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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5月04日 星期三

    六载校史度金针

    ——在《辽史》读书课上的总结发言

    刘浦江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5月04日   09 版)

        2013年6月15日,在最后一次《辽史》读书课上,刘浦江先生总结陈词,宣告《辽史》修订工作初步完成。此前一天,先生专门致信称,“历时六年的《辽史》修订工作将于明日结束,今晚翻看这些年来的修订档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两封邮件发给大家分享”。其中一封邮件写于2007年4月30日,略叙斯事缘起,现摘录如次:

     

        “中华书局即将开始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工程,计划用时5至7年。我已经接下《辽史》……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目前的《辽史》点校本出自冯家昇和陈述先生之手……我们的修订本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所以这项工作的要求是很高的……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三朝北盟会编》研读之类的读书课,但这项工作情况不同,因为要做到能够正式出版的程度,而且是这样的一部书,所以会做得很规范、很严格,大家可以通过这项工作受到更严格的学术训练,要求不一样,效果当然也就不一样。”

     

        在研读《辽史》的数年间,先生始终持此信念,教书育人。如今,《辽史》修订本正式刊行,先生却已归道山,无缘得见。弟子谨据先生生前在读书课上的影像录音,将先生的总结发言整理出来,以示纪念,文中个别词句、语序容有改动。

     

        昨天晚上我把最早的邮件给大家发了两份。中华书局修订“二十四史”的第一次会议是2007年5月份在香山饭店召开的,由于之前已经在酝酿这件事,所以当时我很早就做了准备。大概从2007年5月中旬开始读《辽史》,到今天已有六年一个月。

     

        昨晚我清点了一下每个人的点校情况。我先说每个人点的卷数,任文彪最多,是19卷,然后康鹏、邱靖嘉各16卷,苗润博13卷,肖乃铖11卷,乐日乐10卷,陈晓伟8卷,赵宇7卷,高宇5卷,曹流5卷,林鹄4卷,聂文华2卷。另外高宇还承担了很多前期工作,编纂《辽史勘误》《〈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辽代石刻新编》,工作量都很大,对于我们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文彪的《礼志》《乐志》《仪卫志》,很枯燥,很麻烦,但文彪做得很有兴致,也很细致。靖嘉的《历象志》,主要是《闰考》《朔考》那两卷,做得非常彻底,所以出的成果也最多。其中《朔考》那卷读了2个月,共计8次课。康鹏的《地理志》工作量非常大,非常麻烦,本来历代正史《地理志》都很麻烦,《辽史·地理志》尤其麻烦。润博的《营卫志》难度是比较大的,此外还有4卷表,涉及到世系,非常棘手。晓伟一开始从“传”读起,杨绩、杨皙那篇文章,就从这里面读出来的。然后还有林鹄的《百官志》,做得非常彻底,初稿做了二十多万字。

     

        我们这六年多来,通过读书课培养学生,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这些年来通过点《辽史》,现在已经发表的文章,我粗粗算了一下,大概有十几篇。我一开始目标就很明确,我首先不是为了项目而做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培养学生。从2007年开始,最初是每周读半天,后来没多久变成一周读一天。2010年有一个学期因为开四库的课,是两周读一天。中华一直催进度,我就说,我们这个工作始终没有中断,但是我们的进度就这么快,我们一字一句地过。因为《辽史》篇幅小,所以能够这么做。这些年,我算了一下,自始至终参与这项工作的大概只有靖嘉。康鹏和晓伟因为中间都出去过一年,所以没有完整参加。

     

        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读书课培养学生的效果非常好。原来不是学历史出身的同学,可以通过这个读书课很快地找到感觉,进入历史学的学术领域。原来基础并不是很好的同学,通过这个读书课,可以在学术上迅速成长起来。本科的同学可以由此进入辽金史领域,有了真正的感觉。这些都是读书课带给我们的收获。

     

        这几年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明显的进步,2007、208年的时候,一开始大家不会写这种半文半白、文言体例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的校记或者长编说不清楚、写不明白。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读书课上重新写。大概读了一年多以后,大家渐渐有了感觉。最近这两三年,大家写的初稿基本上都能用,有修改的基础。而且很多问题,大家不容易独立发现。比较典型的是靖嘉的皇太子、皇太弟问题,晓伟的杨绩、杨皙问题。当时的初稿基本上都是承袭原来校勘记的说法。但是我指出这个肯定不对,或者说应该再往前走一步。然后大家去做,最后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通过这几年的读书课,使得大家尽快入门,而且很快进入到学术前沿。我觉得这是一个收获。

     

        第二个收获,通过这样一种读书课的形式,使得大家进入学术领域,不走弯路,是一种正道。我们养成了一种实证研究的路子,一种严谨的学风。因为我们的读书课,不管是写校记还是长编,尤其是校记,我们是锱铢必较的。每一个字该改不该改,尤其是改字,是非常慎重的。一个很小的问题,一个标点符号,都反反复复讨论。这样一种训练,养成了大家一个好的习惯,将来做学术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根基。

     

        虽然《辽史》涉及的文献有限,但是我们要求穷尽材料,要求一手的东西。传世文献大家都用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本子,石刻大家也尽可能找拓本。在点校的过程中,相关的学术史,基本上都做了一个穷尽的工作。几年下来,大家细细研读一遍之后,以后不管做什么,《辽史》里面大概有什么,大家一定有印象。而且在讨论的时候,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可能是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名物制度,就会从里面牵扯出来。这为大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辽金史的资料虽然有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民族语文、出土文献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来弥补。读《辽史》的时候,涉及到民族语文的东西比较多,对大家养成这方面的意识也有好处。

     

        另外,说到大家的收获,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古籍文献整理,知道一个基本的路数。“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是最严格的,我们经过了最严格的规范训练。如果大家以后整理别的古籍、别的文献,包括写文章做研究的时候处理材料,会知道规范分寸,知道应该怎么做。

     

        虽然我们六年多,就读了一部《辽史》,但是读得非常彻底,训练也是多方面的。如果要反思这门课的局限,一是限于点校本的体例,出校记的范围是比较窄的。不能出校的、属于考史的东西,我们没有深入挖掘。二是对于大家的知识面还是有限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还会读图像的东西、地图的东西、民族志的东西,或者宋代的文献。研读品类如果丰富一些的话,对扩展大家的知识面,可能会更有利一些。

     

        我们的修订工作现在就告一阶段。下面统稿的工作量还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尤其是前几年读的部分,现在偶尔牵涉到前面的东西,返回去一看,问题还很多。还有统一体例,按说统一体例是最简单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有非常多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应该比原来的点校本有明显的提高。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东西,比如说石刻,比陈述先生那个时候要多得多;陈述先生那个时候不能检索的东西,我们能检索。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而且一个人点校,毕竟不如集体讨论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彻底,一个人总会有顾此失彼的时候。此次修订本里面肯定还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目前材料情况下,我觉得近期提高的余地不大。也许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又出来好多石刻材料,契丹文字的解读又进步了,那时可能还有继续修订的余地。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这是至理名言。

     

        研究辽史,对《辽史》的依赖程度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所以这部书值得我们花这么大功夫去做。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对得起这部书!

     

        (康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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