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仲起——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颗流星

    现代作家顾仲起，江苏如皋白蒲人，就学于南通师范和黄埔军校，曾入“太阳社”、“上游社”和“血花剧社”（领导人周恩来，成员有陈赓等），并任南通特委军事委员，领导了如皋“五一”农民起义，深得茅盾激赏，著有《爱的病狂者》《残骸》等等。

    关于顾仲起的“出土”，南通新文学史专家钦鸿功不可没，先后写有《太阳社作家顾仲起的传奇人生》和《顾仲起年表》。近来，陈根生等人又撰写了《文坛新秀红色流星》（刊于《南通日报》）等文，从史料角度看，与钦作相比难出其右。笔者（如皋人）近年来收存到顾氏旧著和刊有顾作的民国《小说月报》多期，顾仲起早期发表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小说月报》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小说月报》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期刊之一，相比“学灯”，影响甚远，因此说顾仲起文海扬名始于《小说月报》并不为过。翻阅手头的《小说月报》，郑振铎、茅盾、袁昌英等人关于顾作的评论、附记、通信等是钦文、陈文中偶有提及的，甚至未曾介绍。通过爬梳剔抉，上述作品帮助我们了解到郑振铎诸位名师帮助顾仲起成名文坛的新鲜史料，也算是对钦作的一点补遗。

    郑振铎热心帮助

    郑振铎（西谛）是将顾仲起推向文坛的首席功臣。1923年7月第14卷第7号《小说月报》刊有顾仲起的《深夜的烦闷》，这是他的沪上文坛处子秀。同年8月同卷第8号发表了顾仲起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封信》，再至次年1月第15卷第1号，《小说月报》又先后发表他的三篇短篇小说《归来》《风波之一片》《碧海青天》。大约半年稍过的时间，《小说月报》连续发表五篇顾作，真是难能可贵。首先，顾仲起是新人。其次，顾作档次不低，同时期《小说月报》发表作品多来自名家，有鲁迅、茅盾、周作人、徐志摩、朱自清、叶圣陶等等。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正是郑振铎。

    据《小说月报》目录和内容，《深夜的烦闷》是三首同名短诗（陈文记为一首），兹录如下：一、“横躺在天的银汉，你间隔去繁星们的爱了！”二、“人生的神秘，烦闷的人儿便深知道。”三、“可怜的人儿，你要求爱吗？悲和哀那便爱的结晶了！”新版《顾仲起诗文集》记为“便是爱的结晶了”。三首诗作短小，未曾引起外界太多关注。不过《最后的一封信》《归来》在郑振铎的极力推荐下吸引了不少读者，甚至在两期《小说月报》“泰戈尔号”中也极为抢眼。顾仲起因此扬名文坛。《最后的一封信》是一篇书信形式的自传体短篇小说，描述了主人公青年知识分子顾先生在上海被生活所迫，尝试通过写作谋生，但屡屡遭到编辑拒绝的故事。小说的结局是顾先生在无奈中前往黄浦江，想到了自杀。顾仲起亲自把《最后的一封信》交到郑编辑手中，向他叙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奋斗的历程，并且感慨自己的希望“如同永远陷入黑暗的井中”，那么只有走上自杀之路。数日后，顾仲起又写了一首《园丁——示郑西谛》：“花儿原是开了人们看……园丁呀！你为什么还不来”，盼望得到郑振铎的帮助。郑先生也不负所望，把《最后的一封信》与徐玉诺、俞平伯、张闻天、耿济之等五四名人的作品一起列为第14卷第8号《小说月报》的重点篇目，篇名与作者名一起印在封面上，“顾仲起”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小说月报》封面中。不仅如此，郑振铎还在《最后的一封信》刊印了《西谛附记》，重温了顾仲起送稿的情景，并且坦言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料顾仲起别后第二天，给自己寄来了一封“告别信”：顾君已经上了船，要投海自杀。郑振铎此时颇有悔意，深深自责道：“眼望着一个人跑上井栏往下跳去，我竟不能救他吗？”激情中的郑振铎希冀顾仲起收回决定，平安归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最后的一封信》《西谛附记》见刊不久，读者纷纷来信表达对顾仲起的支持。郑振铎也一一刊载在《小说月报》上。来自南通的南屏是顾仲起的故友（南通师范的同学），1923年春天，顾仲起去信南通，附上他和友人组织的刊物，并向南屏报平安。南屏很快复信，提醒老友小心生活中的种种陷阱，可是顾仲起再没有回信。南屏一读到《最后的一封信》等作品，在同年8月19日就写长信给郑振铎，发表在同年9月的《小说月报》上。在信中，南屏喜忧参半，喜的是顾仲起活着，忧的是“可爱的朋友真实践他的可怕决定了吗？”南屏也向郑振铎介绍了顾仲起的身世，最后向郑振铎问道：“像这样的青年——可造的青年，因为面包问题不能解决，以至一步一步往自杀的道路上走，这是何等地伤心”。

    翰苓与褚保时（善翻译，译著有《银与中国》等）分别在同年8月20日和24日完成了《顾仲起的〈最后的一封信〉读后感》，并得到郑振铎的认同，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翰苓推崇《最后的一封信》的真实性：顾仲起“从每一句、每一字中显出他被残酷的绝望压迫着流下的滴滴的泪和吐出的丝丝的血的痕迹。”褚保时长篇大论，以事为例，以情动人。他反思了自己过去拒绝帮助一位离家出走的热心青年的不可取性，并讲述了杰克·伦敦小说中那位穷水手通过写作成为富人，但最终还是自杀的故事。通过两件事例，他希望顾仲起学会忍受紧迫的生活，因为“别人的哀怜似的同情，总不及自己的坚决的忍耐”；学会生活，放弃自杀的念头，因为“失望时觉得可以自杀，富有时候也可以自杀，那么何必为贫穷而自杀呢？”

    幸运的是，顾仲起于8月13日写了一篇小说《归来》。郑振铎收到《归来》，又写下一篇《西谛附记》。据此附记，自从《最后的一封信》发表后，郑振铎心里非常难过。《归来》意味着顾仲起的“归来”，他没有自杀，郑振铎认定读者知道这个好消息会和他一样快活，所以发表了《归来》。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同样吸引了不少读者。据《刘文岛与革命作家顾仲起的情谊》（刊于2005年第7期《文史春秋》），时在法国留学的刘文岛（爱国外交家）就是读到《小说月报》上的《归来》，与顾仲起接下最初的文缘，最终成为好友。

    1923年至1924年，顾仲起在上海的生活非常贫苦，《归来》之后，他之所以有精力完成《风波之一片》《碧海青天》等作品，多得益于郑振铎的资助。“钦文”有记“如果参照《残骸》中的记述，可能就是此时（笔者注1923年下半年），郑振铎热情地向他伸出温暖的双手，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居住，又把他送进医院治病，对他倾注了满腔的爱。”“陈文”则直接说“郑振铎在顾仲起生病时及时伸出了援手……”后者没有出处，前者留下了考证思路。我翻阅了手头1932年印行的《残骸》（自传体小说），发现钦鸿所言非虚。在书中第3节末尾和第4节开头有这样的描述：“他进了书店C先生的家庭以后，他发热，两眼发花，他病起来了。叶子病复原的时期是在九月的天气……由编辑C的怜爱，将他送在G医院中诊治……叶子出院以后，正是C君结婚的期间，C君将他寄在一个朋友家内居处，C君和他的新夫人到杭州度蜜月了。”在《残骸》中，主人公“叶子”明显就是“顾仲起”。“C君”则是郑振铎（即“西谛”），因为“西谛”的英文名是“C.T”。郑振铎的夫人是商务元老高梦旦的幼女高君箴女士。据郑尔康（郑振铎的儿子）《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故事》，“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与郑振铎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10月。”从名字到婚事，从时间（1923年）到地点（杭州），可见郑振铎应该于1923年下半年给予了顾仲起编辑之外的热心支持，对于顾仲起华丽现身沪上文坛贡献良多。

    茅盾潜心关注

    牋茅盾（沈雁冰）对于顾仲起的关注时间最长。茅盾晚年曾在忆文中记述过他与顾仲起的友谊，并且《幻灭》中的主人公强连长小部分原型就是顾仲起。

    民国《小说月报》编辑前后有五位：王蕴章、恽铁樵、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大量书文均有记载，茅盾是《小说月报》的革新者，于1920年底至1922年，茅盾任职《小说月报》编辑（去职后，任留职商务），续任者就是郑振铎。茅盾在郑振铎之前就认识顾仲起，《顾仲起年表》记述，1921年下半年，顾仲起曾向《小说月报》投稿。茅盾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中也曾回忆，当年“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顾仲起曾经投稿（诗），思想左倾”。可惜的是，茅盾任职期间并没有发表顾作。上文也有清楚的记述，发表《归来》的时任编辑是郑振铎，而由茅盾支付稿费。不过于公于私，茅盾和郑振铎关系在商务都是非常好的，在顾仲起作品初现《小说月报》阶段，茅盾也是了解并且关注的。第一、当《深夜的烦闷》见刊时，茅盾在同期《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海外文坛消息》，两人的名字一前一后印在目录页上。第二、《最后的一封信》发表后，一位失意青年朱立人写信给郑振铎，关于顾仲起的遭遇，他连问郑振铎：“这是谁的罪过呵？这是谁的罪过呵？”信尾真情流露，询问顾仲起的下落：“我今顾不得文字简陋，特写信给你，想你对于他的消息，必能详细告知。”茅盾代替郑振铎回信，立人先生：“仲起君的消息，九号月报内已经提起了（笔者注：《归来》刊于九月号）。他现在好好儿在上海。我恐大家听得这个消息一定很快活，所以带便在此宣告一句。”郑振铎和茅盾共同合作，令许多读者安心，不再为顾仲起的生死担忧。

    袁昌英真心鼓励

    袁昌英很有可能是第一位关注顾仲起作品的女作家。1923年，袁女士已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任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具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同年8月10日，《最后的一封信》才刊于《小说月报》，两日后，即是年8月12日，袁昌英写下了《顾仲起的〈最后的一封信〉读后感》（成为《小说月报》读者评论顾作最早完成的作品）。她声称自己用十二分的热情和血泪读完了《最后的一封信》，认为这篇小说“艺术手腕高超，文字秀丽”。她为此写下：“被残害的顾君啊！你真愤恨极了，竟要跳到江中心去了吗？你被经济压迫得连一元也没有了，真诚就要死了吗？我真佩服啊！像你看死那样高明：‘我死了去，正是把我这绝对不自由的灵魂，还复了我固有的自由的地步’”顾仲君如此见地，令袁昌英觉得他慷慨崇大。她真心希望顾君归来，还要在文学上给我们安慰啊！

    《归来》见刊后，袁昌英又给予了高度关注。1923年10月19日下午，袁昌英独自一人坐在自习室窗前，难忘《最后的一封信》，晚上友人学斌告诉袁昌英，“泰戈尔号《月报》来了，看到了顾仲起君的《归来》，真使人畅然……”没等他说完，袁昌英拿过《小说月报》，细读了两遍《归来》，于次日完成约2000字的《顾仲起的〈归来〉读后感》。在文中，袁女士鼓励顾君归来后要活下去。她以为，顾君首先应该学会担当，蔡元培先生说得好，“厌世而自杀，实为放弃义务之行为”；其次要有勇气，具有“勇毅的精神，向着黑暗的社会里边迫攻”。同年《小说月报》连出两期“泰戈尔号”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的前奏曲。文末，袁昌英借用泰戈尔的名言“贫穷和鲜果一般，把他内部里丰富和新鲜，都隐藏了，都保护了”启迪顾仲起的人生观，希望他懂得“贫穷”的宝贵。

    无论是顾仲起的小说，还是郑振铎诸君的帮助，人性的彰显成为主旋律，这如同中国新文学史夜空中一颗惊艳的流星——短暂的插曲，永恒的关爱，将被世人久久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