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个书生万户侯”：李雯其人其诗

    在为文学史上的诗人排定位置时，钱钟书先生曾经借用西方的成语，打过一个比方：杜甫无疑是众望所归的大诗人；后世同样被尊崇的王维，与之比起来只能算“小的大诗人”，而与王维并肩者韦应物，则仅作“大的小诗人”。这个巧妙的比方虽几近刻薄，却能生动地反应出，文学史中错落有致的地位生态。若论及近世，前后七子中的李梦阳、王世贞们，可算明代的“大诗人”，公安、竟陵两派中的袁宏道、钟惺辈，大约就是“小的大诗人”。若再谈到明清之际的文坛，钱谦益、吴伟业可算当时的大诗人，云间陈子龙则当得配“小的大诗人”。今天的主角、“云间三子”列第二位的李雯，或许可算作明清文学史上一位“大的小诗人”了。

    李雯（1607-1647），字舒章，上海县（今属浦东）人，明季上海地区著名诗人；清代松江府、南汇、华亭、奉贤诸志，皆有其传记。即便对文学史了如指掌的爱好者们，也未必十分熟悉李雯的著作与生平，不过晚明时几社与“云间三子”的名声，却一定是听说过的。李雯就是“云间派”与“几社”重要成员，当日的知名度并不算低。但他的光芒似乎完全被老友陈子龙掩盖——有时，陈子龙俨然成了“三子”的代表，而另一位宋征舆，更是默默无闻的陪坐。

    诚然，历来的研究视角中，的确有把那几位“青年进士+殉国者”的陈子龙、夏允彝（及其子完淳），简单地代表了明清之际上海的士风。不过夏、陈诸君殒身殉国之英雄气概，固然值得表彰，但像李雯这样身遭家庭变故被迫仕清，最终在痛苦挣扎里，郁郁而终的普通人，未尝不值得关注。尤其李雯也曾以一介布衣，长期关注国家边防、税制以及官僚体制的改革，虽不至于得到“王佐之才”的评价，却也可以被视为一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这比起颜李学派鄙斥的“无事袖手谈心性”而坐视明亡的士大夫，要可贵了不少。

玩伴与党社

    李雯的父亲李逢申（？-1644）1619年中进士后，放宁波府慈溪县令。那时已十三岁的李雯，便随父亲来到慈溪任上；直到十七八岁上下，才回到松江。

    回到松江的李雯，很快与陈子龙（1608-1647）、夏允彝（1596-1645）等组织“几社”，相与讨论科考、时政以及文学创作。因以诗词闻名于世，李雯与陈子龙、夏允彝、彭宾、周立勋、徐孚远（1599-1665）一道，合称“六子”（另有一说是“几社六子”中无李雯而换以杜麟征[1595-1633]）。不过令李雯更出名的，是与陈子龙、宋征舆（1618-1667）一起合称“云间三子”。这些社友间的唱和诗作，被后世统称为“云间派”文学，对清初士风文坛，有不小的影响。

    几社很快成为东南重要的文士团体，不但文学成就斐然，而且注重经世，可证此一组织，是有别于文人空谈的。这些，也与自徐光启以降，今上海地区学术风气的转型，是分不开的。

    比如云间士子编辑的《皇明经世文编》便是一套集中体现上海学人经世思想的学术丛书。就《皇明经世文编》编撰而论，书前方岳贡、张国维序言以下直至陈子龙及宋征璧的凡例，却未见李雯署名的序文，似乎无法窥见李雯在几社中的实际影响，其实不然。《皇明经世文编》第一篇署名方岳贡的序言，其实就出自李雯之手，收入了《蓼斎集》中，作《代方郡侯经世编叙》，可证李雯是此丛书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与这些社友名士在一起时，李雯总有点心事；倒不是因为他有严重的口吃，而是在友朋中间，唯独他科场非常不顺。李家一族中进士林立，而同乡临邑好友陈子龙、夏允彝、吴伟业、陈名夏们个个是少年高中；但“颇有文名”的李雯却是“特殊的那个”；他诗里许多好句，大约也是由这种壮志难酬促发而来的。

    太仓的张溥、张采在崇祯初年，联合江南十数文社，共同组成了“复社”，几社名义上也在其中。陆世仪《复社纪略》里，“青浦籍”下就列有陈子龙、李雯的大名。李雯甚至做过复社大会中虎丘会盟的主持者。

国变之际

    李父逢申，因弹劾过内阁成基命（1559-1635），后被崇祯帝借故下狱，直到大明朝最后几年（崇祯癸未，1643年），才得到平反释放，重新被录用。李雯大约也是在此时，来到北京。除与父团圆之外，更是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召见。但就在李雯刚刚意气奋发，准备为国进言的时候，大明朝就被农民军颠覆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用在国变前后的李雯身上，实在太过贴切。失去效命大明朝机会的李雯，在之后又经历了更多痛苦。首先，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大肆拷掠在京的大明官员。李父死于农民军的虐杀，凄惨万状。孑然一人的李雯唯有伏尸痛哭，手足无措，差点就饿死北京城南。接着，清军入关，降清的士大夫、后来“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1615-1673），推荐已然不名一钱的李雯，出任清廷的中书舍人，后又充顺天乡试同考官。

    顺治四年，李雯就以区区四十一龄客死京城，并逐渐被人所遗忘。但李雯还有几件事，很值得为后人标出。

    第一件，甲申北京城破，李自成部纵容手下大肆拷掠京师官民，尤其以皇亲贵族及士大夫阶层，自不能免。李雯之父逢申遭大顺军酷刑，“身受五毒”（《南汇县志》）、胫骨碎裂而死（《甲申纪事》卷五）。这时的李雯，也已四五日不进食，靠乞讨终日，得一副薄棺盛敛父亲，“朝夕捧一壶浆，跪而奠父前”（《宋征舆行状》）。直到清军入城，已降清的复社同志曹溶见此惨状，出手搭救，李雯才得以保全性命。李雯因守父棺的举动，博得了一个“至孝”的名声。《（嘉庆）松江府志》里记载，松江横云山中有方公祠，是清时邑人祭祀明时郡守方岳贡的，而两位配享的神位，就是李雯父子：“殉难忠臣李若鹤（逢申）”与“孝子李雯”。到了晚清的道光年间，李雯的孝节还得到旌祀孝悌祠的殊荣，入祀松江城中的“忠义孝悌祠”。只是，这一点孝名，是用他留守京师并仕清的代价换来的。

    当然，李雯在国变后最显赫的行为，却不是上述为他赢得荣誉的孝行，而是为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捉刀，写了篇永载史册的《致史可法书》。而且，这篇雄文简直是中国“捉刀史”中，著作权最明晰的一例。

    平心而论，这篇传世的《致史可法书》是颇有其文采气势的，文章中成功将入关的满清，塑造成为明朝复仇的姿态，“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大清是在替天行道。而同时又把矛盾全推到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因为他远在山海关，而且能“独效包胥之哭”，竟然也让大清朝廷“感其忠义”。多尔衮自然是兼顾了明清两朝“累世之宿好”，放下了“近日之小嫌”，所以才出兵关内，“驱除狗鼠”。在多尔衮眼中，以大明举国之力，尚且被潢池小盗倾覆，现在仅靠史可法您老与江左一隅，来对抗大清，显然“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纵观全文理路，一气呵成，纹丝不漏，就算厕于国史中“四大檄文”之列，也未必逊色。

    不过正因为这次天才的笔力，让李雯在遗民圈里，彻底无法立足。入清遗民诗人，将前明时所作与李雯的唱和删去，并借咏陈、夏殉国诸君，讥讽李雯辈，则比比皆是（如方文的《嵞山集》中就有体现）。

复古之才与经世思想

    李雯之诗，因为拟古汉唐诗风的关系，出塞戍边的话题，是他极其擅长的。而且，进入崇祯朝，东北、西北的边患民变，让出塞的主题也有了现实的意义。比如《拟汉横吹曲》里的“鸣鞭过渭水，饮马岀萧关”，或是《杂兴》里“杀人辽海曲，万里无踟蹰”，大有唐人边塞诗人的气格，也很符合大明文人抗击边患的决心。同时，闺怨主题也是李雯所擅长的。比如“莲是藕所为，藕深莲亦长。天故坚人意，使侬迟见郎”（《子夜歌》）；又如 “君归无岁月，妾梦越河深”（《夜夜曲》），仕途不顺如李雯者，尤其擅长用这种宫怨、征妇的口吻，来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安与忧伤。

    李雯的可贵，还不只是一个白面书生，只会作诗诉愁。他与整个云间知识圈，都清楚地认识到文人经世的重要性。除了组织学人一起编选先贤的“经世文编”外，陈子龙、李雯等众多云间士子，对帝国遇到的现实问题，发表过许多自己的见解，这在明清之际好尚空谈心性的风气中，显得颇为难得。其中，李雯的情况又尤其突出；皇皇五十余卷《蓼斋集》中一半多的篇幅是他关于选练、财税、吏治各方面的建议与观点，分布在叙、表、策、杂文等各种文体中。

    在李雯思索的改革诸条之中，他最感同身受的就是选举取士。这位终明都没得到功名的士子，在他关于选举诸策的文章中，本能地痛批大明科考的不合理，尤其在国事动荡之时，应变能力不足。比如在《广材》篇里他就说，大明三年招百余位进士，许多都是酒囊饭袋“庸驽不足道者”，但君主都授之以官，而那些“奇材异能之士，缓急之所赖者，惜此金马一歩地，不少为招而置之，可怪也”。真正有才能的人不能为朝廷所用，这让李雯尤其觉得不平，当然也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在极少数关注国事民生的学者眼里，李雯的经世学问中还是有不少闪光点的。比如顾炎武就关注到李雯改进盐税的提议很有见地。《日知录·行盐》条里说：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

    此说出自《蓼斋集》卷四十五“策五”的《盐策》，是篇万言的长文。其中对江南与边疆的盐税制度实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简介。顾炎武用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及“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等，来形容李雯这种就地定额的改良盐税制度，不仅保证了盐税收入的稳定，也会促进商品经济的流通。李雯此说经顾炎武的发掘，在清代被李塨《平书订》、陈虬《治平通议》、王定安《两淮盐法志》、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等一系列经世之作转引提及。清人对李雯除诗人外其他的印象，大约就是为财政学家了吧。

    不过李雯最为看重、也一直放在嘴边的，就是军事与选练。李雯作诗吟咏过抗倭的新安籍名将胡宗宪、汪道昆（《新安四怀诗》），对练兵也颇有兴趣（《于阅武场观调马者》），这对一位文弱书生来说，虽有些不可思议，但反应出那个时代的一大风气。终崇祯一朝，北方兵事不断，且明军战绩一直不佳，这使得书生们也按捺不住，纷纷投身兵法军事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就在《柳如是别传》里多次调侃钱谦益自诩“知兵”。其实，“兵事”已成为那代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才能。虽然这其中，多半还是出自诗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幻想，李雯也不例外。

    有一件事，李雯是想到了；甚至，如果此事能如愿，则很有可能改变历史。在甲申年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李雯等留京的士子，私下策划迎一位皇子至南京，学肃宗北狩、康王南渡的做法，保留大明朝一线生机。比如他国变后所作《和孝升怀密之韵》的诗中，李雯在“犹思慷慨露桃春，星下盟书定几人”句下注曰：

    甲申春，贼势将逼。与魏子一（学濂）、张幼文、吴介子（尔埙）、侯叔岱（方岩）及雯父子谋，奉一皇子而南。

    南都在甲申国变后，重新立国。因为没有皇子南来，所以在选择储君登基时，产生了极大的内讧。南明在短短数月间，于最富庶的长江两岸、南直隶诸州一溃千里，就是源于对新君主合法性的争执。假如有一位皇子南渡，事情也许会很不同。

    （《李雯集》，收入“浦东历代要籍选刊”，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