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与苏联的解体

    民族问题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要素之一，以往的研究者们，大多关注的是苏俄少数民族。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弗多文的《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族人》，则是将俄罗斯民族作为研究的焦点，通过论述苏俄民族政策的演进，揭示俄罗斯民族主体身份与地位的改变及与众多小民族的亲疏情仇与悲欢离合。

    沙俄300余年间的迅速扩张，使其在20世纪初时膨大为拥有大约200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置这份遗产，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布尔什维克党人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此，抨击沙俄的民族政策、揭露沙俄对少数民族的欺压、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宣扬国际主义、向少数民族作出种种让步，便成为19世纪20年代促进民族亲近与融合的主要手段。

    然而，此类手段在实施中，日渐走向极端。革命前的俄罗斯历史被定性为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历史，遭到全盘否定：“沙皇被描绘成嗜血成性者；贵族被说成是狂暴之徒或劫掠者；商人和工厂主被视为寄生虫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所有宗教人士则都成了蒙昧愚钝或酒色之徒”；东正教亦受到巨大冲击：原有的8万余座东正教寺院，多被捣毁，仅存1万9000座，其中仅有700座仍从事宗教活动。

    然而，虚无主义无助于现实民族问题的解决。苏联实施了一种“后撤”政策。这一后撤可作如下的分期：1925年：提出繁荣民族文化的口号，以摈弃对民族文化的否定；1930年：推迟社会主义民族“区域性”共同体形成的日期；1934年：爱国主义被提升至苏联人民的最高美德之列；恢复国史教育，以培养民众的爱国主义；1935年：谴责民族虚无主义；1936年：将俄罗斯民族提升至伟大、先进民族之列；1937年：为俄罗斯民族冠以诸民族“兄长”的名号。作者判定：所有这一系列后撤，均表明“那个已使民族衰竭的‘真正的国际主义’，让位于以民族保全和发展为前提的民族爱国主义”。

    希特勒的上台和对战争的鼓噪，则是推动“苏联坚定地向爱国主义转向”的另一股重要推力。希特勒借重民族主义在德国取得的成功，不可能不促使苏联的思想家们关注民族主义因素。1933年，人们听到了斯大林对俄罗斯民族的高度评价：“最优秀的民族是俄罗斯民族，就是苏联民族。”

    东正教在战时亦获得重生。作者指出：战争伊始，教会与国家关系便走向正常化。德军突袭苏联当日，俄东正教牧首临时代理便发表文告，号召全体教民同仇敌忾、浴血卫国。政府也意识到宗教的巨大作用，中止了反宗教宣传，《无神论》《反宗教者》等杂志停刊。无神论实际上让位于爱国主义。为激励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情怀，政府充分发掘着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甚至袭用沙俄军队的称号、军衔和军装样式，借用沙俄军事将领的名字命名军功章。故作者断言：“首先是俄罗斯民族的爱国主义。它是确保赢得对法西斯主义历史性胜利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斯大林在其著名的《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的庆祝二战胜利祝酒词中，曾盛赞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为杰出的民族”。

    斯大林意欲构建一个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新型共同体。这一共同体自上世纪30年代中期始“越来越多地被渲染上明显的俄罗斯民族色彩”。二战的胜利和冷战的开始，也使斯大林的共同体理论与实践具有越来越浓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特征。斯大林逝后，苏联民族政策中有一个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其主要内容是干部本地民族化和对战时被镇压民族的平反。这些举措的制定与实施的草率和不当，刺激着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萌生或复兴，憎俄情结再度复出，实是为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赫鲁晓夫曾计划用20年时间建成共产主义，加速民族融合，便成势在必行。他曾宣布：“在苏联境内形成了一个新的、有着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民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赫鲁晓夫退去后，他的“新的历史共同体”理论被继承下来。苏共二十三大对共同体的表述更新为“多民族的苏联人民”。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1977年通过的新宪法则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描述为：“在那里，在使所有社会阶层亲近的基础之上，在所有民族和部族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人类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作者指出，苏联人民在这部宪法中，“在字面上是统一的，但实际上却是被割裂为‘享有主权的’和‘特殊的’若干各不相同的部分”。因为，在那里，诸民族和诸民族国家均有等级之分。特别是那个“自治直至分离”的权利，原本是一种策略考量，但时过境迁，执政者却不知变通，依然固守陈规；不啻为日后的分离主义提供了最佳武器。

    作者在书中剖析了导致苏联解体的种种原因。在他看来，俄罗斯民族与这个国家的疏离，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而造成这一疏离的，正是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主体民族没有被赋予应有的地位与权利。据此，作者认为，“多民族的俄罗斯，今后应当首先是俄罗斯民族的国家；她不能作为任何其他样式的国家而生存与发展”。

    弗多文教授的著述再次表明，民族融合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人为加速民族融合，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其结果，非但没有推动民族问题的解决，反而激发了民族自觉和民族主义。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族人》，亚·伊·弗多文著，郑振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