小铺旁的出租车停车位。玻璃门上有个“门诊部”的标记。莫内拿出钱给司机，下车打开玻璃门，他走向接诊台，打手势表示他病得厉害。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他走进候诊室坐下。就这样，夏尔·莫内坐在门诊部的长椅上，他看起来和候诊室里其他病人没什么区别，除了一张毫无表情的青紫色面孔和一双红眼睛。

 

    他感到眩晕，极度虚弱，他的脊梁塌下来，松弛无力，他失去了所有平衡感。房间不停旋转。他进入了休克状态。他俯下身，头部搁在膝盖上，随着一声痉挛般的呻吟，胃里涌出巨量血液，泼洒在地上。他失去知觉，向前倒在地上。房间里只听得见他喉咙里的哽咽声，他已经昏迷，但还在继续呕出血液和黑色物质。这时响起了床单撕裂的声音，那是大肠完全打开，血液从肛门向外喷射。血液里混着肠壁组织。他排泄出自己的内脏。肠壁组织脱落，随大量鲜血一同排出体外。莫内已经崩溃，血液正在流尽。

 

    候诊室的其他病人慌忙起身，避开地上的男人，大声呼叫医生。他周围的血泊迅速扩张。致命病毒摧毁了宿主，此刻忙着钻出他身体的每一个孔穴，正“试图”找到新的宿主。

 

    传播

    1980年1月15日

 

    护士和护工推着轮床跑过来，将夏尔·莫内抬上轮床，推进内罗毕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广播里响起召唤医生的通知：ICU有一名患者流血不止。一位名叫谢姆·穆索凯的年轻医生赶到现场。穆索凯医生是医院里公认的最优秀的内科医生，精力充沛，热情而幽默，经常接连工作许多个小时，对急诊有很好的直觉。他看见莫内躺在轮床上。他不清楚这个人出了什么事，只知道患者显然在大出血。没时间去研究出血的原因了。患者呼吸困难——随即停顿：血液被吸入肺部，引发呼吸骤停。

 

    穆索凯医生摸他的脉搏：心跳微弱而虚弱。护士跑去取来喉镜，喉镜是一根导管，可用于疏通患者的气管。穆索凯医生扯开莫内的衬衫，观察胸部的起伏情况，他站在轮床顶端，俯身对着莫内的面部，上下颠倒地直视莫内的双眼。

 

    莫内通红的眼睛望着穆索凯医生，但眼球一动不动，瞳孔已经放大。脑损伤：意识消失。他的鼻部和口腔都沾满血液。穆索凯医生将患者的头部向后抬起，打开气管开口，以便插入喉镜。他没有戴橡胶手套。他用手指在患者的舌头四周扫了一圈，清理死细胞、黏液和血液。滑溜溜的黑色凝血沾上了他的双手。患者散发出呕吐物和血污的气味，但这对穆索凯医生来说并不稀奇，他集中精神做他的工作。他低下头，面部离莫内的面部只有几英寸，他望进莫内的口腔，以确定喉镜的位置。喉镜滑过莫内的舌头，他推开舌头，望着会厌后部的气管，这个黑窟窿通向肺部。他将喉镜插进洞口，凑近目镜查看。莫内突然一抖，身体抬了起来。

 

    莫内再次呕吐。

 

    黑色呕吐物涌过喉镜，从莫内的嘴里喷了出来。黑色与红色的液体溅到半空中，落在穆索凯医生身上。液体钻进他的眼睛，洒在白色制服和他的胸口，留下几道夹杂着黑色斑块的红色黏液。液体落进他的嘴里。

 

    医生摆正患者的头部，用手指清理他口腔内的血污。血污沾满了医生的双手、手腕和前臂。血污到处都是：轮床上、医生身上、地上。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穆索凯医生顺着气管朝下看，将喉镜向肺部插得更深了。他见到气管里也在出血。

 

    空气嘶嘶地进入患者的肺部，他终于又能呼吸了。

 

    看起来，患者由于失血而陷入休克。他失去了太多的血液，乃至于开始脱水。血液从身体的每一处孔窍向外喷涌。体内剩下的血液已经不足以维持循环，因此心跳才那么虚弱，血压也快降到了零。他需要输血。

 

    护士取来一袋全血。穆索凯医生将血袋挂在点滴架上，拿起针头插进患者的手臂。患者的血管似乎有问题；血液在针头周围涌了出来。穆索凯医生再次尝试，将针头插进患者手臂的另一个位置，扎向血管。失败。依然血如泉涌。无论他把针头扎进患者手臂的什么地方，血管都会像煮熟的通心粉那样破裂，涌出血液；血液从患者手臂上的针孔向外冒，无法凝结。他的血液显然有问题。穆索凯医生害怕患者会因为手臂上的针孔冒血而失血死亡，因此放弃了输血的念头。患者的内脏还在出血，而且黑得像沥青。

 

    莫内陷入更深的昏迷，再也没有恢复知觉。第二天凌晨，他在重症监护病房死去。穆索凯医生始终陪在病床边。

 

    谁也不清楚是什么杀死了他。死因不明。医生解剖遗体，发现肾脏已经损坏，肝脏也一样。肝脏是黄色的，有些地方甚至液化了——就像死尸的肝脏；仿佛莫内还没死就变成了一具尸体。黏膜腐脱，也就是肠壁组织脱落，同样常见于陈放几天后的尸体。死因究竟是什么？说不清楚，因为可能性实在太多。患者体内的一切都不对劲，确实是“一切”，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致命：血液凝块、大量内出血、肝脏变成糊状物、肠子灌满血液。没有词汇、分类法甚至语言可以形容他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医生最后称之为“爆发性肝功能衰竭”。他的遗体被装进防水袋——根据一名当事人的描述，就在当地落葬。多年后，我拜访内罗毕的时候，没有人记得坟墓在哪里。

 

    1980年1月24日

 

    患者的呕吐物溅入了谢姆·穆索凯医生的眼睛和口腔，九天后，他的背部渐渐感到酸痛。他可不太会背痛——说真的，他从没体验过严重的背痛——但他毕竟快三十岁了，觉得自己也快到腰背损伤的年纪。过去这几周他非常辛苦。他先是彻夜陪伴一位心脏有问题的患者，第二天又陪着一个内陆某地来的大出血病人过了近一宿。因此他一连几天没睡觉。他没把呕吐的事情放在心上，疼痛渐渐向全身蔓延，但他依然未曾多想。紧接着，他照镜子的时候，发现眼球变红了。

 

    眼球变红：他怀疑自己染上了疟疾。这时他开始发烧，因此肯定是感染了什么东西。背痛持续蔓延，全身肌肉都痛得厉害。他服用抗疟疾的药物，但毫无用处，因此他请护士给他注射抗疟药剂。

 

    护士在他手臂上做肌肉注射。针刺的疼痛异常剧烈。他从未因为区区一针感觉到这么可怕的疼痛；这种情况很反常，值得引起注意。他开始琢磨为什么一次普通的注射就能带来那种级别的剧痛。接下来，他的腹部开始疼痛，他怀疑自己感染了伤寒，于是吃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但病情没有缓解。另一方面，患者需要他，所以他还是在医院里奔忙。胃部和肌肉的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他开始出现黄疸。

 

    剧痛使得他无法自我诊治，工作也只能暂时放下了，他去找内罗毕医院的内科医生安托妮亚·巴格肖。她为他做完检查，确认了发烧、红眼睛、黄疸和腹痛，但得不出明确的结论，只怀疑他患上了胆结石或肝脓肿。胆结石急性发作或肝脓肿都可能导致发烧、黄疸和腹痛（但无法解释眼球发红），医生给他的肝脏做了超声波检查。从成像上能看出肝脏有些肿大，但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异常。这时穆索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医生将他安置进私人病房，护士二十四小时轮流照看他。他的脸变得毫无表情。

 

    胆结石急性发作有可能致命。巴格肖医生建议给穆索凯医生做探查手术。由伊姆雷·洛夫勒医生带队的外科医生小组在内罗毕医院的主手术室打开了他的身体。切口位于肝脏上方，医生拉开腹部肌肉，在穆索凯体内见到的怪异景象令人震惊，谁也解释不了：肝脏肿胀发红，呈现出病态，但医生找不到胆结石的症兆。另一方面，他流血不止。外科手术肯定会切断血管，被切断的血管会出血一段时间，随即凝结；要是出血不止，医生会用明胶海绵止血。穆索凯的血管不停出血：他的血液无法凝结，就好像得了血友病。医生把明胶海绵敷在他的整个肝脏上，但血液继续渗出。医生不得不从切口吸掉大量血液，但清理干净之后，血液又会积满切口。就像在积水线下挖洞，积水的速度和排水一样快。一名外科医生后来告诉别人，手术团队“被鲜血泡到了胳膊肘”。他们从肝脏上切下一小块用以活检，将组织泡进固定液，以最快速度缝合刀口。

 

    手术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肾脏开始衰竭。他似乎就快死了。他的医生安托妮亚·巴格肖恰好要出国，一位名叫戴维·希尔佛斯坦的医生接管了他。穆索凯医生有可能会肾衰竭，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这给医院染上了非常时期的色彩：同事都很喜爱他，绝对不想失去这位伙伴。希尔佛斯坦怀疑穆索凯医生感染了某种罕见的病毒。他采集患者血样，提取了血清。血清是透明的金黄色液体，去除血液中的红血球后就可以得到。他将几试管冷冻血清提交给各大实验室进行化验，其中有南非桑德林汉姆的国家病毒学研究所，有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疾病控制中心。他开始等待结果。

 

    （本文摘自《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美］理查德·普雷斯顿著，姚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