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作品记：《晚霞消失的时候》

    “手抄本”说的更正

    《晚霞消失的时候》（下文简称《晚霞》），中篇小说，刊于《十月》（北京）1981年第1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单行本。80年代初曾引起轰动的小说，许多已经风光不再，不再被人提起，但《晚霞》在发表后的三十多年里，仍常受到褒贬不一的关注。这部小说在很长时间里，被诸多研究论文和当代文学史称为“文革”后期著名的手抄本小说。但现在证实，所谓“手抄本”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我也是传播这一子虚乌有的信息者之一。80年代末在北大，和90年代初在东京大学讲当代文学，以及根据讲稿整理的《当代文学概说》（1997），和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将它说成“‘文革’后期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作品。另外，一些当代文学史，以及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等论著，也都认为《晚霞》是“手抄本小说”或“地下小说”。最近十多年来，已有不止一位研究者指出这一错误，如乔世华2009年发表于《粤海风》、艾翔2012年发表于《上海文化》的文章。艾翔指出，“大概由于这几部(篇)研究成果的一致认定，尤其是洪史的广泛传播，《晚霞》作为‘手抄本’的‘地下文学’特质在学界及高校师生的印象中己根深蒂固”。

    检讨起来，我当然是资料工作缺乏严谨态度所致。当然，也批判者指出的，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在一个时期存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心理”：秘密流传的、“地下的”作品具有更值得重视的思想/美学价值；在布满裂痕的时代里，时间界限，以及特殊的写作、传播方式具有更高的等级。因此也就乐于去寻找、认定更多的这一类型作品。针对有关“手抄本”的错误，我已告知出版社更正《中国当代文学史》两处地方的表述，即将《晚霞》从“手抄本”的行列中解除。

    当代文学史上的所谓“三部手抄本中篇”，还包括赵振开（北岛）的《波动》，靳凡（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波动》说是1974年初稿，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但具体情形仍有晦暗不明的地方。倒是《公开的情书》的作者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材料。靳凡是北大中文系64级的，本名刘莉莉。除这部中篇之外，在八九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是她和金观涛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述。刘青峰后来谈到，她“文革”开始已经是大学生，并非严格意义的红卫兵。1968年分配到贵州的中学教书，丈夫金观涛则在杭州的塑料厂当工人。她说，1971年林彪事件后，许多人感到迷茫、压抑，“在公开场合，人的内心真实世界，思想，隐藏起来，而交流采取的特殊方式：读书交流、信件往还，来建构一种精神生活”。小说写成后以手抄本形式在清华、北大同学中流传，也通过她妹妹传到在内蒙插队的知青。“文革”结束后有油印本，曾刊于杭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刊物《我们》上，然后才登载于《十月》1980年第1期。不过，这已经是修改完成的第二稿，和“文革”间流传的手抄本肯定不同。因此，即使《公开的情书》曾是手抄本，“文革”后正式发表，即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也难以再是严格意义的手抄本了。这里，要将文学史出版、传播方式的“手抄本现象”，和文本意义上的“手抄本”加以区分。

    持续的关注

    这些小说中，《晚霞》在80年代初影响最大。由四十三封信构成的《公开的情书》也一度有很多读者，在知识青年中反响热烈，但持续时间不是很长。人民大学的程光炜教授2005年在课堂上，讲到他重读《班主任》和《晚霞》的情景。说重读《班主任》感到枯燥无味，而读《晚霞》却控制不住情感：“我是不断擦着流到脸上的眼泪把《晚霞》读完的，心里的真实感受是‘震撼’、‘震惊’，还有‘难受’。那天我坐在自家的阳台上，读完小说已是黄昏，楼下道路上已陆陆续续有住户的汽车从城里返回，是下班回家，给人非常生活化的感受。但我还是陷入在小说的情绪里，拔不出来……”（《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程光炜不是那种见花落泪，望月伤心的性格，也早已离开轻易掉泪的年龄。程光炜归结的原因是，《班主任》写的是“问题”，而《晚霞》写到人；后者不是“伤痕”、“揭露”小说，而是“救赎小说”。

    《晚霞》发表当时，得到赞扬，也受到严厉批评。当年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有“才华横溢，思想混乱”的八字评语。对它的尖锐批评主要是两点，一是“美化罪恶累累的国民党战犯”，二是宣扬了宗教。不过，有宗教界人士和信仰者（如赵朴初）并不认可里面写的是“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影响最大，现在仍被经常征引的批评文章，是王若水的《南珊的哲学》（上海《文汇报》1983年9月27、28日连载，署名若水）。王若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参与起草周扬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的报告，在人道主义论争中发表《为人道主义辩护》的论著，被认为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者之一。按照“当代”思想文化界划界分派的逻辑，他似乎应该支持《晚霞》，但事实不是这样。在异化、人道主义问题上，当年对周扬、王若水的批评，是指责他们剥离具体历史情境，将“人道主义”抽象化；这有点像60年代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批评当时以反思“斯大林主义”为主要动力而出现的“新马”将人道主义当作“意识形态火焰”。但令人深思的是，身陷“抽象化”指责的王若水，同样以“抽象化”的理由批评《晚霞》，认为《晚霞》作者没有很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思考、处理文明与暴力、阶级性与个性、爱和恨、情与理、人与神关系上，用固定不变、抽象的道德、人性尺子去衡量、判断。说起来，对周扬、王若水，还有《晚霞》的历史抽象化的批评，确实于理有据，不过，批评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是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将《晚霞》中的人性论述，从具体情境中剥离，而无视这些论述所由发生的“文革”的历史背景，无视点燃“意识形态火焰”的某种历史合理性。

    《晚霞》的影响，除了“严肃”一面，还有“有趣”的一面。小说虚构的楚轩吾这一人物，虚构的楚轩吾儿子被黄伯韬下令枪决、黄伯韬自杀“以身殉国”的悲壮场景，后来居然在一些网站的历史网页中，以至在若干纪实性的历史书籍（陈冠任的《国民党十大王牌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梅世雄、黄庆华的《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中，原封不动照搬《晚霞》中楚轩吾的黄伯韬自杀的绘声绘色叙述，而且说楚轩吾是25军军长。事实却是，1948年黄伯韬升任国民党扩编第七集团军司令之后，由陈士章担任25军军长；而黄伯韬是自杀还是被击毙，一直没有定论。有知名搜索网站设若输入“楚轩吾”，可以看到这样的显示：“原为国民党国防部高级专员，后任国民党第25军代理军长。其父楚元，原系军阀冯玉祥旧部。1944年洛阳陷落时阵亡”——这段话完全抄自《晚霞》。这个人物词条没有生卒年、籍贯，要是代为添加，那便是：“生于1981年，籍贯北京《十月》杂志，卒年不详”了。历史为文学提供题材，文学转而参与历史叙述，这在中外都不稀罕。不过，时间如此靠近，文学虚构就被作为史料征引，确实相当少见。

    《晚霞》再次被关注，是近十几年；成为思想文化界有关历史记忆，有关当代史和“文革”评价争论的组成部分。由于它既写到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也写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思，就自然被纳入“新世纪”这一当代史争议的潮流之中。涉及这篇小说的重要文章，我读到的有徐友渔的《人道主义支撑在哪里——对五种文学文本的解读》（《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晚霞消失之后的道义》《信睿》2011年第7、8期、陶东风的《一部发育不全的哲理小说——重评〈晚霞消失的时候〉》（《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艾翔的《被话语绑架的历史反思——重读〈晚霞消失的时候〉》（《上海文化》2012年第2期）。这个期间，也发表了对礼平的长篇访谈《只是当时已惘然——〈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2010年第1期连载）。另外，一些研究“文革”文学题材的著作，如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历史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2000）、《重读“文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张景兰《行走的历史——新时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台北秀威2008）等，也讨论了这篇小说。这些论著，对《晚霞》评述的角度、方法互异，思想艺术评价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都聚焦于小说如何处理“文革”的历史记忆，如何看待这一“精神债务”的问题。这正如徐友渔所言，“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但小说提出的问题，争论反映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而且与今日中国充满矛盾的社会密切相关。”

    《晚霞》的艺术的几个特征

    《晚霞》属于文学史上作品大于作家，或是“一本书（一篇作品）作家”的那种情形。“新时期文学”中，《公开的情书》、《伤痕》、《神圣的使命》等都有相似之处。靳凡是很快转到理论、历史研究方面，不再涉足文学创作，卢新华、礼平此后虽说仍有作品发表，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被忽略不计。许多人（读者和研究者）是过了好多年才知道礼平的本名是刘辉宣，知道“文革”发生时他就读北京四中，和北岛同学，是早期红卫兵的积极参加者，流行一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歌曲的谱曲者，知道他80年代还发表有中篇《无风的山谷》、电影文学剧本《含风殿》，并一直在文学相关部门任职……

    在80年代，批评家一般都被《晚霞》表达的观念吸引，近十几二十年来的重评文章，对艺术方面就有较多涉及。有的评价相当低：“毋庸讳言，在今天看来，《晚霞》在艺术上讲乏善可陈”（陶东风）——“乏善可陈”的评语显然过于苛刻严厉。《晚霞》艺术上确有粗糙、明显缺陷之处：节奏缓慢、拖沓；场景、对话描写显得稚嫩；情节上过分的“构造性”等。虽是典型的“写实小说”模式，有的安排和细节描写，并不合乎“写实小说”的情理。第一人称叙事有助于观念表达和情感抒发，但限制性叙事在涉及叙事者未曾经历的事态，而叙述又不打算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时候，就会带来明显的冲突；这特别表现在写抄家和火车偶遇这两个重要场景上。

    《晚霞》艺术的时期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处理“知识”的态度，另一是在人物描写和叙述上的方式。小说借助李淮平、楚轩吾、泰山长老等人物，触及众多重大话题，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而提到的书籍、学派，历史和文学人物，可以开列长长的清单：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杜威、罗素，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印度婆罗门，日本禅宗，清代考据；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莎士比亚（《李尔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中的特洛伊战争，希腊传说，《自然辩证法》《资治通鉴》《清史稿》《庄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章氏丛书》《胡适文存》《大藏经》……无怪乎“今天”的批评家会有这样的感慨：“不少地方像是贩卖阅读‘灰皮书’时获得的思想碎片，知识碎片，似是而非生吞活剥”，“高谈阔论，自命不凡，不可一世，谈的都是惊人大题目，与日常生活隔着十万八千里”（陶东风）。这是有道理的。不过，放在80年代初，高谈阔论“惊人大题目”，是城镇读书热的特征，是当年激动人心的潮流，是对“知识无用论”时代的背离和批判；因而，当年大多读者对此并不反感，反而有激情的呼应。《晚霞》罗列的确是思想、知识碎片，饱读诗书者如王元化、王若水一眼看到其中的“错谬”，却足以吓到我这样的知识贫乏者，让他们体味到书籍、知识的拥有在获得认知、言说、情感超越上的可能和“权力”，感知由此获得的精神富足，以及在面对“文革”债务上可能展开思考面向。

    另一个印象，是存在一个强势的叙述者。“强势”不仅指拥有某种“全知”的视角，而且叙述者与作者，与人物经常重叠，对人物的干预显得“露骨”。“强势叙述”的体现有二：一个是叙述者的自我介入，另一是对其他人物的干预。

    《晚霞》的叙述者又是作品的主要人物。这就存在叙述者的李淮平与被叙述的李淮平之间的关系，这有的论著（张景兰《行走的历史》）中采用了“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概念。《晚霞》里，“叙述自我”者成为“不安分力量”，常常自觉、不自觉化身“经验自我”和其他人物，借他们之口讲述现在自己的观点。叙述者的自我介入，也自然产生对当年事态情状“修改”的结果。这种“修改”，既存在有的批评家指出的反思的削弱（许子东分析了抄家场景的对暴力的省略、掩饰），但也有可能增强反思的深度（火车上楚轩吾与南珊谈话的一幕）。

    至于对其他人物，《晚霞》的干预就更明显。在一些地方，楚轩吾、泰山长老是李淮平（也是作者）的代言人。艾翔指出，楚轩吾对淮海战役的叙述，在心态、语调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失败者的，另方面则是胜利的历史书写者的；“不像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人的记忆”，“正面人物的叙事功能被成功注入反面角色”。这是“革命”、“正面”的叙事话语，与本应是“反动”、“反面”的叙述的置换、混淆。这样错置、混淆，“艺术”上可能是失当，在“历史反思”上的效果却呈现着两面性。

    历史反思的文学方式

    礼平说，写这篇小说是为了反省当年红卫兵行为，因此，作品在这一问题处理上的深度和局限，在不同时间被一再提出。在这个问题上，评论家显然看法不很相同。有将它列入“拒绝忏悔”例证，批评《晚霞》“是一个施虐者编造出来安慰自己良心的故事”；虽然小说要表达一种忏悔意识，但认识的局限和缺乏足够反思，使忏悔像在做表面文章，宗教形而上学的层面，减轻受虐者仇恨痛苦，也让善恶界限模糊，淡化恶行本身。”也有重新检视作品，以及王若水对它的批评，认为《晚霞》对文明与野蛮、历史与道德、宽恕与仇恨、理性与宗教等的观点存在缺陷，但王若水围绕这些问题对《晚霞》的批评也有明显失误；说《晚霞》的思想探索“尽管发育未成熟，却不乏深刻的思想因子”，而王若水反倒抑制了这些“思想因子”的“成熟”。

    这些观点不同的评论，基本上都聚焦于人物言论这一层面。但既然是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很概念化），即使仅就历史反思而言，人物（包括叙述者）的言论并不能说明一切。也就是说，可以、也应该从文本构成的多个层面来观察、体验。这样，《晚霞》在历史反思上的某些超越性，某些常被忽略的复杂、有时也矛盾的方面，才能被发现。当年我读这篇作品曾感动的地方，今天虽然有些褪色，但也未完全消失。比如——

    情感基调。作为叙述者，也是主要人物的李淮平，因过于重视观念，且叙述述过于涣散，人物显得单薄，缺乏层次感。在涉及“文革”行为的反省上也没有达到人们期待的程度。但是，叙述的基调贯穿思考历史和人生的专注和激情；这一点有着同期不少作品未曾达到的深度。1981年，严文井写道：“我们现在各种年纪的好心人，不正苦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思想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作为推动历史迅速前进的动力吗？因此我们查阅经典，回溯过去，捕捉那些已失去的岁月……企图掌握那即将到来的每分每秒，重新布置自己的命运。”这种精神探求的焦虑，在当年的“青年文学”中有最突出表现，却是那些复出作家的“反思文学”欠缺的。除《晚霞》之外，也体现在《波动》《公开的情书》，以及《南方的岸》《大林莽》《北方的河》中。这是一种“不知所终的旅行”。相对于所给出的“答案”，这样的情感基调更值得重视。

    人物关系。前面说过，叙述者的李淮平与其他人物的缺乏距离，有时甚且重叠；导致将“革命回忆录”的叙述方式，移植在设定为“反面”角色的人物身上。不过，和批评者的感受不同，正面、方面界限的模糊，既可以看作思想、艺术的缺失，却也是无意地中超越当代政治、意识形态规范和尺度。在人物关系上，李淮平与南珊的部分有点例外。冰清玉洁式的理想化会让我们感觉俗套，但这体现干预性在南珊那里有很大减弱，出于“畏怯”，叙述者保护着距离，人物的独立性得到一定程度维护。优越的强势的叙述者意识到他与曾经的社会地位卑微者之间的精神差距。这就是清醒而深刻的反思。它的深度，不比直接发言谴责当年的暴力行动弱。人物这一精神位置的转换，南珊在人物价值位置上的“胜利”，意味着对独断教条，对“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已任，自命可以操纵他人”，以至实施暴力的理念和方案的拒绝。

    结构。《晚霞》显得很“古典”。四个“乐章”分别以春、夏、冬、秋匀称安排。“夏”暴烈（事实上，“文革”的暴力也集中在这个季节。诗人多多有诗句：“八月是一张残忍的弓”）。明净的秋放在最后，看起来好像就要落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俗套。所幸的是他没有这样做。情爱固然落空，宽恕的期待也未得到。南珊的回答，以及叙述者的“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因为她的心从来就不曾在那件事情上徘徊过”议论，常被看作宣扬虚无主义，对历史责任的回避。但我感动的是当年作品中不多见的自尊，而叙述者也保护着这种尊严。尊严固然需要他人的承认，给予，但同样重要是，也必须把轻蔑和侮辱交还给他人。拒绝被哀怜、被同情；帮助期待宽恕者认识到应超越那种肤浅、廉价的“赎罪”表达。南珊的态度，提示历史经历者的反思（不论当年处于何种位置），首先要回到个人，回到自我，经过自我辨识、否定，以建立历史的主体性。否则，只能是外在观念、姿态的变戏法般的翻转。

    经历过“文革”的巴金先生应该早于我们许多年就深切认识到这一点。这也许是这位早年巴枯宁崇拜者，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却把大量精力都付与《往事与随想》（赫尔岑）翻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