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丕到萧纲

    中国文学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工具论传统。“诗言志”（《尚书·尧典》）本来可以是抒发个人情志的，但后来权威的解释总是把这个“志”同政治、教化联系在一起，于是诗歌就成了某种思想或政治的传声筒。汉朝儒生写的《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生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本来未必是工具，而经过“先王”的一番改造利用之后，它就变成了工具；于是后来也就有诗人主动地创作工具式的作品，例如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部分诗，写作目的就在于“救济人病，裨补时缺……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与元九书》），是当作谏书来写的。

    “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意思更明确，“文”是一辆车子，如果它不来运载“道”，那是毫无意义的空车。让文学肩负起道义和教化的重任，在中国文学里源远流长。

    但是也有反潮流而动者，其中有两位中古时代的大人物，都是先当太子后来做了皇帝的，这就是曹丕和萧纲。曹丕当太子的时候写过一篇《典论·论文》，强调作品一定要洋溢着感情，此即所谓“以气为主”；他将作品分为四科八目：“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前三类是应用文，最后一类是纯文学。“气”与“丽”，这就是曹丕心目中纯文学的两个基本点。后来刘勰讲“情采”（《文心雕龙》中有专篇），萧统讲“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都跟在他后面讲这两个基本点。鲁迅先生说：

    （曹）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意见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者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可以论定。

    萧纲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汝年时尚幼，所缺者学。可久可大，其为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面墙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他又说：“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与湘东王书》）做人要讲传统道德，写文学作品则不受此约束，文学作品也无须去讲儒家经典里的什么大道理。他领导的宫体诗运动，完全不考虑让诗歌去充当教化的工具。宫体运动的参加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他也是强调感情和赏悟，矢口不提什么充当工具，用于教化。

    中古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派，后来未成主流，只是作为一股细流或暗流始终存在。花间词、宋人题跋小品、晚明散文、清代游戏文章……这个自曹丕、萧纲以来的小传统，很值得引起文学史工作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