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不仅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特殊地域的地理、人情以及风俗的图画,再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的乡村变迁史,同时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青年农民的成长史。
然而,主人公林诗阳的成长是极其艰难的,他的生命历程一直笼罩在父权主义的阴影之中。
父权主义不仅构造了家族,亦构造、组织并支配着社会,同时也塑造了社会的心理,被烙入了集体意识之中。比如“父母官”与“子民”这两个称谓,是最明显的例证。
小说中名叫“湖洲”的小小村庄,乃是中国乡村的一个标本,也是父权主义专制下的社会缩影。
三侉子金永顺,不仅仅是湖洲村的村支书,亦不仅仅是金英姬的父亲,还是整个村庄的“父亲”。他可以决定众“子女”的命运,他拥有着绝对的权力,控制着整个村庄。他不近人情地下令船家开船、喝止村民赌钱,他也可以酒后一时兴奋,定下女儿的婚姻大事,剥夺了儿女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
林诗阳的命运更是被牢牢地掌握在三侉子的手中,从做代课教师、当兵、工厂招工到大学复试……无一不由这位专制的“父亲”拿捏在手中。只有当母亲冯秀娟屈从于三侉子的欲望时,也只有三侉子看到他成为女婿的可能性时,加之更高权力者的关注,林诗阳的命运才出现了转机。
在这部小说中,“父亲”的形象虽不尽是面目可憎,但至少是令人不快的。三侉子的专制与为所欲为,沈俊杰的怯懦与自私,虞海涛对权术的操弄……小说中的重要男性角色,几乎都是负面的。除了养父鲍久根,但这个人物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这是权力对人性的腐蚀造成的后果。
作为林诗阳进入官场的接引者——沈俊杰,他亦是一个父权主义的牺牲品。他无法违背父亲的意志,无法跟青梅竹马的冯秀娟生活在一起,由此而衍生出林诗阳与沈涵的“兄妹相恋”,实在是父权主义威权下的一场伦理悲剧。
另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冯秀娟,因为男性权力者低下的文化水平,连自己的名字“冯秀涓”都无法得到认同与保留。为了儿子林诗阳的前途,她不惜违背自己的意愿,委身于三侉子。由此,林诗阳对母亲产生了厌憎之情,与三侉子产生肢体冲突。这是对父权主义最直接最激烈的反抗。
走上仕途的林诗阳,很快便理解权力场的游戏规则,并精于此道。这个反抗父权主义最激烈的人,最终也屈从了。他娶了虞家慧,对于这个老同学,“到底爱不爱她?”林诗阳也无法确定。于是这场婚姻变得可疑,与其说是出于两情相悦,还不如说是一次为了攫取权力的投机。从深层次上讲,这是委身于“父权”,最终将自己也同化其中。
尽管林诗阳有理想、有魄力也有所成就,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的为官之道,处事的方式,无一不合权力之道,此时的他已经转化到“父权主义挑战者”的对立面。他无法打破这个魔咒,他成了他早先的“对手”。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一味地责备林诗阳。
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尽管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而我们则从未摆脱数千年来父权主义的巨大阴影,未进入“现代的文明社会”。父权主义这个阴魂依旧缠绕着这个民族,久久不愿离去。
所以,这部小说隐含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基调,其反映的现实令人无比震惊,这是作者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也是这部小说深刻性的一种体现。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作为新一代的女性代表叶梦虹,充满个性解放,敢做敢为,敢于表达自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是对父权主义的一次“逆袭”?叶梦虹的登场,预示着父权主义出现了裂纹,是其解体的前兆?但是叶梦虹利用手中的权力,反过来又“压迫”家族中的男性金兆喜等人。所以,这看起来更像是父权主义统治的一种变异形式,并不能以此为证,得出父权主义统治终结的结论。
《垛上》在塑造人物、叙述故事的同时,亦探讨了父权主义对生活形态与心理结构的巨大影响,这是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应加以特别关注的。