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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很多作家获得诺贝尔奖后便再无大作问世，有的人早已江郎才尽，有的人失去了写作的动力，甚至有人，如汉姆生，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懦弱，越来越反动。
六十三岁的土耳其大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是个例外。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第十年，我们看到，他不仅创作不息，在公共事务和言论自由的议题上发言不止，还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上不断靠拢进步潮流。
这十年间，他逐渐深入劳苦大众，关心妇女解放，接连出版三本小说新作——《纯真博物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和《红发女人》。
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宣称自己手头还有十本小说要写。
《怪东西》最畅销
《瑞典日报》的安德森·比约克曼（AndersQBjörkman）刚刚前往伊斯坦布尔拜访了帕慕克。
帕先生的家位于城内欧洲一侧的吉汉吉尔，书房整面墙开了落地大窗，景致惊人，近观可见树冠、拜占庭老教堂的圆顶和清真寺的宣礼塔，远眺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对岸的亚洲。
在3月13日刊出的长篇访谈中，帕先生告诉瑞典客人，他初到此地时，吉汉吉尔形同大妓院，遍地妓女和易装癖，画家们闻风而至，然后是古董店和画廊，后来房租大涨，画家无力承担，纷纷外迁，但帕慕克有钱，仍旧咬牙坚持。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未以他出身其中的尼尚塔什富家子弟为主人公，而是重点描写来自安纳托利亚农村的民工梅夫吕特，迄今已在土耳其卖出二十五万册，创下帕慕克作品在本土市场上的销量纪录，他认为这一成绩应部分归功于主人公贴近土国大众。
八十年代的时候，帕慕克的母亲曾经一往情深地怀念过“农民进城并毁掉都市”之前的伊斯坦布尔多么美好。但帕先生说，他讨厌那个环境，因此离开了尼尚塔什和区内的资产阶级奢侈品商店，有心负起人文责任，最终动笔描写工人阶级。
“钵——扎！”他学着街头酒贩的吆喝，在比约克曼面前这样叫了一嗓子。
帕先生的小说新作《红发女人》刚刚在土国上市。“跟土耳其记者谈到这本书时，我指出，将来我想再女权主义一些。”他说。
此处所指，大概是今年二月初他接受土国《新闻报》采访时所说：“年纪越大，我就越想成为女权主义者。”
巴巴杀子，子杀巴巴
《红发女人》分三部分，仅二百页出头，回溯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伊斯坦布尔，少年杰姆的巴巴开药店，亲近毛泽东思想小组，惨遭政府抓捕和酷刑折磨。巴巴失踪后，十六岁的杰姆趁高中放暑假，跟随马哈茂德师傅外出打井。师徒之间更像父子关系，前者话事，后者服从。杰姆后来分析土国巴巴的地位与作用时看到，到处都是巴巴，“国家巴巴，真主巴巴，帕夏巴巴，黑手党巴巴；在这个国家，没有人离开巴巴还能活下去。”在库尤朱给纺织厂打井期间，杰姆爱上了一个红头发的三十五岁已婚妇人，红发女也喜欢他，约他看戏，并在少年酒后与之欢好。杰姆开始无法忍受马师傅的责骂，某一天失手，大泥桶直坠二十米，砸中正在井底找水的马师傅的头。惊惧之下，少年丢下不知死活的马哈茂德，慌里慌张逃上了开往伊斯坦布尔的火车，光阴如箭，他成了前程似锦的好学生、成功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与漂亮的艾谢结了婚，但弃师自保的负罪感挥之不去，又苦于无法生育，红发女的儿子恩维尔却在多年之后突然出现，他手里的枪造成了另一次误杀。
小说借杰姆的回忆和红发女的讲述，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菲尔多西《列王纪》中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交织一处，化用巴巴杀儿子，儿子杀巴巴的主题，暗合东方与西方、父与子、独裁与自立、国家与自由之间的冲突。
新新女友
《红发女人》封面采用了罗塞蒂1860年的画作《心后》，原作本来是为英国纺织厂老板奥尔达姆·希顿的妻子所画，后来改以伊丽莎白·西德尔为模特，重绘一幅，作为罗塞蒂与她万古流芳的婚像。自幼习画的帕慕克必然从中得到启发。虽然红头发在土耳其人中并不常见，但帕慕克告诉《新闻报》，他的密友、与他同年出生的土耳其社会学家尼吕费尔·格莱（NilüferGöle）就是有名的红发女。
话虽如此，帕慕克生活中的伴侣已另有其人。她叫阿斯莉·阿克亚瓦什，海峡大学毕业后留美复归，现任职于私立医院。2014年某个冬夜，有记者拍到阿克亚瓦什随帕先生返回寓所，他在楼下很不高兴，一脸“你瞅啥”的样子，阿小姐从镜头前经过时，还放下头发遮住了脸。但去年四月，再有记者在吉汉吉尔街头远远拍到二人夜游，吃冰淇淋，这一次大作家心情不错，叫住记者说：我知道你在做自己的工作，来来来，我上前摆个姿势给你。于是他与阿小姐手举蛋筒，微笑着摆拍了合影（右图）。
阿克亚瓦什已与帕慕克公开生活在一起。另一次媒体街头抓拍所得，可见她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右右图），并据此猜测帕慕克已经再婚。
在土耳其，也有反帕慕克的媒体声称，他一出书就换女朋友，明显是为了搞营销。照这种说法，《纯真博物馆》上市时，他与印度作家基兰·德赛出双入对，甚至带着德小姐跑到中国，《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版，就换了阿斯莉·阿克亚瓦什，《红发女人》登场，又祭出尼吕费尔·格莱教授。问题是，帕先生后面还有十本书要出，如果保持这样的战术，再老当益壮，他恐怕也难吃得消。
韦院士公开表扬
“我想通过这本书传达的信息是一个少年在父亲不在的情况下寻找强大母亲的过程。”帕慕克在上个月告诉土国媒体，“我自己也更喜欢强大而聪明的女人。”
《红发女人》是帕慕克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但他的写作生涯远没有结束。
“我现在有十部新小说的构思，我必须想法子找出时间来写。”他对《瑞典日报》说。
帕慕克勤奋工作的态度和追求进步的精神让诺贝尔奖的主事者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瑞典学院院士佩尔·韦斯特贝里去年春天在《瑞典日报》撰文时，便以帕慕克为例，反驳作家一得诺贝尔奖便完蛋的神秘定律。
帕先生也高兴，并特地让该报的比约克曼给韦斯特贝里带话：他已经把韦院士的表扬印到新书封底上了。
今年一月，帕慕克告诉土国《自由报》，他的下一部小说已定名《瘟疫之夜》（VebaGeceleri），像《我的名字叫红》一样，属历史题材，只是不再以伊斯坦布尔为故事发生地，计划2017年秋天上市。
《红发女人》之前的帕慕克所有小说均已在中国出版。陈竹冰译《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刚刚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名下发行。
《怪东西》入围了2016年布克国际奖的复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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