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发现佛说要行舍身经

    2015年12月18日，在德国一名家的古旧家族收藏中发现了四卷或源自敦煌的古代抄经（图1）。该家族的藏品主要由其家族成员在1894年至1922年期间购于中国。此四卷抄经中有三卷为无量寿宗要经（藏文本二、汉文本一），经德国莱比锡大学古藏文研究专家OlafCzaja博士鉴定和校对，其藏文抄本所用藏文带有8世纪晚期至9世纪中期古藏文典型特征，且拼接此三长卷所用纸张的尺寸亦与敦煌发现的同时期抄经所用纸张尺寸吻合，藏文本中抄经者姓名亦见于其他敦煌文本。而另一小卷则为佛说要行舍身经连同舍身发愿文以及其他三经的合卷。

    目前研究普遍认为无量寿宗要经与佛说要行舍身经同为疑经。所谓疑经（又称伪经）即相对于由印度或西域传入的“真经”而言，疑经虽多采用佛陀说法的撰述方式，但其所描述的佛陀故事存疑难考，亦并非由梵本或其他文本翻译而来，由此推断其应为中国僧人杜撰之作。唐代由官方主持的校经工作将很多汉文经从大藏经中剔除，即是出于疑经不能入藏的原因。又因为疑经不能入藏，唐代以后很多疑经不再能借助印刷术传播，仅有手抄本流传并逐渐泯灭不闻，直到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才重现于世。敦煌以及甘肃地区考古出土的无量寿宗要经数量较多，而佛说要行舍身经则较少。根据于淑健2015年初发表的研究报告《敦煌伪经〈佛说要行舍身经〉考略》，其在敦煌卷子检得该经共29个写本，除S2926vb与S6577a号首尾完整、S11941号未见著录描述外，其余皆有不同程度残缺，且大多为一纸，且只有S6577a与S4318a后接有不同程度缺字的“尸陀林发愿文”一段。由此可见佛说要行舍身经传世文本罕见，这也是为何关于此经的研究受到局限的主要原因。

    而德国藏家旧藏的这一卷佛说要行舍身经不仅内容完整，且非单独成卷，而是与“尸陀林发愿文”（尾题“佛说舍身经发愿”）、“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熾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尾题“佛说熾盛光消灾经”）、“佛说阿弥陀经”（尾题同）、“佛说地藏菩萨经”（尾题“佛说地藏菩萨经一卷”）合书为一卷。此卷由10.5x46.5厘米纸张粘接而成，总长476厘米，纸质较厚、韧性较强，双面书写，且精心沿行线每六行一折，或为方便持于手中诵读时展阅和收卷（如图2）；从书法笔迹来看应为不同的人合抄而成。此卷经文虽未见抄写年代与抄写者姓名，但通过对所书经文内容的研究，不仅可弥补或佐证过往研究中的经文内容考证，或亦可给予研究者关于此经功能与流传时代的更多启发。

    古代寺庙中收藏的佛经就功能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用于典藏，如由印度或西域传入的早期古籍善本；一类是僧人法事宣讲时所需；一类则是由信众作为功德捐献的各种抄本。此卷从尺寸与制作规格来看，应是法事宣讲时所用。就内容而言，亦有与现存其他抄本不同之处：首先，消灾经中的经咒一段出现小字注释的名词解释（图3），即“……画彼设覩嚕形（设嚕者梵语云是所临恶星辰名也）”；同时，此段经咒中还出现对如何祷告祈福的小字提示（图3），“……吒扇底迦（若持到此至心称自己姓名云弟子某乙为某事愿息灾至诚恳告无不应验）”；且其他消灾经抄本中“或进或入，作诸灾难者，应于清净处置立道场”一句，在此抄本中写作“或进或入，作诸灾难者，应于清净处置此道场”，不用“立”字而用“此”字，可能是由于此卷经文原本就是要在道场中诵读的需要；而删除“作”字或是为在不改变经文内容的前提下，将行文改为四字格式才更方便唱诵；同样的行文改动也出现在此卷的要行舍身经中，其他抄本中常见的“未久之間，其光還，復從口而入”在此卷中被改写为“未久之間，還從口入”。综合诸上因素，可以推断此卷负有明显的用于法事宣讲的功能，所以在行文上才会出现注释讲解以及对唱诵韵律的考虑。

    纵观全卷的内容，此卷中收入的四篇标题为某经的经文有三篇为疑经，且在体裁上都采用佛说的方式，而具体内容都与布施、消灾、往生极乐有关。佛教宣传的舍身是布施方式之一。在佛教伦理中，布施被视为积累功德的实践，而功德是换取神明庇佑的前提，消灾或往生极乐则是神明庇佑的结果。由此我们再来审视此长卷中五文的内容，便会发现它们并非偶然的并列，而是相互存在较为紧密的上下文联系：要行舍身经借佛口讲述了舍身作为一种功德的重要性以及舍身与法施、财施的并行地位；尸陀林发愿文如其尾题即舍身发愿文，是对信徒愿意立志舍身的褒扬，并指出舍身同时就是“内财外财生施死施”且“利盖其心”，而舍身者皆可往生“（无）量寿国”；熾盛光消灾经再次借佛口讲述了佛如何为常念经、常抄经者提供“变灾为福、皆得吉祥”的庇佑，宣讲遇灾时如何设置道场并“置像”来避灾；佛说阿弥陀经则通过佛与舍利弗之间的对话，描述极乐世界各种富丽光辉的景象；作为末篇的佛说地藏菩萨经最后将舍身、财施（出资造像）、法施（诵经抄经）三者与极乐世界的概念相结合，而其末尾几句更可谓直接向听讲的信众点明了全卷经文的主旨——“若有人造地藏菩萨像、写地藏菩萨经及念地藏菩萨名者，此人定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人舍命之日，地藏菩萨亲自来迎，常得与地藏菩萨共同一处、别床而坐。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功德的交换目的在此段唱诵中可谓表露无遗。

    此卷中所抄佛说熾盛光消灾经为唐代失译本，佛说阿弥陀经则据鸠摩罗什译本，而佛说地藏菩萨经则主要流行于晚唐（参见庄明兴《中国中古的地藏信仰》）。值得注意的是，此卷末尾“佛说地藏菩萨经”不仅书法和墨迹上与前文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在内容上也与常见敦煌本“佛说地藏菩萨经”有文字出入，其内容上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此抄本中出现布施之人舍身后可与地藏菩萨“别床而坐”，而此四字可谓将地藏菩萨与舍身信众间的距离拉近不少。或许是出于后期须将宗教偶像神圣化的目的，此四字在其他传世抄本中被删除。那么不妨推测，此四字出现并被直接在宣讲中大胆使用的年代就应该是地藏菩萨信仰已经开始流行但还未被高度神圣化之前。

    另外，此卷以净土教（即净土宗，为与后期净土宗相区别，此处按汤用彤先生对早期净土宗的研究称之“净土教”）三经之一的真经“佛说阿弥陀经”混合三疑经共成一卷；而同为疑经的无量寿宗要经在开篇通常题为“大乘无量寿经”，显然是在托名净土教三经之一的另一真经“佛说无量寿经”。如同书画作伪常托名宗师名家，疑经托名净土教经典或掺杂净土教经典来助己张目，或可推测僧人传播这些疑经的社会环境，应该是净土教开始流行但在民间还未广泛普及的时候，换言之，即净土教还未有能力在民间对其经典的传播进行严格把关的时候才可能被人利用来鱼目混珠。而净土教是在唐代中期以后才开始面向民间发展。

    现有研究对佛说要行舍身经流行年代的推断主要依据唐代释智升《开元释教录》（成书于730年）中对佛说要行舍身经的驳斥，其次是英国藏S2624号“诸佛要行舍身功德经”中“开元十七年”（729年）的尾注，以及S2110b号“佛说要行舍身经”托名“大唐沙门玄奘奉制译”的题注。前二者作为断代依据较有说服力，但末者却需要考虑到，即使到更晚的时期也并不妨碍杜撰者将早期的佚名经托名后世高僧、或将后期的杜撰托名前期高僧的可能性。

    而将佛说要行舍身经与隋唐时流行的三阶教相联系从而断代的论证则需谨慎。首先现有发现未见三阶教将要行舍身经归为本派经典，其次虽然要行舍身经宣传“舍身”并反复出现和三阶教理论相关的“普”义，但也应该注意该经开篇已有“诸大菩萨八千人俱，地藏菩萨而为上首”的字句。且参见新发现的此德国长卷，以劝人舍身布施为开篇，以可与地藏菩萨共处一处甚至别床而坐作为布施以及舍身之后的终极目标，可见其与宣传布施以及地藏菩萨崇拜曾经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而三阶教虽推崇《大方广十轮经》，但至少在玄奘重译十轮经之前并未表现出对地藏菩萨的特别崇拜，三阶教强调地藏忏悔亦是在十轮经新译本为世人所重之后（参见庄明兴《中国中古地藏信仰的起源与流变》）。

    本文草草而就，仅为抛砖引玉，更多关于此经卷的思考仍待研究与商榷。

    佛教传入中国已逾两千年。经过漫长的历史，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最终融合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其在中国不同时代所作的主动变通是其融入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正如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中国传教时也做过同样的灵活变通，如天主教反对祖先崇拜，而利玛窦与他的早期继任者们为了争取上层儒士与富裕阶层加入天主教，他们在中国既不反对尊孔也不反对祭天祭祖，正是这些主动融入中国文化的努力才使得天主教在明末清初时得以在中国顺利传播。但在之后爆发的礼仪之争中，罗马教廷坚决要求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康熙皇帝最后以颁布禁教令作为答复。

    如同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努力被其后继者视为对天主教教义的违背，佛教疑经在后世亦被佛门定为异端邪说。但不能否认的是，佛教疑经在中国诞生的时代是佛教尚需努力在中国开拓市场、招揽信众、劝人布施的时代，而这些疑经在内容上，其实迎合了早期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交换思想——普通大众为其信仰的天、神、圣人、祖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其实质就是一种交换。任何宗教都需要社会的土壤。早期佛教僧人为了让佛教更快更便捷地植根于中国社会，对佛教理论与修行方式皆进行过改良与变通，那么这些疑经何尝不是一种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变通呢？不同文化如何融合，从古至今都不是一道容易解答的命题。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或许，这便是敦煌出土的各种早期疑经能够给予我们的启示。

    （作者简介：胡素馨，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教授兼系主任；何珩，德国图宾根大学人类学硕士，现在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攻读佛教美术方向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