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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此岸历史的生命价值观
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入世的，重在此岸而不是彼岸，不是把生命的价值寄托在死后进入彼岸的天国或冥府，而是注重在此岸的人间。在周公、孔子的周朝，就改变了商朝重鬼神的传统，转而为“以人为本”。在这方面孔子说得很多、很明确。
但这绝不是儒家不重视精神生活、没有精神信仰。融入此岸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信仰。
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如此重视历史的民族。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这与其他特点相生相连形成中华文化。
你瞧，我们的历史不仅是有二十四史乃至二十五史的正史系统，而且有跟正史相匹配的一整套的通俗演义系统。
当然首先因为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绵延生命所以才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几千年历史在形成和强化民族意识、民族凝聚力方面，无疑也起到促进作用，增进了中华民族延续历史生命的使命感和再生力。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不仅如此，重视历史的结果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融入此岸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种人生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向来重视人生的价值，怎样才能使生命的价值延长甚至不朽呢？两千多年前《左传》就讲到要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世界各民族都有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而不同的文化则有不同的特点。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它总是把人们对彼岸世界的祈求，引导到对此岸世界的经营。把对“天国”“冥界”的期待，引向现实人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营造个体生命在此岸历史中的真实价值。
物质生命有限而无法久存，精神生命无限却可以久传。死后传留物质，易腐；不如传留精神，恒久。“屈平辞赋昭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生命之火如何延续？我们的祖先讲究“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什么样人生的精神能够留芳千古永垂不朽?千古不朽的载体是什么？呼应“三不朽”，文天祥的回答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回答了三不朽的具体载体：“汗青”就是史册，代表历史。这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人生价值取向，怎么使精神不朽、传存下去？不是留取丹心上天堂，而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留芳史册。中国人的人生终极追求跟历史已经割不断了，就是靠历史这个载体使自己的精神传下去。这是中国人一种突出的文化特点，它成为中国人人生的终极目标与一种信仰。因此，不可小看历史的作用。历史成为精神传衍的载体，青史留芳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大肯定。这种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成为优良的生命观、生命信仰、生命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就是信仰，它把现实与历史、眼下与久远、物质与精神、此岸与彼岸，统一起来。这种融入历史的人生信仰，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中华文明几千年不断的深层精神元素、深层心理结构。
古代没有发达的新闻舆论载体和传播手段，史书成为社会公论的载体和传播媒体。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史官成为社会公论的主持人、公义的维护者。《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权臣崔杼设计杀死齐庄公，自封为相国，他怕史官记下自己的弑君罪名，特地要史官写下庄公是病死的。而太史伯却秉笔直书崔杼弑君。崔杼大怒挥剑杀了太史伯，按当时史官由家族世袭的惯例，招其二弟太史仲来写。面对死亡的威胁，太史仲仍然秉笔直书。崔杼怒不可遏，又拔剑杀死太史仲，招他俩的三弟太史叔来写。太史叔视死如归平静地说道，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与其失职，不如就义。崔杼再次怒杀之，令其四弟太史季来写。太史季很快写好，崔杼拿起一看，依旧是他弑君之罪。他的暴力权威压服不了史官的正义。“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书,连国君、大臣也害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显现了以《春秋》为传统的史书，能起到激浊扬清、弘扬道统的作用。可惜这种文化传统随着传统文化之被人疏远而疏远，其戒惧作用也随之消减，有的人，本有条件留芳，却因贪小利而失大节，图眼前而误千秋，留下历史秽名，甚至遗臭多年。
融入家族长链的生命传承观
文化至少有三层次，由表入里依次是：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不仅是最内里的，对于社会经济基础来说，它也是悬得更高的，不是紧随着基础的转变而转变，也不是紧随着政治的转变而转变，相对比较稳定，因而继承性比较强。十年前我首先为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恢复名誉的时候，好心的理论家朋友就劝我：社会基础都变了，传统道德怎么能继承？机械地解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无法理解习主席最近指出的：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优秀传统文化。
在精神文化层，西方文化重宗教，中华文化重人伦道德。
中国是无“国教”，而有“国德”:没有国人普遍信仰的宗教，而有国人普遍崇尚的伦理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悬得更高的上层建筑。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伦理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优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伦理道德是做人的根基,我们以伦理道德作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家园不在彼岸的天堂，而在此岸的天伦。天伦之乐，这是华人的“福”，华人的天堂。
西方提到信仰,首推宗教信仰；儒家提到信仰,首重人伦道德。最明显的物态表现如：西方传统的村镇设教堂，我国传统的村镇有祠堂。祠堂记录着血缘传承、伦理次序，是伦理文化的载体，尤其在我国南方非常发达,至今很多年轻人成婚还要进一下祠堂。
在中华文化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不是上帝赐予的，是娘生父母养的，是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华人特别感恩父母和祖先,所谓“慎终追远”的“追远”，就是一代一代追寻上去，追本溯源，寻根问祖，认祖归宗。这就是寻根意识，敬祖意识，“祖宗崇拜”。华人的人生价值观之一是光宗耀祖，至少不辱没祖宗，不做对不起祖先的事。连祖宗都忘了，叫“数典忘祖”，这是为人所不齿的。这种以血缘亲情为根基生发出来的感情，是与生命意识血肉相连的感情，是植根在人性中的感情，是最自然的感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比那种以利益为权衡的感情，要崇高得多。自觉地把个体生命置于种族的生命长链之中，融入历史之中，对上不辱祖先，对下传承家风祖德，个体生命在历史长链中找到位置、精神找到安顿。这种意识代代相传，不断强化，积淀成伦理型的中华文化，最注重人伦道德。由这种人伦文化熏陶，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流淌在华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铸成中国心、中华魂。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异国他乡，永远保持着中国心，永远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华人都同种同祖、同根同源，血浓于水！
华人把祖传姓氏放在个人名字之前，而不像欧美那样把自己名字放在最前头，这也是华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反映。不仅讲姓氏而且在名字中要显示辈份，一听名字就知道是第几世。而死后如果有魂灵的话，也是世世代代地坚守住家庭，护佑着子子孙孙，至少逢年过节必回家与子孙团聚、接受子孙的供奉。所以传统家庭家里都设祖宗的牌位，让祖宗有个位置，至少反映自己心里有先人的位置；逢年过节要上供，至少是表示自己不忘先人。
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发展出姓氏文化。祠堂的堂号、门联都是彰显本姓历史上的光彩，传承家风祖德。人们喜欢追溯自己有光彩的祖宗，如包玉刚找到远祖是包公，朱德的祖先是朱熹（我在央视“文明之旅”讲到此事，听众席上法国人朱利安幽默地说“我找到两个伟大的祖宗”）。人们还把有光彩的祖上名人编成歌，如：李玉刚唱的歌曲《李》，不到200字，运用各种诗词和历史典故达36处，网友竞猜歌中的每一句歌词所指的李姓历史文化名人是谁。它唱出了李氏姓氏文化的风采，被指定为2015年世界李氏宗亲会祭祖大典主题曲。
歌词如下：
一部《道德经》 逍遥函谷行
一曲《将进酒》 饮者留其名
一阙《漱玉词》 云中叹飘零
一双稻草鞋 《本草纲目》集大成
一个天下的歌圣 正是江南好风景
一位千古的词帝 小楼昨夜又东风
歌一曲中华盛世 井水处皆有唐人
追根溯源《百家姓》 血浓于水一脉相承
一骑飞将军 塞外引雕弓
一代天可汗 四海纳英雄
一方有佳人 顾盼倾人城
一条双截棍 中国功夫出太清
一朝春蚕丝方尽 雏凤清于老凤声
一首《我住长江头》 此时此夜难为情
歌一曲中华盛世 井水处皆有唐人
追根溯源《百家姓》血浓于水一脉相承
各个姓氏何尝不可编出自己姓氏的歌曲？
人伦教化是中华文化的优长
最近托名某大国某著名智囊公司者诬称：中国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是从根上抹黑中华文化,也有悖于西方有识学者向来的谈论，例如：17-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千古绝伦的大智者”，他说中国“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我们从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斯宾格勒把道德灵魂当做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达尔文就说:相对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更具有典范意义。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1694-1778）非常赞赏中国文化的悠久性和独特性。圣经认为人类始祖是亚当和夏娃，包括中国人都是其子孙。他从启蒙主义立场，关于悠久性，他说，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中国就有日食的记载，中国文明史上溯到比圣经中所的犹太早得多。关于独特性，他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孔子倡导的儒家伦理哲学，中国的制度以伦理道德为基础，以孝道为核心，这是最合乎自然法则的最神圣的制度。他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反对专制制度，以中国文化的悠久性反对宗教神学。
二战之前，欧洲学者曾经探讨，世界四大古文明为何只有中国文明屹立至今，他们的结论是：“可能是中国人特别重视家教。”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认为：在科学知识及应用领域，现代西方文明确占优势，但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最高意义的洞察上，西欧文明却远非中国文明那样深刻。他在《中国的问题》一书的第十章中说：“在有益于人类幸福的所有方面，中国文明都优于欧洲文明。在中国，若能获得适当时机，他们就能使自己返老返童，创造出较之西欧机械文明远为优秀的文明。”（理想出版社，第22页。）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1974年在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21世纪”的对话中断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尤其是天人合一式的保持人与自然平衡的和谐（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重视伦理道德和人伦情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连美国前总统布什都承认这点,他在任的一次中国新年时,对华人讲话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很大,其中一个贡献就是家庭伦理。
中国自古便以家庭为社会的细胞，但这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却受到过分的批判。新时期之前看巴金的《家》改编的电影，有几个片头大字：“家，宝盖底下一群猪。”那个时代，对家庭、家族及其文化，都是贬抑的。
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已经过历史巨变，《红楼梦》时代、巴金《家》时代的家长制大家庭已经解体，造成家庭文化负面作用的历史环境和人为因素已基本消失，现在应当重建新型的家庭文化。现在绝大多数小家庭只有直系的亲子关系和一对夫妻关系，培育子女成为生计之外的家庭生活中心。
人之初，从家教始。亲子之互爱出诸人的自然天性，是不计功利的，是不计“支出”“收入”的，与市场上的买卖交易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亲子间的天然关爱和无私的慈孝精神，是其他人际关系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人类爱心的初始种子，也是起点和基石。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也是道德启蒙的起点和基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爱之心，博爱精神，都是这种爱心的推衍和升华。《孝经·天子》云：“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中华文化“立爱自亲始”但从来不停留于“亲亲”，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以家庭和血缘为主导的“亲亲”扩及“仁民”，再扩及“爱物”，乃至具有“民胞物与”（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胸怀。《礼记》说“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人早就把家这个基本关系扩大了，也把人类的爱心和德行由本义属于家庭的亲子之爱，推广到对所有的人、乃至天地间所有的物的更为广泛普遍的爱，把人伦的观念贯彻到天地万物之中。从爱亲走向“泛爱众”，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自然。爱是道德的基础，珍惜这种爱亲的情感体验，把它培育起来，推展开来，就会养成健康发达的爱心和德性。以此为根而繁衍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应是天然而富人性的。情感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如果没有这种淑世情怀，而让单纯“以利相交”、以利益为取舍的处世原则主宰人世，那么，见利忘义的世风就难拂去。重宗教的西方文化借重宗教、教会、教堂、宗教节日来培育道德意识；重人伦的中华文化则依托家庭、家教、家风、祠堂、人伦节日来培育道德伦理。可惜上个世纪经常贬抑伦理文化、轻忽家庭文化，造成断裂，致使我们的新道德建设缺失了一些重要的传统土壤、依托、载体。现在是到了重振伦理文化、家庭文化、人伦节日体系的时候了！
中华文化从来就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对家庭的责任感、整体感中培育对国家民族、对天下的责任感：“位卑未敢忘国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国一体、家国情怀。家庭是培育爱心和责任感的全天候学校，受益的却不仅是家庭，而是全社会，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如果说我们现在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的话，其原因不是人伦道德传统所致，而其原因之一，恰恰是人伦道德传统因断裂而削弱了。现在需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努力来重建，这不是一日之功，这需要通过几代人的持续积累，务使一代比一代强。
近见王岐山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也涉及此：“国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概念，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中国人讲的家既指家庭，又包括家族，家族内外长幼有序，讲究道德礼仪。家国情怀和修齐治平、崇德重礼的德治思想，把社会教化同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要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历史智慧和文化营养。
国史的容量毕竟有限，我们可以重振优良传统，一方面像我们祖先那样发展史乘文化系列：大者有国家的正史，中者有府、州、县各级的地方志书，小者到了社会的细胞家庭，有族谱、家谱,还有个人传记、行状、墓志,以记录人的懿行嘉言,留名传后。一般人进不了国史、方志，也可以在自己家族文化中留下道德精神。近年在镇海招宝山下的乱石堆中发现“镇海李母张太夫人墓表”，这块墓表上刻着1300余文字，记载：张太夫人听说镇海口停了一艘准备开到南洋的大船，里面装的是一批被奸人蒙骗的良家子女，正准备贩运到南洋去做苦力。她连夜多方设法营救，不果，就派人带着银两从南洋把400余人全部赎回。光绪二十四年，浙江大旱，当时无数饥民无法生存，她见状，立即开仓救灾，但还是解决不了数不胜数的灾民，她又购米万斛进行赈济，同时又派子到外地购来大米赈济灾民，无数灾民因此得以活了下来。
像这样的善行积淀成了家风祖德，与血统一起传留后代子子孙孙，绵延不断。这种“三不朽”的意念可以激励人提升生命价值,延伸精神生命。
重建新三伦四节五常
我们的传统美德本来就深深扎根于百姓日用伦常之中，我们的道德建设应当继承传统美德的这一优良传统，从百姓日常人伦抓起，从每个人自小怎样待人接物抓起，下大力气建设新伦常规范。
我们要建设的人伦关系，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双向互惠互动的伦理关系。现代应优先建设三大人伦关系：亲子关系(血缘伦理)、夫妻关系(婚姻伦理)、师生关系(层级伦理代表之一)。构建和睦共荣的血缘关系、和美共生的婚姻关系、和谐共进的层级关系。具体而言可落实到：亲子爱、夫妻情、师生义。我们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大力建设好当今的三伦。
西方文化重宗教，这也体现在传统节日文化中。西方传统节日大都与宗教有关，英文holiday或holyday一词是“神的日子”或“奉献宗教的日子”，如圣诞节是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等等。中华文化重伦理道德，中华传统节日的灵魂就是人伦情义，是培育人伦道德的沃土，是人伦教化的好载体。2015年02月17日在春节团拜会上习主席致辞说:“春节是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游子归家，亲人团聚，朋友相会，表达亲情，畅叙友情，抒发乡情，其乐融融，喜气洋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在我看来，这是在新时代重振伦理文化、家庭文化、人伦节日体系的新共识，从领导层扭转过去的认识。现在需要普及这种共识，万众一心共同来重振伦理文化、人伦节日体系。
从2003年起，我在全国政协等处首倡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放假，2008年实现了。现在国家文件列出的七大传统节日莫不传承人伦精神,这里只提一下与三伦直接对应的四大人伦节日：七夕节可叠加中华情侣节；重阳节可叠加中华父亲节；设立以孟母为主要形象代表的中华母亲节（“主要”并非“惟一”），基准日是农历四月初二（可以包容其前后的活动）；恢复传统以孔子诞辰为中华教师节。欲知其详可看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的拙著《传统节日的奥妙》。
从2005年始连续两年我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和全体大会上为老五常“仁义礼智信”隆重正位，现在我们提炼新五常“诚、孝、仁、义、公”，一方面上承老五常并有着自己的内在理路，同时又有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欲知其详可看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的拙著《诚孝仁义公——华人美德新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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