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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3月09日 星期三

    追“风”之路,我的《辞海》情缘

    张忠强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3月09日   14 版)

        我是山东平度一个农家子弟,通过台阶式的教育考上大学,继而于1998年走上工作岗位。学生时代常常看到老师们的案头几乎都摆放着一部厚厚的《辞海》,听老师们讲,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是为众多求知者、尤其是知识分子解疑释惑的“老师”,也曾听说,我们平度有一位著名学者是编纂《辞海》的重要人物。

        2009年春,出于对家乡的一片热忱,毫无文学功底的我,心血来潮想写一篇《平度赋》,这要涉及诸多平度山川、人文和历史人物。于是,登门拜访了平度多位文化老人。这些老人提到平度名人,都不假思索地说:“就文化贡献来讲,平度现当代最了不起的人物当属罗竹风先生,他编纂《辞海》,功在当今,利在千秋。”我这才知道编纂《辞海》并担任常务副主编的罗竹风是我们平度人。

        一天,妻子收到友人赠送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一部1999年版的《辞海》(缩印本),内附字条:“祝爱学习的你们,乘《辞海》之舟,破浪前行!”翻开这厚重的大部头的工具书,“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的字眼赫然入目!刹那间,我被亲切、自豪、景仰的情愫所包围。由《辞海》开启了我的追“风”之路,我逐渐成了罗竹风迷。

        我淘来罗竹风专著《行云流水六十秋》和《罗竹风纪念文集》等书籍,仔细拜读了《实践是检验辞书编辑工作的唯一标准——〈辞海〉修订工作20年》《〈辞海〉是怎样修订的——漫谈〈辞海〉的性质和历程》《修订〈辞海〉的前前后后》《〈辞海〉1989版的编辑方针和出版意义》等文章后,我才知道《辞海》成书不易——走过“大跃进”“文革”等动乱的年代,搞学术研究往往会被戴上莫须有的帽子,诸多专家学者都是戴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开展工作的。《辞海》,不仅是一部以字带词的综合性工具书,更是一部饱经沧桑的“史书”。

        2011年,我随平度电视台赴上海拍摄“罗竹风诞辰100周年纪录片”,并荣幸地见到了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先生。谈起罗竹风与《辞海》时,他说:“罗老与《辞海》缘分深得不得了,他从1957年参与修订直到去世一直是《辞海》的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他是唯一从头到尾审阅《辞海》全部稿件的领导人。”

        巢老讲的几个小故事让我难忘:一是罗老给他写信用“您”称呼他这个晚辈,并鼓励他在辞书出版社长久干下去;二是“大跃进”时期,《辞海》修订过程中,有人建议大搞群众运动,想突击完成编撰任务,罗竹风面对诸多压力说:“有些事不能光靠人多,八亿人、九亿人能把卫星扔到天上去吗?编《辞海》不能靠人海战术,要依靠知识分子,走专家路线”;三是当编辑1979版《辞海》时,国家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在罗竹风赴京请示未果的情况下,主编夏征农、副主编罗竹风毅然自寻出路,决定由巢峰起草《〈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这一文件率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提法。巢峰的朋友劝他“莫为天下先”,巢峰把此话转述给罗竹风时,这位老革命说:“编《辞海》没有舍得一身剐的精神行吗?大不了再被打倒,顶多再做一次牛鬼蛇神。文王拘,演《周易》;仲尼厄,作《春秋》。没有这种精神,绝不可能成就权威巨著。”没有对广大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怎会铸就“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罗竹风说:

        对于稿件,要像况钟断案时的千斤笔那样,不轻易下笔修改,意见用铅笔、浮笺标明,以便相互研究。要多思考,多揣摩,然后再决定怎样处理。修订《辞海》是一项重要科研项目,必须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决不能掉以轻心,潦草用事。写一篇文章,作者可以任意发挥,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也就行了。但是辞书的条目,字数有限,而又要给读者基本的和必要的知识,并且尽量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言简意赅,不蔓不枝,把释文限定在叙述具体内容的范围以内,做到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这对培养实事求是、认真严肃的优良作风,是大有帮助的。(罗竹风,《〈辞海〉是怎样修订的——漫谈〈辞海〉的性质和历程》,《行云流水六十秋》,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533页)

        上海之行,让我深深体悟到《辞海》的丰富内涵和每一版修订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此后,我陆续购到了1979版、1989版和2009版《辞海》。我从多个版本中查疑释惑,对比分析。我也期待着有一天会收全《辞海》的重要版本,把1936版和1965版辞海(未定稿)也摆上书橱。另外,我还经常买来《辞海》作为礼物送给爱学习的同学和朋友们。

        当今是互联网时代,有了疑难问题,更多人是上网一“搜”,得到的答案也似乎琳琅满目,我却更愿意找我最可信赖的老师——《辞海》。《辞海》帮我答疑解惑,精当准确,“有问题,查《辞海》”,成了我的口头禅和习惯。有一次,我查“克己复礼”,解释是:“约束自己的视听言行,以回复和符合于‘礼’的要求。”我忽然想:这“回复”应该是“恢复”的误写吧。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对妻子说:“没想到《辞海》也会有错误!”但接下来我发现:“回复”是“恢复原样”的意思。我心有不甘,又拿出《现代汉语词典》,查到“回复”的第二种解释为:“恢复(原状)”。哦!“回复”和“恢复”通用,而且“回复”用在“克己复礼”的解释上更为恰切。《辞海》没错,是我太孤陋寡闻了!这只是我用《辞海》事例之一。

        平度一中是罗竹风读中学时的母校,我曾在学校的“竹风报告厅”给学生们讲罗老的故事,讲到当年《辞海》紧俏,人们需要用结婚证当凭证购买《辞海》时,600人的报告厅里师生们发出惊叹声。在平度市文化部门召开的集思会议上,我提出平度的街道应该设“竹风路”和“辞海路”的建议,得到领导的认可。

        随着对罗竹风的深入研究和相关资料不断搜集,近几年,我成了平度的“竹风通”。平度的文化老人们,尤其是罗竹风的生前好友孙志斐和山东大学的周怡教授,鼓励我写一部《罗竹风传略》,让更多的人了解罗竹风和《辞海》。我从2015年3月开始动笔,当写到“罗竹风与《辞海》”一章时,我深感资料的匮乏,除《行云流水六十秋》《罗竹风纪念文集》和《罗竹风画传》外,我买了《辞书研究》,拜读罗老在病榻之上写就的《辞海六十年》;我又买来李春平著《辞海纪实》,几乎是一夜之间读完全书。

        2015年是《辞海》动议编纂100周年,2016年是《辞海》出版发行80周年,罗竹风离开我们也已经整整20年了。谨以此文献给我最崇敬的罗竹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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