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不配拥有塞万提斯”
今年4月23日是个极为特殊的日子：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和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去世四百周年。是的。1616年，他们死在了同一天。莎士比亚只活了五十二岁，便在中国成了莎翁。塞万提斯长他一轮不止，六十八岁才殁，却很少有人尊他塞翁。西班牙皇家学院（RAE）院长达里奥·比利亚努埃瓦有着同样的担心。在塞万提斯四百周年忌辰即将到来之时，他警告同胞，不要让莎士比亚的辉煌庆典遮蔽了塞万提斯应得的荣光。比院长说，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其“不幸”。
（详见4版）
青年冯友兰人生两次重大选择
离开中州大学后，冯友兰到广东大学任教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去广州，除了践约外，冯友兰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去了解广东这个国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在广州的三个月里，冯友兰看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看到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看到了中国革命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过去绅权打倒官权的革命发展为民众打倒绅士的革命。对于党派之争，冯友兰并不感兴趣。当时一个留美同学桂崇基约他加入孙文学会，他断然拒绝。对于中国革命的变化，冯友兰持保留态度，觉得“可怕”。冯友兰出身于绅士家庭，从感情上自然觉得这种革命“可怕”。但这种“可怕”，更多的还是出于理智的考虑：当官权和绅权被打倒后，一般民众怎么重新组织社会、管理政权？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基本是靠绅士组织起来的。
（详见5版）
“一·二八”抗战中的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1933年10月，戴戟辞去淞沪警备司令参加了反蒋联共抗日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流亡于香港与内陆。后蒋介石赦免其“罪”，委任他为安徽省政府委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戴戟到南京请缨，被任命为不能带兵杀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后又出任皖南行署主任。1940年初，戴戟返回老家安徽旌德兴隆乡大礼村拜祖，祭拜完毕后请全村戴氏族人中的男性喝酒，喝完酒看学生的抗日宣传表演。当台上唱起反映东北沦陷的歌曲“松花江上”时，触动了他心底的隐痛，悲愤之情油然而生。他情不自禁地从席中站起来，对乡亲们说:“我身为一个军人，今天不能在前线杀敌雪耻，反而坐在这里饮酒，真是无颜见家乡父老。我对不起阵亡将士，对不起沦陷区人民，对不起家乡父老。”
（详见7版）
季米特洛夫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究竟如何
是什么原因使季米特洛夫在《毛泽东传》中成了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感到“极为高兴”和“赞赏”的人物？原因十分明显，就是著者在使用史料疏忽大意，造成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3日在“日记”中写道：“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斯托马尼亚科夫来见。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季米特洛夫在这里写得清清楚楚，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做出“好的和乐观”评价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来向他报告西安事变爆发消息的斯托马尼亚科夫。此人当时是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委员长。他在得知蒋介石被张、杨扣押的消息，急急忙忙地跑来向季米托洛夫报告，并谈了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详见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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