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结构中的中国文化角色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优劣的争论，已经持续了百年之久。如何在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中，认识东西方文化的角色、性质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以帮助人类为未来的继续生存做出最佳选择，这是一个新的命题。本世纪初兴起的新国学运动以及日益高涨的中华文化复兴的呼声，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就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而言，犹如人身之肢体，有正脉，有支脉，这两个系统是相互配合的。正脉贯通人体主干——即从头顶百会到腿间会阴的任督二脉；支脉则贯通于四肢。正脉主生命，若断必死；支脉主生产，断则致残，会使生活质量下降，但不至于危及生命。坚守道义原则、以人类万世太平为终极目标的文化，即可视为正脉。中国文化便是其代表；坚持利益原则，以发展、创新、竞争、超越等为生存手段的文化，即可视为支脉，欧美文化便是其代表（注意：这里谈的只是“代表”，而无排他性）。

    之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正脉，主要在于它植根于人类道德性的自觉，是对人类善性的发现与培植，有一种向善与向上的力量在导引着，而这也是人类独具的品性。人类从自然界走出，依靠两种力量，一是智慧，一是道德。“智慧”使人类在力不及虎豹、捷不及禽兽的条件下，能够战胜自然，创造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道德”使人相互之间以诚相待，协同合作，构建了人类最初的社群和组织。

    就道德而言，人最初构建群体组织，依赖的便是一个“诚”字。所谓“诚”，就是“真实无妄”。《礼记·中庸》说：“不诚无物。”“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换言之，天地间若没有了诚，万物不能生，人类无以成。我们习惯上用“淳朴”“憨厚”“赤子之心”形容人的纯正的德性，这正是对人类初始行为状态的表述。所谓“人心不古”，则是对世人丧失淳朴之心的感叹。儒家所强调的“礼”，便是建立在作为“天下之大本”的“诚”的道德意识基础上的。在政治权力出现之前，有了相互之间的诚信守诺，才有可能出现人类最初的规则和群体，人类社会才能形成。当在国家机器形成之后，是用何种思路和方法维护社会秩序，这便因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不同而有了区别。

    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农耕人群所从事的是培养生命成长的工作，田地里的作物，家圈里的生畜，如鸡、鸭、狗、猫之类等，每一种生命都需要在关爱中才能正常的繁衍、成长。而生物在四季循环中耕种收藏、休养生息的生活节律，又使从事农耕的人群感受到了天人一体的关系，以及“天地信而岁功成”的哲学道理，感受到了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乃是生命与生命间的一种联系。由对生命的关爱而培养的道德情怀，使之相信人皆有向善和向上的良知之心，人间的秩序应该建立在以“仁义礼智信”为原则的道义基础上，由此而形成了十八世纪前西方人眼中的“礼义之邦”。荀子在《礼论》篇中，曾对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的建构，作了理论说明。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实际上是在强调，礼是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纲纪。其功能一是确立尊卑秩序(注意：尊卑是表示上下位置，而不表示价值)，二是制止人的欲望膨胀、人性下坠，最终则实现社会的有序与和谐。“礼”之内核在一个“理”字，故《礼记·乐记》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后期儒学强调“理”，坚持的仍然是道德性原则。

    中国社会长期以“礼”为核心，维持社会生活秩序，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在经验和教训中，选择出的理想的人类生存之道。在东方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放弃“礼”的时代和地区，如战国时的秦国，用“法”代替“礼”，用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代替道义，被中原各国视为“狼虎之国”。秦国凭借着利益煽动起的国民好战热情，获得了一时的成功，完成了统一大业。然而却因道义丧失，在前后兴盛不到一百五十年，彻底消亡。其因丢弃道德导致的民风败坏的后遗症，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吕氏春秋·高义》篇就曾记到了“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的民风。贾谊在《陈政事疏》中更言其教训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责让）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亡几耳。”弃仁义，泯是非，行法治，逐利益，结果得了天下，坏了风气，国家走向强大而威盛一时，而生民则失去幸福感受苦不堪言。这种教训使得汉初百余年间的士大夫群体，在对秦二世而亡的思考中，不断探讨历史的运动方向。在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中，知识群体在其智慧的充分发挥中，基本达成共识，最终选择了以道义为核心价值的经典文化体系，走上了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的治国道路。在这个价值体系中，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教化，向上和向善。“礼，敬而已矣。”（《孝经》），“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在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中，建构起和谐的社会秩序。正因如此，在“礼”的坚持中，中国及东亚国家才平稳地走过了两千多年。虽然此间也有过战乱、饥饿，但不至于危及于人类的生存。经社会动荡而恢复和平后的选择，仍然是以“礼”为主导的治国安民方略。由此，“礼”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虽然这条道路在近代受到挑战，但作为人类一条健康的生存之道，人类在今后的进程中还会继续完善，因为它代表了人类正确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人性发展的方向(我这里所说的人性，是指人独具的品性，而不是人兽共有的被当代哲学家称作“人性”的那种东西)。人类只有在道德原则的坚持中，才能继续生存。一旦这条主脉中断，人类就会走向消亡。

    之所以说欧美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支脉，因为这种文化所关注的主要是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利益占有。这种文化以商业文明为基础，其价值取向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满足人的欲望。但这种满足，是以舍弃人间道义为代价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过：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反映了西方文化支配下的思想家的认识。在这里，人的道德理想自然没有了意义，牺牲道德便成合理的行为。在这种文化体系中，人的潜能会被彻底激活，同时人的动物性的一面所表现出的丑恶的东西也会被合理化，在集团内部可通过法制给予底线制约，维护社会秩序。但在集团与集团之间，如国与国之间，所谓的法制、民主皆丧失作用，而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以强凌弱，包括侵略等非道义行为则被认可。这是中国历史上秦国人曾走过的道路。这种文化最能体现人类的创造力，也最能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享受，犹如人之双手与双脚最能体现人的本领一样。因此这种文化在当今世界大显神威，其在以利益为核心价值观的导引下产生出的观念、信仰、规则，如民主、法制、科学、自由、人权、爱国等等，被作为普世价值，随着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推向全世界。但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无一不是以维护、获取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为目的的，道义、是非、情理、良知等等，在这里已隐身。并不是这个文化体系中没有道义，而是因“末之强而伤其本，叶之盛而折其枝”。因此当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推向中东时，人们看到的却是战火、恐怖、死亡和难民潮。在美国人谴责别国践踏人权的时候，他们的炸弹却让几十万伊拉克平民从地球上消失。“道义”也只有在强暴者掠夺别的集团或个人利益时，才会反应为人类特有的羞耻感——以对方违背道义、公约为借口，为自己的侵略行径遮羞。德军入侵波兰、日军入侵中国、美国出兵伊拉克等等，无一不是在符合道义、公约的借口下进行的，但借口又无一不是编造出来的谎言。不过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不管在行为上如何，在名义上，“道义”是大家都认可的，是人类的基本原则。这种以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与文化导向，永远关注的是眼下，而非未来；是自我或局部利益，而不是人类整体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从别人手里拿到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把最聪明的大脑用在了杀人武器的研制上。在这种文化的支配下，人类很难获得安宁，而且有可能因心脑供血不足而“猝死”。故而使著名科学家霍金发出了“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100年”的忧虑。

    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东西方文化都是“义”“利”兼存的，只是何为主、何为辅有所不同。第二、中国当下社会基本上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运动的，在西方因为有完善的体制做保证，体现为良性的运动，而中国则处于旧已破、新未立的状态中，故其既不能代表西方文化，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第三、这里所谈的中国文化，是指以五经为核心的文化体系，而非那种在人欲主导下的世俗文化（柏扬《丑陋的中国人》及笔者《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中所批判的便属世俗文化范畴）。西方文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获得了当下大多中国人的点赞，但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加剧，这些却可以致人类之命的。如同人们关注自己的双手甚于关注心脑的健康一样，人们忽略了人类的心脑健康，忽略了中国人为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文明智慧，忽略了这种文明对人类继续生存的意义，这是很让人担忧的。人类要想健康、幸福的生存，还必然谐调大脑与四肢的关系，关注使人生命延续的“正脉”，让这种文化主导人类文化的发展。正脉与支脉的关系，犹如汽车发动机与方向盘的关系。故世界级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