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国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2015年，该课题顺利结项，学术成果将陆续整理推出，以飨公众。
1871年清政府和明治政府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开启了近代中日建交的序幕。但由于对于“邻邦小国”日本不屑一顾，建交后竟无日语专门人才以至无法为驻日使馆选派像样的翻译。直到1882年，驻日中国公使馆才开设了东文学堂，北京、广东也于1897年分别设立了同文馆东文馆。
甲午战争之后，“以日为师”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但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长久以来的优越感依然挥之不去，虽然彼时日本已然崛起，但中国仍未将日本视为真正独立、与己平等的国家，在以“日”略称日本固定下来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继续沿袭以“东”来指代，如“东邦”“东学”“东语”“东文”等。随着新式教育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对外交往日盛所急需的外交及翻译人才培养的需要，各地纷纷设立“方言学堂”（指外国语学堂）。1898年张之洞《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奏请在已有英、德、法、俄四门之外增设“东文”，1903-1904年间，甚至诞生了一批实施留学预备教育的东文专习学堂，如保定公立东文学堂（1903）、四川成都东文学堂（1903）、云南东文学堂（1904）、资州东游预备学堂（1904）。不过当时既无现成可供使用的日语教材，官方也尚未制定出相应的教科书制度。为了满足时代和社会对日语学习提出的要求和希望，解决当时教材匮乏的困难，有留日背景的人士、日本学者、中日两国出版社几方纷纷各施所长，或编写或翻译，或独立或合作，使得日语教材在短时期内就显示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对我国刚起步的日语教育起到了良性的促进作用。
语言教育的共性决定了其教科书无论是传统上的自发、自觉还是依据理论进行的现实实践，往往多以选文系统为主体内容来呈现。然而由于所谓“中日同文观”的认识，国人想当然地以为蕞尔小国的语言易学，功利性地追求速成教育，所以当时以词汇集、会话类为主的日语教材为数居多。这些单纯罗列词汇、短句的日语教材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速成学习的目标，但终因无法契合通过语言学习进而了解文化、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和不能满足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只能是昙花一现。当时另一类也较为常见的语法综合类教材中，“选文”也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部分。随着近代日语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对日语学习认识的加深，读本类型的日语教材呼之欲出，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出版的由内堀维文编著《日语读本》就显得尤为耀眼。
诚如《日语读本》第四册卷末版权页所述，“维文君在山东高等学校教授日文，历年既久，阅历甚深，兹将以其经验所得，编成此书。”内堀维文曾就职于东京高等师范学堂，该校最早开始接收清朝留学生，时任校长的嘉纳治五郎于1902年还曾专程到中国考察教育，后来更是创办了对中国留学生开展预备教育的宏文书院。所以该校教职员工对于中国学生学习日语的需求和困难普遍有所了解，内堀维文本人更是受聘于山东师范学堂担任日本教习，任教数年。《日语读本》“专为中国学生学日本语而设，故与日本国语读本体例不同”，且“编纂是书以教授经验之材料为本”，而且部分已在学校、课堂进行了试用和实验，对于未经检验使用效果的部分，编者也以严谨的态度明确指出，“惟第三卷后半及第四卷未经实验，如有不合之处应俟再版加修订伏惟”。
整体印象
《日语读本》以“读本”为特色，重视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养成，共四册。后三册合计152课（由于第一册主要是假名、文字以及短句，故在此不纳入考察之列）。如果把其中因篇幅过长而跨度为两课及以上的选文都视为同一选文，选文数量也达126篇之多。内容和难易程度方面都比较符合所设定的学习对象和阶段，符合学生的知识基础、心理特点，较好地遵循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学习和认知规律。比如说明或描写很少泛泛而谈，有关动物的选文都尽量设定为与人关联，像《佐藤君の鳥（佐藤的鸟）》（《日语读本》第二册）、《太郎の馬と牛（太郎养的马和牛）》（《日语读本》第三册）等。此外，一些同一主题的选文在不同卷次反复出现，但并非简单重复，而是衔接有序且渐次深入。而选文的篇幅和难度也循序渐进，第四册出现了跨度达到6课之多的长文。
整体看来，第二册的选文以口语为主，篇章较短，难度较低，主要集中在简单介绍自然包括四季、动、植物和涉及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此外，也有一些物品包括对当时而言比较新的如船、军舰、钟表等的介绍和生活常识主要是地理方面的浅显介绍。第三、四册的选文虽然看似庞杂，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以寓言、传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与人密切相关的自然界、日本的概貌、代表性风物以及主要城市、近代实业以及科技成果、古往今来的世界范围内的风云历史人物、西方诸国的代表性都市以及中国的名胜古迹、建筑奇迹的介绍。
由于选文系统的绝对数量多，涵盖面之广和话题之丰富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本国的还是世界的，无论地理、历史还是自然、社会，几乎面面俱到。在体裁上初步呈现出了多样化，如对话、韵文、歌词等都有所涉及。在编排形式上，相较于非读本教材如《东语正规》《东文法程》在选文呈现上多按“人事”“史事”“杂谈”“泰西哲言”或“伊吕波歌”“论语”“孟子”“史记”“十八史略”等分门别类集中呈现不同，《日语读本》不明确设定主题，而是基本与现行的教材一致，即选文都以“课”为单位出现。
立足中国
与日本国语教材的选文多以本国为绝对重心不同的是，由于编者在日本和中国都接触或直接参与了面向中国学生的教学活动，加上自身比较丰富的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使其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从而也较好地坚持和贯彻了立足中国、面向中国学生的编写方针。
《日语读本》在同样对日本的历史和近代的现实大书特书之余，不乏有对于中国的名胜古迹、建筑奇迹的介绍，也包括编者自己的中国一些生活体验。既有雷同于日本国语教材的天皇、皇后和日本的英雄人物如楠木正成、丰臣秀吉等的介绍，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典型代表也多有涉及。杨香的“扼虎救父”、王祥的“卧冰求鲤”、闵损的“鞭打芦花”等代表中国传统“孝道”以及反映杨震的“暮夜却金”、郭隗的“千金买骨”等名臣贤相的高风亮节和睿智诚信的多篇课文，显示了编者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推崇，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助于促进中国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自觉和内省。
重视日本
作为熟悉本国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日本学者，内堀维文对于日本相关选文的处理自然得心应手，为中国学生学习日语和了解对象国提供了丰富而有效的语言素材，客观上有利于学生在精进外语的同时加深对语言对象国的认知。这也是当时其他引进或汉译的读本教材的共同之处。如介绍代表性风物的《日本の風景》《富士山》、介绍主要城市的《東京（一）（二）（三）》《大坂》《京都》《横濱》等等，不胜枚举。我们注意到，相较其他读本如《和文汉译读本》中未作任何修订或改编的《我ガ国ノ気候（我国的气候）》（指日本的气候，卷五）、《日本帝国の圖（日本帝国之地图）》（卷五）的选文，《日语读本》的相关主题则是以《日本の気候（日本的气候）》（第三册）、《日本全国地圖(日本全国地图)》（第三册）的面貌出现的。更加客观的表述也佐证了编者所言不虚，《日语读本》的编写确实以“中国学生”为对象、为准绳的。
与传统的日本国语教科书一样，《日语读本》也十分注重修身和教化，肯定和弘扬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良好品质。如通过有着前因后果的两个人的小故事告诫人们要勤奋不可懒惰的《懶惰者（懒惰者）》（第三册），通过《義侠な少年（侠义少年）》（第四册）和《志の堅い少年（志坚少年）》（第四册）的选文褒扬了具备“侠义”“志坚”等良好品质的少年。更专门有《読書の心得（读书的心得）》（第四册）一文，用“读书如远途旅行”来比喻读书之贵在坚持和日积月累的重要性，鼓励学生持之以恒、坚持不怠地读书，对学生提出了终生学习的希望和要求。
放眼世界
《日语读本》还体现了编者颇具国际情怀并敏于把握时代特征。放眼世界的选文无论从数量还是广度、深度方面衡量都颇为可观。有关于地球表面或是环保话题甚至科普性质的小文章，如《水の旅行（水的旅行）》（《日语读本》第三册）采用了拟人的手法描写水的形态变化，新颖而直观。也有诸如伦敦、巴黎等西方国家的代表性城市的着重介绍。而对于遥远的寒带、沙漠的生活方式更是分别以当地孩子（比如爱斯基摩人）或沙漠酋长之子的口吻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向学生介绍了相对陌生的内容。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不局限于日本本土，有改写自中国《曹冲称象》的篇章（第三册的《象の目方》），也有广为流传的伊索寓言如《狼と小羊（狼和小羊）》（第三册）。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触摸到立体的世界和了解多元的文化提供了可能。另有不少篇幅与近代实业和新兴科技成果相关，包括新兴的交通、通讯工具、各种矿产资源、商业、工业以及各种细分的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如邮局、银行、公司。这些选文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学习的素材，其实应该说通过这样的选文系统，无疑起到了通过这一特定语言接触和了解其他各领域知识的作用，在自文化传承和异文化传递方面有了新的探索和尝试。
不同教科书的选文系统存在差异是显而易见，也是合情合理的。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的《日语读本》并非刻意求变，它的出现是时代和社会需要的产物。从教材本身我们可以窥见编者自身的素养、视界、编写目的以及出版方的意图等，作为一部一百多年前的教材，其中的某些选文难免有缺乏客观辩证的态度和美化、过度褒扬之流弊，但带给我们的启示却是历久弥新的。
（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日语编辑室）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