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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2月03日 星期三

    一本拙劣伪书骗过了众多出版社与学者

    陈福康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2月03日   15 版)

        1998年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岂有此理》的“古文精译”的书,封面上就醒目地印着“一部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经典”,连书脊上也印上“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经典”。封面上还印着:“作者被三代皇帝定为离经叛道,视为眼中钉/被迫逃亡数十载/真所谓/忠臣贤将不入眼/贪官酷吏任横行/一部/被前清多次查禁的奇书”,“(清)空空主人撰,王建忠译注,冯迪评点”。在王建忠写的《前言》中说:“要考证空空主人的生平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能大致推测他出生于乾隆中期。此人文字练达、老道,绝非泛泛之辈。……甚至惹得乾隆大为光火。……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八十八岁的乾隆寿终正寝,空空主人为《岂有此理》写了自序,匆匆将书印出。……全书按地支次序分为十二部分,……我们未加改动,以此表示对作者的尊重。”《前言》最后还说此书出版得到了蔡晖、苗怀民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过了八年,2006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此“奇书”,仍署“空空主人著,王建忠译注,冯迪评点”。在封面上也醒目地印着:“一部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奇书/作者被三代皇帝定为离经叛道,视为眼中钉,被迫逃亡数十载。”

     

        在这八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至少还有两家出版社竞相出版这本“奇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将它收入其铅印线装的大型丛书《中国历代禁书》第一辑第九十二卷(删去王建忠等人的所谓“古文精译”)。这部大型丛书由“国学大师”季羡林题写书名,各册封面都印着季羡林为学术顾问,李肇翔(网上说此人“获得首届全球杰出华人奖,震惊世界”)为主编。另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官网上可查到,远方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铅印精装的共百卷大型丛书《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这本“奇书”也收在内。这两部大型丛书都是特制特供的“国学礼品书”。

     

        鄙人孤陋寡闻,当年并没看到这本“奇书”。而知有此书时已是2013年,因参加一个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的学术会,看到好几位专家在论文中引用了这本书,并惊喜地得知:原先大家都说最早将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段论述精简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的是梁启超(或麦孟华),现在不是了,而是更早在悠悠百年前的这位“空空主人”,出于《岂有此理》正文的第一句话!于是,会后我就设法找来此书。略一翻阅,深感疑惑,遂与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刘寂潮兄商讨,他也怀疑这是一本伪书。盖我辈长期关注有清文史,从未听说曾有这样一个被“三代皇帝”视为眼中钉,还“惹得乾隆大为光火”的“空空主人”,却能安然“逃亡数十载”,而且还出了书!如此奇人奇事,何以从未载诸史籍、笔记?再说,该书“丑部”题为《正义岂有此理》,“亥部”题为《文化岂有此理》,“正义”“文化”两词如此这般近代用法,在清前期就已有了吗?怀疑之下稍许一查,作伪之铁证就纷至沓来了。

     

        首先,书中大量内容曾似相识,特别是一下子就发现书中大肆抄袭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如“子部”《人死言善》,全抄自该《随笔》卷七《烈皇惨诀》;“丑部”《人佛之间》,抄自《随笔》卷六《和尚破荤》;“丑部”《考弊》,抄自《随笔》卷二《贺知章》;“丑部”《盗亦有道》,抄自《随笔》卷一《郭婆带》;“寅部”《荆卿诗》,抄自《随笔》卷三《荆轲诗》;“寅部”《史不可信(四)》,抄自《随笔》卷二《书词与史笔迥异》;“寅部”《似与不似之间(一)》,抄自《随笔》卷七《古今人比儗》;“寅部”《似与不似之间(二)》,抄自《随笔》卷六《相似》;“卯部”《达人知命》,抄自《随笔》卷七《达语不可为训》;“卯部”《戒纨》,抄自《随笔》卷五《纨绔传》;“卯部”《知县念佛》,抄自《随笔》卷五《县令念佛》;“卯部”《好食说》,抄自《随笔》卷一《异禀》;“巳部”《象棋源》,抄自《随笔》卷一《象棋》;“巳部”《解经喷饭》,抄自《随笔》卷五《讲易》;“酉部”《鬼诗》,抄自《随笔》卷四《鬼诗》;“戌部”《伶谏》,抄自《随笔》卷六《优剧》。以上共落实抄袭《两般秋雨盦随笔》达十六处之多!

     

        须知,《两般秋雨盦随笔》曾得毛泽东青睐,近年许多出版社曾大量印行,决非僻书。查其振绮堂初刻本,书前有“道光十七年太岁在丁酉(1837)夏五月朔表弟汪适孙拜序”,汪氏序中说:“君之书成, 而君之身杳矣。”可知梁绍壬未及看到成书便已谢世,而出书自当在1837年后。然而,《岂有此理》译注者王建忠却说:“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空空主人为《岂有此理》写了自序,匆匆将书印出。”请问王某:此时(公元1799年)这位“空空主人”凭什么法道,竟能抄到要在三十八年以后才问世的该《随笔》?即此一条,就可判定此书必伪无疑了!其他我查到的,主要都是常见的类书和笔记,亦可见伪造者的本事非常一般。如宋代的《太平广记》、明冯梦龙的《智囊补》、明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明张萱的《西园闻见录》、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清戴望的《颜氏学记》、清阮葵生的《茶余客话》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也不想一一揭示了。这本“奇书”的全部内容殆九成以上已可确认是抄撮自他书者。

     

        当然,明清笔记中抄来抄去的现象不为少见;但这本所谓“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经典”则显然不属此类,而是今人蓄意的伪造!书中开头就是“亭林先生曰”“梨洲先生尝曰”,这样将顾、黄两人并提(这在乾隆时是极少见的,我仅知有程晋芳一人而已),无非是想用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的言论来吊起当今一些人士的胃口,显然也算是一招。而更令人气愤和匪夷所思的是,这本《岂有此理》很多地方竟然还抄袭了真本《岂有此理》和《更岂有此理》二书!

     

        原来,清代嘉庆年间,还真的出过一本笔记叫《岂有此理》,《更岂有此理》则是其续书,为同一作者所著,二者均未署名(因此,“空空主人”此名倒是伪造者的“创作”,但也太拙劣了,盖旧时文人自称“某某主人”,这“某某”均为实物,或是书斋、藏书楼,或是什么宝贝,绝不可能将“空空”置于“主人”前的)。该二书绝不是像伪书那样“按地支次序分为十二部分”,而是都分为四卷。真本《岂有此理》书前印“草庐藏版”,《自序》署“嘉庆四年孟夏书”,可知该序作于1799年农历四月;书末跋云“屠维协洽且月戏笔书成”,乃己未(1799)六月。又见一种同版刻本,书前亦印“嘉庆己未孟夏新镌”“绛雪草庐藏版”。可知书当刊于1799年。《更岂有此理》之《自序》署“嘉庆上章涒滩辜月五日书”,乃庚申(1800)十一月五日,可知后者隔一年亦完稿;书前印“嘉庆庚申五月新镌”“绛雪草庐藏版”。书当刊于是年。(又见同版两种重印本:一书前印“嘉庆甲戌新镌”“醒目斋梓”,则刊于1814年;一书前印“道光甲申新镌”,则刊于1824年。)

     

        伪书《岂有此理》既然抄袭了真本《岂有此理》和《更岂有此理》,该伪造者当然是看过真本的。事实上,伪书的《作者自序》就是抄自真本的;但真本序是手书上板,伪造者可能不认识其中的字,或不知道有的地方该怎么标点,就删去了几句话(伪书中抄袭他书的地方亦时有删节,大概都是因为点断不了,于是干脆删去)。伪书中有抄来的《腊八粥》一诗:“霜降牵连五九风,粥名腊八菜名冬。调和百果成佳味,有碗先盛月暴背翁。”注释者不懂装懂,说:“月暴,皮肤坼烈或皱起。老年人后背的皮肤失去弹性,多坼烈和皱褶,所以称年纪大的男性老者为‘月暴背翁’。”乃因伪造者不懂“曝背”一词(原本“曝”之“日”字旁误刻为“目”,但绝非“月”),令人啼笑皆非!

     

        伪书中的《势嘲》《荆轲论》《咏史》《溺爱戒》《活死人说》《人身小论》《书房公赋》《钱铭》《咏钱》《画史问答》《棋谱铭》《酒说》《讨船妓檄》《青楼曲》《鬼论》《升官图》等诗文,据查核,均是从真本两书里抄来的;伪书中的整个“亥部”《文化岂有此理》的两篇赋和十三首诗,更是全部从真本两书里抄来的。只是有大量删节或抄错的地方,而且把真本的篇目次序全部打乱了。

     

        有趣的是,真本《岂有此理》及《更岂有此理》,在清代也确实曾遭到过一次查禁,但绝对不可能有“被三代皇帝定为离经叛道”“甚至惹得乾隆大为光火”这种事情,因为在历代奏准禁毁书目中,该二书影踪皆无。今知,在“三代皇帝”后隔了好几代的同治七年(1868),即真本《岂有此理》及《更岂有此理》出版后近七十年(据考,连作者也死了约五十年后),有江苏巡抚丁日昌在地方上查禁“淫词小说”,曾将此二书列入拟禁书目;翌年,苏郡乡绅余治的《得一录》在苏州得见斋刊刻出版,其中的“计毁淫书目单”中也列入了此二书。此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士绅张鉴呈请地方当局销毁淫书,刊有《劝毁淫书征信录》,内中也列有《岂有此理》。

     

        然而这真是岂有此理!因为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俳谐游戏俚俗之作,或一些对正统说法唱唱反调之文,虽夹有少许略微不洁文字(如《人身小论》),但绝非猥亵一流,最多也就是在正统文人眼里不大“正经”罢了,与“淫书”则是浑身勿搭界的!这两本书本来就不可能印数很多。道光元年(1821)刊行的《皆大欢喜》一书中,还透露了此二书的作者死后,“其家恐以口过致冥责,遂毁其板,欲购而不可得矣”。再加上当地(此书作者是苏州人)官僚、士绅这样一禁,这两本书存世就很少了。但近代以来也颇有人看到过,特别是因为1930年代上海的大达图书供应社就多次铅印过《岂有此理》。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郁达夫、舒芜及李梦生、宁稼雨、辛德勇等人,在文章、书信中都提到过此书。不过他们有的只看过《岂有此理》,而不知道《更岂有此理》。

     

        寂潮兄更查得,1947年上海有一位学者子振(殆为笔名,其人待考)根据顾禄《清嘉录》及钱国祥《三邑诸生谱》、陆懋修《长元吴三邑科第谱》、曹允源《吴县志》等书,考证出此二书的作者是苏州人周宗泰,号(或字)竹君。周氏曾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应童子试,以胡宗师科试吴县栏第十三名入学为生员。后也曾应过乡试,似未售而以诸生终老。该学者子振还指出这两本书中也不尽是周氏之作,偶亦有掇拾旧文者,如《混堂记》一文即出自郎瑛《七修类稿》。

     

        想不到近七十年前已有学者基本考证明白的两部书,在当今却还有人借以伪造,居然还骗过了大师、杰出华人和那么多出版社的编审人员。而那些出版社也实在太好骗了,居然连一张古籍书影都不用看,连一本禁毁书目都不用查,就大张旗鼓地多次隆重出版了一本自称是“古籍整理”的伪书!而且,该伪书又骗过了南京大学、华东师大、苏州大学等名牌高等学府的多位博导教授,在他们的煌煌论文中,都上当而引了这本伪书,用来论证将顾炎武名言最早精简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为此“空空主人”!

     

        我们认为,这是当今学术腐败严重的一个例子,值得人们深思反省。而现在还应该做的,是缉查伪造者!距今不远,应该不难查清。那些出版社也无疑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现在,从中央到各部门都有巡视组,这种丑恶的事件难道不应该追究吗?而伪造者及所谓“译注”“评点”者和出版者所获的不义之财应该收缴,并受到处罚,以儆效尤。否则那才真正是——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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