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农的日记中我看到,他之所以能从灯红酒绿中超越、在钱缰利索中解围,是因为他的生命有定力,即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生活理念: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理直气壮地朴素。所谓从商为文、以商养文,文商并举。在这个理念支配下,他选择了一种自适的生活方式,即:“朝起临商海,暮归耕书田”。
记不得是何时与古农相识的了。虽然相识很晚,也就是近几年的事,但给我的感觉,却像是与生俱来的交往,因为志趣相同,不必问来路。
那年他做《书脉》,不知他从哪里知道了我的通信地址,不声不响地把刊物寄来。好像他知道自己所办刊物的品位,有足够的自信,知道我会被吸引,不发宣言,兀自寄。《书脉》办得精致、精雅、精当,就是读书人喜欢的那种,我便耽读不止,宝爱之。在一个时候,他猝致大函,要我“赐”寄几篇书话,他要为我编一特辑。我不禁暗喜,毫不犹豫就寄了,因为有《书脉》的铺垫,便深以为幸,来不及矜持。待刊物寄来,不仅文字照登,还配以我大部分著作的书影,感到他很熟悉我的创作,已把我视为同道,在他的家门口,等着我到来,并在正厅上看座,招待以醇酒香茗。
后来他与南京的一家报纸合作,把《书脉》办成了公开发行的、报纸型的《书脉周刊》,且风生水起,在读书界颇有冲击,引众人瞩望。又一个时刻,他又猝然来电,要在《书脉周刊》上再为我做个书话专辑,让我隆重登场。是刊有杂志样相,首页登巨幅彩色人像,使亮相的人有大师风范,颇让人膨胀。我暗自揣摩,觉得他的这个做法,表达的是他以读书为贵的情怀,是在向真正的读书人的生命寂寞致敬。从那时起,我对他肃然起敬,觉得他是在红尘滚滚中的一个稀有品种,纯粹的读书种子。后来我开通了微信,看到他的微信名号,居然是“书鱼子”,不禁莞尔。他不过是个小人物,却有那么大的文化担当,试图以一人之力,开国人的“书脉”,不啻是一个以文学为信仰的当代的堂吉诃德。
之后,他的这种担当,又扩展到了日记文学领域,不仅编《日记报》(并主持河北《藏书报》上的《日记周刊》版),还推动济南大学泉城学院成立了中国日记教育与日记文史研究中心,规划建设了中国日记资料馆,还策划出版系列日记丛书。其最著名的出版行为,一是在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系列日记研究丛书,计有《日记闲话》、《日记序跋》、《日记漫谈》、《日记品读》等;二是与海天出版社合作,持续推出日记文学代表人物的压卷之作。至今已经出版十几卷。在十年间,还组织举办了五届全国日记文学论坛。在日记文学领域他有着不没之功,有公认的“符号”影响。
我与日记文学的亲密关系,也是因古农而生。以往,我对日记的写作,只是兴之所至,偶然为之,并不把它当作“正业”,甚至还多有鄙薄。就是这“偶尔”的文字,居然被他发现,三年前,他致函于我,要我为他在海天出版社主编的日记文丛整理一部个人日记,以“壮大”阵容。他情之殷殷,话语恳切,我无法拒绝。但我的存货不多,难以成卷帙,他说,你可以新写,我耐心地等。他的等待,疑似索命,我便放下别的写作,以每天的生活为经,以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纬,拼命“创作”日记。不期兴致大开,一发不可收,一年下来,竟得字五十万余,已远远超过丛书规定的十五万字的规模。待回头翻检,发现,这已非一般意义上的日记,而是内涵宏富的“思想录”。由此,顿生野心,索性放开去,学顾炎武、巴金的榜样,写一部属于自己的“日知录”、“随想录”,使其成为文坛的一个特殊的存在。有了这样的目标,我把确立了大思想文化散文的写作架构,朝着自成系统的方向迈进,内容涉及历史人文、时代风潮、个人情感、人生体验、大地道德、社会观察、读书心得、百姓生活、文化批判等各个方面,在无所不包的广阔疆域上,纵横驰骋、任性挥洒。之所以依然采取日记体的写作样式,是为了使创作具有强烈的现代感、现场感和及物性、灵动性,以避免泛论和空论,做到我笔写我心,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既本真,又独特,更有生命的温度和质感。
三年下来,就有了煌煌三大卷、近一百五十万字的《石板宅日思录》、《石板宅日思录续录》和《石板宅日思录三录》的出版。所以,我在第五届全国日记文学论坛上我说道——
以往不写日记的时候,每天的经历、发现和感悟,灵光一现之后,马上就忘了。写日记之后,每天的观察、感悟、体验,包括阅读所得,都能够借助日记的这个载体,存留下来,使曾经有的生命定格在册页之中,让人有了来路和存在的证明。所以日记是一个很好的精神载体,它是一种心灵的储藏器、感情的展览馆和思想的备忘录,它能提升一个人的生命品质,从自然生物状态质变到灵魂生活状态,使人真正成为万物之灵。如果说,没有精神生活记录的生命等于虚度,那么,我五十三岁的人生历程,前五十年近乎白过,只有这后三年才有了真正的灵魂生命,而这一生命的诞生,古农先生是催生婆,所以我感激涕零。
这次,他要出版他2005年、2006年的日记,起名为《半生活,边角料》。读他的日记,我心中陡升大波澜:他虽然胶合于书,并以文为贵,实生活却极为入世,甚至有些凡俗。作为公司经营者,他要算计投入和产出、制作和销售,还要在竞争中寻求生路,还要处理棘手的劳资纠纷,他的生活节律是忙的,他的内心秩序是乱的,与读书为文所需的从容和宁静是背离的。因为人只有远焦虑和惊恐才能静,只有静下来才能读与思。然而他还要二者同治,其背后的承担,是巨大的纠结,甚至是痛苦的围困和尖锐的撕裂,若没有坚定的意志和坚韧的神经做支撑,很难处置得当。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禁不住对古农生出大感慨、大敬佩。因为多年后,他有了在读书与经商二者之间游刃有余的生命状态,而且没有沦落为脑满肠肥、浮华拜金的小商人,反倒把自己成就为唇红齿白、抱朴见素的文学赤子。
从他的日记中我看到,他之所以能从灯红酒绿中超越、在钱缰利索中解围,是因为他的生命有定力,即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生活理念: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理直气壮地朴素。所谓从商为文、以商养文,文商并举。
在这个理念支配下,他选择了一种自适的生活方式,即:“朝起临商海,暮归耕书田”。
自适的起点是“不适”,不适的化解,是他笃信并践行诗人里尔克之所说:“挺住,便意味着一切!”久而久之,便成了生命的惯性,就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左右了。一如他所说:“我发现,骨子里的文人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很难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朝起临商海,暮归耕书田。虽然‘贰’,但彼此调剂,白天能专注于工作赚钱,夜晚能沉淀自己于闲读和日记,反省自己。可能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习惯,很难改变。”
从古农身上,有力地验证了一个说法:生命的存在也是一种惯性的成长过程,一旦习惯了,繁也是简,纠结也是和谐,困苦也是喜乐,便风流有自了。
尽管纸上的格言十分典雅,但他的“成长过程”毕竟是异质并行的状况。实际上,充满了陷落与回归、放弃与坚持、迷惘与笃定、趋时与脱俗的相互纠缠,灵与肉总是处在反复撕扯之中。也就是说,他的生活状态充满了大进退、大起伏、大跌宕、大反复。放在一般人那里,这种之“大”,到了最后,只能是生命的大痛苦,而对于选择了灵魂生活的人,就是大福了。因为大的生活反差和大的灵肉撕扯,正可以生成纷繁复杂的精神图谱,正可以获取丰沛充盈的生命感受,如果再施之以笔,必定是一个巨大的书写空间,笔下的文字,必定会充满了在场的质感和锥心的痛感。而古农的日记正是这种“质感”和“痛感”的记述,因而它区别于一般的日记文字,是一部有关精神涅磐的大书。便一卷在手,堪可读。
狄金森说,灵魂会自己选择前行的伴侣;《圣经》说,上帝寂然如鼠伏;庄子也说,圣人贵夜行。连缀起来,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寂然”与“夜行”,正是灵魂生活的状态,它远离红尘的纷扰和白昼的喧嚣,自觉地从世俗生活中出逃。所以,古农的“贰”,没什么不好,它暗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精神操守,是一种向“贵”而生的宿命选择,心安就是了。还有,有鄙人陪伴,你何孤之有?拈花微笑,自信满满,兀自前行就是了!
《半生活,边角料》,古农著,江西高校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